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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