据何启治撰写的《〈围城〉曾经沉寂30年》一文介绍，1946年2月25日，《围城》始刊于《文艺复兴》。在该期的“编余”中，李健吾表达了发表《围城》的欣喜之情。6月，仅看了前三章的邹琪就在《小说世界》里对《围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作者钱锺书散文写得字字珠玑，这些东西搬在小说里还是一样灿烂可爱。”这是第一篇评介《围城》的文字。1947年5月，《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文艺复兴》刊载了《围城》的广告：“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当然，并非所有的接受者都看好《围城》。方典（王元化）就将《围城》视为“香粉铺”，因为“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这里没有可以使你精神升华的真正的欢乐和真正的痛苦，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霉雨下不停止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唐湜指出小说的结构如“一盘散沙”。无咎（巴人）干脆否定了小说的立意与人物的价值。熊昕更指责作者脱离大众的态度以及不敢正视现实与人生的创作动因，认定这书依旧是失败的，而它的效果，甚至是有毒的。正当接受者欲就《围城》的文本价值展开进一步交锋时，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钱锺书与他的《围城》随之沉入地下，直到30年后——1979年，夏志清专章称赞钱锺书其人其文并高调断言“《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后，才重新激活并促了内地钱锺书与他的《围城》研究的反冲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