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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核电企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企业群之一。但在2011年8月,德国政府宣布:在2022年前陆续关闭德国境内的17座核电站,彻底放弃核电。一位德国核电发电厂总裁说:“我们谈的不是小数字,而涉及数千亿欧元。”如果政府决定放弃核电,德国的核电企业面临着一个痛苦的选择,德国的电力来源结构面临着重大的转变。总体上看,这些改变只是近期措施,远期的目的是德国期望构造自己的战略优势。
核事故的风险太大,人类无法控制,民众安全第一,坚决放弃核电。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决定逐步放弃核电,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德国弃核愿望已有50多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西德就能听到对核电的各种担心。到了60年代,弃核力量曾经导致几个核电项目未能通过。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使德国弃核力量逐渐强大。直到2002年,德国停止使用核能的法律生效。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灾难更加坚定了德国弃核的决心。虽然德国还没有发生过海啸或大地震,但是日本的那种灾难可能在任何地方重演。核电站可能是安全的,但没有人能担保核电站不会受到自然灾难的冲击。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德国核电站虽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但在日本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竟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事。“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在情况不确定的时候安全为首”。根据德国原子能法,在核能不受控制以及不能排除对民众产生安全伤害的情况下,必须停止使用核设施。
2010年9月,德国政府曾改变政策,把核电企业最终的退出时间从2022年延长到2036年。这个决定遇到了反核力量的强烈反对。2011年日本核灾难的发生,使默克尔政府的核电政策又回到了2022年的期限上。这反映了德国政府对民众意愿的重视和回应。有人说,默克尔尽管从整个国家经济稳定性出发需要延长核电的服务期限,但为了选票,只能让步。从党派博弈来看似乎是这样。但德国的“选票”是什么?是民意。哪个政党执政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无论什么样的政府,官意都要适应民意,都要解决民众提出的重要且普遍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有多难,都要想办法解决,否则,民众就不需要这个政党或相应的政府。就这个意义上看,选票使“为人民服务”在德国变得明确具体、切实有效。2011年的日本福岛教训了全世界,但只有德国不但彻底关闭了原来的8座核电站,而且将剩余的9座核电站重申在2022年前彻底关闭。在对待核电的态度上,德国选择了“以民为主、彻底放弃”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充满了巨大的挑战,但其治国的基本理念、能源供给的前瞻性和政策的坚定性为世界竖起了一个榜样。
选择可再生安全能源,扩大风能太阳能的能量,填补弃核后的电力需求。
彻底放弃核电后,需要有新的供给来源填补弃核后的能源需求。常规的办法是通过扩充水电、火电等能力,或者购买欧洲其他国家的电力进行补充。但德国水力资源不丰富,火电需要燃烧更多的煤炭和天然气,这都不是可持续的途径。德国选择的是建立新的技术基础,通过加大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进行补给。这种选择并非福岛事故之后才开始,而在10年前就有了基本方向。2002年,德国停止使用核能的法律生效,禁止新建核能发电厂,核电比例受到控制并逐年下降。近10年来,可再生能源逐步上升。2001年,德国核能生产的电量为1710亿度,占德国总电量的29%,核电比例达到高峰。2009年,德国总电量为5970亿度,其中核电有1350亿度,占总量比例的22%。从2000年开始,10年中,太阳能发电的装机能力由2001年的195兆瓦增加到2009年的9677兆瓦,能力增加48倍。风能发电能力从2001年的8734兆瓦增加到2009年的25813兆瓦,能力增加2倍。2010年,来自风能和太阳能的电力占德国总电量的8%多,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占总电量的8%多,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电量的17%。德国政府计划在核电退出之际将这个比例增加一倍,达到35%。在2022年前,风电和太阳能电作为发展的重点,主要承担核电退出需补给的20%左右电力的任务。
如果重点发展风能和太阳能,那么,17座核电企业怎么办?如果政府政策合理并坚持推行下去,企业必须改变自己,否则,环境会对核电越来越不利。核电企业可以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进行业务改造或产业转移。同时,政府必须考虑企业的转换成本,帮助企业平稳过渡。企业垮了,造成过多的失业和税收的大量减少,对政府也不利。政府协助企业,尤其是大型核电企业进行能力转移。例如提供优惠的资金政策和税收政策,还有技术支持等,减少转移中的振荡。如果能够实现技术、企业的转移,那么,在能源结构上,德国又作出了一个先例,这就是一个工业大国不但选择了可再生清洁能源,更重要的是选择了可再生安全能源。“可再生安全能源”将引导21世纪的能源思维。
推进技术创新,促使德国赢得新的技术能力,获得战略优势。
弃核将迫使德国迅速地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由于风能和太阳能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会经常出现电力供应的稳定性问题。如果风能电力、太阳能电力比例较高,一旦出现失衡,整个电网的稳定供电就会受到很大威胁。所以,德国电网改造的基本要求是在风能和太阳能一旦失衡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正常供电。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缓解这个矛盾的办法之一是将风电、太阳电或其他电能多余的能量存储起来,在供电不足的时候使用,这样,风能和太阳能就可以成为电网的主力能源。当然,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日本已经在研制大容量蓄电池系统,美国也在考虑建造地球轨道太阳能供电的可能性。但是,一直到今天,大规模能量存储技术仍在研究开发之中,目前还无法满足电网调节的实际需求。德国必须解决这些技术及组织问题,才有希望进入可再生安全能源阶段。技术研发有自己的周期。在2022年到来之前,德国必须找到一条途径,解决弃核后的电力供给失衡问题。战略性的办法是先通过周边国家的电能进行本国的电能调节,同时加大力度进行风电技术、太阳能电力技术、电能储存技术、电能并网协调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尽快解决技术问题和电网协同问题。 弃核后,经过德国创新的电力供应技术结构具有战略意义。这种意义,若干年后才能见结果,但它表达了德国期望的一个技术飞跃。德国联邦的一位环境官员说,如果德国及其8000万人民能够实现向无核经济体的飞跃,那么,德国就会成为向可再生能源有效过渡的第一个工业大国。这位官员的话表达的是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在今后几十年里给德国赢得新的技术能力和新的出口市场,使德国成为具有新的战略优势的国家。虽然前进方向面临种种挑战,但德国许多有识之士坚持认为目标可以实现。
坚定地降低成本,将弃核后的供电成本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使德国成为更有战略优势的国家,并非易事。因为关闭核电站,实现供电技术结构的转化,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供电成本的可接受性。到2011年,德国已经关闭8座核电站,其余9个核电站将从2015年开始逐步关闭。这就是说从2011年开始,就要为4年后供电技术结构的转变做准备。为此,需要增设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发电设施,新建燃气电厂,建设新的输电线路,扩建国家电网,研发和建设蓄能项目等,还要考虑过渡期间新的突发需求造成应急困难。这些都会导致投资成本的增高,导致德国电价的增高,进而影响民众生活和德国产业的竞争力。德国面临着除技术可行性外,还要考虑风能太阳能经济上的可行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问题。德国产业界对放弃核电后的重要顾虑之一就是对产品成本的影响,民众担心由此引起的生活费用的提高。民意是德国弃核的政治基础。放弃核电,德国民意可能不是问题。据报道,德国80%的民众支持弃核,但弃核后的供电成本关系企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经过测算,各种系统性的改造及投资,有可能使德国电价格提高8%。又据相关方面测算,由此每个家庭每月会多支出3欧元左右的电费,大约相当于一杯咖啡的费用,这样看,居民承担的成本费用并不算高。当然,系统改造后的实际结果究竟怎么样,还要看若干年后的情况。现在来看,德国政府必须保证电力价格不会长期上升,保证电力成本将来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不但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将影响核电转向可再生安全电源能否成功的关键。
德国决定弃核,其他发达国家还在犹豫,等待下一个危机的教训。
当地震与海啸侵害日本福岛一号核电站之后4天,3月15日,德国就暂停了国内8座核电站的运行。6天后,5月17日,德国国会就德国的核电前途问题进行大辩论。5月30日,德国宣布将停止运行的8座核电站彻底关闭,其余的9座核电站也将在到2022年之前逐步关闭。德国决策之迅速与坚定,令伙伴国家感到意外。
有人说,德国的决定是“情绪化”的,迟早会后悔。还有人说,德国需要和其它国家商量,在其它国家同意的情况下,放弃核电。欧盟能源源委员会官员也希望德国不要再单干,建议德国政府能够同欧盟委员会以及邻国协商弃核计划。这些看法和建议都有它的根据。但是,德国被迫选择了单干。因为德国周边及欧盟多数有核国家并不认同德国的决策。除德国外,欧盟还有13个国家有核电站。其中,法国58座,英国19座,瑞典10座,西班牙8座,欧盟共有143座核电站在运行。在发展核电的态度上,占欧洲核电站一半以上的法国和英国都坚定的表示要继续发展核电。更有甚者,2012年,波兰宣布将在德国与波兰交界的边境城市建设核电站。之前,捷克已经宣布要在德国和捷克交界的边境城市增建2个核电站。我们不能干预每个国家决定本国能源结构的权利,但对于德国,在上述情势下,只能自己先干起来。现在看来,即使德国实现了能源的技术转型,但仍然处于周边增建核电站的核风险之中。德国也并非完全孤立,在福岛核灾难事件之后,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也表示要逐步关闭核电站。
德国从危机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和政策。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还在等待着下一个危机的教训。现在的问题是德国必须使自己的决定具有说服力,德国的压力和挑战不是和伙伴国家商量要不要弃核,而是要联合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加快研制效率更高更稳定的风能、太阳能技术,蓄能技术,电网调节技术,关键是要解决弃核后的一系列转换问题。惟有转换成功才能为现在的难题提供最有力的答案,才能为今天的单干找到最有力的理由,才能真正获得新的战略优势,才能真正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愿有更多的国家走出来,共同实现向可再生安全能源的转移。
张国有,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10月生。经济学博士。专业领域为企业管理及战略经营。研究的重点是战略竞争力和成长机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组成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曾到俄罗斯、美国、德国等高等院校进行学术研究或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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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5日,日本最后一个核反应堆、属于北海道电力公司的泊核电站3号机组停止运营。至此为止,日本54座核反应堆全部停止运营。这是日本40多年来第一次告别核电,从一个对于核电依赖约30%的核电大国,彻底蜕变成一个“零核电”的国家。据介绍,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东海核电站于1966年开始商业运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关西电力公司和东京电力公司竞相建设核电站,其他公司也不甘落后。到了90年代,除冲绳电力公司以外的全部9家电力公司都拥有了核电站。这些核电站在2010年度提供了日本26.4%的电力。日本大地震之前,日本全国有30多座核电机组处于运转状态。据报道,日本各家电力公司虽已通过加强火力发电等方式应对核能的短缺,但仍然难以抵住巨大的电力缺口压力,在7月1日又重启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接着还会有核电机组重新开启。这个变化引起了德国的重视。
核事故的风险太大,人类无法控制,民众安全第一,坚决放弃核电。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决定逐步放弃核电,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德国弃核愿望已有50多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西德就能听到对核电的各种担心。到了60年代,弃核力量曾经导致几个核电项目未能通过。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使德国弃核力量逐渐强大。直到2002年,德国停止使用核能的法律生效。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灾难更加坚定了德国弃核的决心。虽然德国还没有发生过海啸或大地震,但是日本的那种灾难可能在任何地方重演。核电站可能是安全的,但没有人能担保核电站不会受到自然灾难的冲击。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德国核电站虽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但在日本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竟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事。“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在情况不确定的时候安全为首”。根据德国原子能法,在核能不受控制以及不能排除对民众产生安全伤害的情况下,必须停止使用核设施。
2010年9月,德国政府曾改变政策,把核电企业最终的退出时间从2022年延长到2036年。这个决定遇到了反核力量的强烈反对。2011年日本核灾难的发生,使默克尔政府的核电政策又回到了2022年的期限上。这反映了德国政府对民众意愿的重视和回应。有人说,默克尔尽管从整个国家经济稳定性出发需要延长核电的服务期限,但为了选票,只能让步。从党派博弈来看似乎是这样。但德国的“选票”是什么?是民意。哪个政党执政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无论什么样的政府,官意都要适应民意,都要解决民众提出的重要且普遍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有多难,都要想办法解决,否则,民众就不需要这个政党或相应的政府。就这个意义上看,选票使“为人民服务”在德国变得明确具体、切实有效。2011年的日本福岛教训了全世界,但只有德国不但彻底关闭了原来的8座核电站,而且将剩余的9座核电站重申在2022年前彻底关闭。在对待核电的态度上,德国选择了“以民为主、彻底放弃”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充满了巨大的挑战,但其治国的基本理念、能源供给的前瞻性和政策的坚定性为世界竖起了一个榜样。
选择可再生安全能源,扩大风能太阳能的能量,填补弃核后的电力需求。
彻底放弃核电后,需要有新的供给来源填补弃核后的能源需求。常规的办法是通过扩充水电、火电等能力,或者购买欧洲其他国家的电力进行补充。但德国水力资源不丰富,火电需要燃烧更多的煤炭和天然气,这都不是可持续的途径。德国选择的是建立新的技术基础,通过加大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进行补给。这种选择并非福岛事故之后才开始,而在10年前就有了基本方向。2002年,德国停止使用核能的法律生效,禁止新建核能发电厂,核电比例受到控制并逐年下降。近10年来,可再生能源逐步上升。2001年,德国核能生产的电量为1710亿度,占德国总电量的29%,核电比例达到高峰。2009年,德国总电量为5970亿度,其中核电有1350亿度,占总量比例的22%。从2000年开始,10年中,太阳能发电的装机能力由2001年的195兆瓦增加到2009年的9677兆瓦,能力增加48倍。风能发电能力从2001年的8734兆瓦增加到2009年的25813兆瓦,能力增加2倍。2010年,来自风能和太阳能的电力占德国总电量的8%多,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占总电量的8%多,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电量的17%。德国政府计划在核电退出之际将这个比例增加一倍,达到35%。在2022年前,风电和太阳能电作为发展的重点,主要承担核电退出需补给的20%左右电力的任务。
如果重点发展风能和太阳能,那么,17座核电企业怎么办?如果政府政策合理并坚持推行下去,企业必须改变自己,否则,环境会对核电越来越不利。核电企业可以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进行业务改造或产业转移。同时,政府必须考虑企业的转换成本,帮助企业平稳过渡。企业垮了,造成过多的失业和税收的大量减少,对政府也不利。政府协助企业,尤其是大型核电企业进行能力转移。例如提供优惠的资金政策和税收政策,还有技术支持等,减少转移中的振荡。如果能够实现技术、企业的转移,那么,在能源结构上,德国又作出了一个先例,这就是一个工业大国不但选择了可再生清洁能源,更重要的是选择了可再生安全能源。“可再生安全能源”将引导21世纪的能源思维。
推进技术创新,促使德国赢得新的技术能力,获得战略优势。
弃核将迫使德国迅速地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由于风能和太阳能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会经常出现电力供应的稳定性问题。如果风能电力、太阳能电力比例较高,一旦出现失衡,整个电网的稳定供电就会受到很大威胁。所以,德国电网改造的基本要求是在风能和太阳能一旦失衡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正常供电。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缓解这个矛盾的办法之一是将风电、太阳电或其他电能多余的能量存储起来,在供电不足的时候使用,这样,风能和太阳能就可以成为电网的主力能源。当然,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日本已经在研制大容量蓄电池系统,美国也在考虑建造地球轨道太阳能供电的可能性。但是,一直到今天,大规模能量存储技术仍在研究开发之中,目前还无法满足电网调节的实际需求。德国必须解决这些技术及组织问题,才有希望进入可再生安全能源阶段。技术研发有自己的周期。在2022年到来之前,德国必须找到一条途径,解决弃核后的电力供给失衡问题。战略性的办法是先通过周边国家的电能进行本国的电能调节,同时加大力度进行风电技术、太阳能电力技术、电能储存技术、电能并网协调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尽快解决技术问题和电网协同问题。 弃核后,经过德国创新的电力供应技术结构具有战略意义。这种意义,若干年后才能见结果,但它表达了德国期望的一个技术飞跃。德国联邦的一位环境官员说,如果德国及其8000万人民能够实现向无核经济体的飞跃,那么,德国就会成为向可再生能源有效过渡的第一个工业大国。这位官员的话表达的是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在今后几十年里给德国赢得新的技术能力和新的出口市场,使德国成为具有新的战略优势的国家。虽然前进方向面临种种挑战,但德国许多有识之士坚持认为目标可以实现。
坚定地降低成本,将弃核后的供电成本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使德国成为更有战略优势的国家,并非易事。因为关闭核电站,实现供电技术结构的转化,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供电成本的可接受性。到2011年,德国已经关闭8座核电站,其余9个核电站将从2015年开始逐步关闭。这就是说从2011年开始,就要为4年后供电技术结构的转变做准备。为此,需要增设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发电设施,新建燃气电厂,建设新的输电线路,扩建国家电网,研发和建设蓄能项目等,还要考虑过渡期间新的突发需求造成应急困难。这些都会导致投资成本的增高,导致德国电价的增高,进而影响民众生活和德国产业的竞争力。德国面临着除技术可行性外,还要考虑风能太阳能经济上的可行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问题。德国产业界对放弃核电后的重要顾虑之一就是对产品成本的影响,民众担心由此引起的生活费用的提高。民意是德国弃核的政治基础。放弃核电,德国民意可能不是问题。据报道,德国80%的民众支持弃核,但弃核后的供电成本关系企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经过测算,各种系统性的改造及投资,有可能使德国电价格提高8%。又据相关方面测算,由此每个家庭每月会多支出3欧元左右的电费,大约相当于一杯咖啡的费用,这样看,居民承担的成本费用并不算高。当然,系统改造后的实际结果究竟怎么样,还要看若干年后的情况。现在来看,德国政府必须保证电力价格不会长期上升,保证电力成本将来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不但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将影响核电转向可再生安全电源能否成功的关键。
德国决定弃核,其他发达国家还在犹豫,等待下一个危机的教训。
当地震与海啸侵害日本福岛一号核电站之后4天,3月15日,德国就暂停了国内8座核电站的运行。6天后,5月17日,德国国会就德国的核电前途问题进行大辩论。5月30日,德国宣布将停止运行的8座核电站彻底关闭,其余的9座核电站也将在到2022年之前逐步关闭。德国决策之迅速与坚定,令伙伴国家感到意外。
有人说,德国的决定是“情绪化”的,迟早会后悔。还有人说,德国需要和其它国家商量,在其它国家同意的情况下,放弃核电。欧盟能源源委员会官员也希望德国不要再单干,建议德国政府能够同欧盟委员会以及邻国协商弃核计划。这些看法和建议都有它的根据。但是,德国被迫选择了单干。因为德国周边及欧盟多数有核国家并不认同德国的决策。除德国外,欧盟还有13个国家有核电站。其中,法国58座,英国19座,瑞典10座,西班牙8座,欧盟共有143座核电站在运行。在发展核电的态度上,占欧洲核电站一半以上的法国和英国都坚定的表示要继续发展核电。更有甚者,2012年,波兰宣布将在德国与波兰交界的边境城市建设核电站。之前,捷克已经宣布要在德国和捷克交界的边境城市增建2个核电站。我们不能干预每个国家决定本国能源结构的权利,但对于德国,在上述情势下,只能自己先干起来。现在看来,即使德国实现了能源的技术转型,但仍然处于周边增建核电站的核风险之中。德国也并非完全孤立,在福岛核灾难事件之后,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也表示要逐步关闭核电站。
德国从危机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和政策。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还在等待着下一个危机的教训。现在的问题是德国必须使自己的决定具有说服力,德国的压力和挑战不是和伙伴国家商量要不要弃核,而是要联合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加快研制效率更高更稳定的风能、太阳能技术,蓄能技术,电网调节技术,关键是要解决弃核后的一系列转换问题。惟有转换成功才能为现在的难题提供最有力的答案,才能为今天的单干找到最有力的理由,才能真正获得新的战略优势,才能真正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愿有更多的国家走出来,共同实现向可再生安全能源的转移。
张国有,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10月生。经济学博士。专业领域为企业管理及战略经营。研究的重点是战略竞争力和成长机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组成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曾到俄罗斯、美国、德国等高等院校进行学术研究或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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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5日,日本最后一个核反应堆、属于北海道电力公司的泊核电站3号机组停止运营。至此为止,日本54座核反应堆全部停止运营。这是日本40多年来第一次告别核电,从一个对于核电依赖约30%的核电大国,彻底蜕变成一个“零核电”的国家。据介绍,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的东海核电站于1966年开始商业运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关西电力公司和东京电力公司竞相建设核电站,其他公司也不甘落后。到了90年代,除冲绳电力公司以外的全部9家电力公司都拥有了核电站。这些核电站在2010年度提供了日本26.4%的电力。日本大地震之前,日本全国有30多座核电机组处于运转状态。据报道,日本各家电力公司虽已通过加强火力发电等方式应对核能的短缺,但仍然难以抵住巨大的电力缺口压力,在7月1日又重启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接着还会有核电机组重新开启。这个变化引起了德国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