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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党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的体现方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重要政治活动，具有统一思想、决策部署、宣传动员等功能。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这个时期召开的各级党代表大会，发挥了特定的政治功能，如指明工作方向、实施政治动员、促进政治建设、解决现实问题等，特别在扩大红军、动员选举、促进苏维埃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党代表大会;政治功能
[作者简介]黄文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党史。（江西南昌 330022）
中国共产党的会议脉络，是呈现党的发展历程的重要窗口。党代表大会是党的会议中最具代表性的会议，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承载着特定的政治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完成。中央苏区时期召开的各级党代表大会，在扩大红军、动员选举、促进苏维埃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选取了1930年10月3日至1934年1月为研究的时间范围，以三次重要党代表大会作为典型案例，对此期间的历次各级党代表大会的政治功能进行初步探索。
一、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代表大会述略
本文根据现有资料统计了22次党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限于资料的缺失，可能远不止于此。一方面，据“三大”党章规定：“各区每三月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1]根据会议要求，会议召开次数应远不止22次。另一方面，从史料来看，中央苏区时期的部分会议记录可能存在空白状态，或有待发掘。
根据现有的关于中央苏区革命的史料，也受限于笔者对史料的掌握程度，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在《红色中华》《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等几套权威资料中，对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这三次会议的记录相对详细且全面。从区域来说，江西苏区党组织在当时算得上是“苏区党的组织中最强大与工作上最先进的一个”[2]，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后，闽西是福建省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闽西苏区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创建的，在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此，从史料分析的可行性来说，这三次会议的记录具有可分析性;从党的组织和根据地建设情况来看，这三次会议具有代表性。故选取此三次会议，分别从会议召开背景、内容等方面探析其政治功能。
（一）中共闽西第二次黨代表大会
1930年7月8日至7月20日，中共闽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龙岩列宁学校召开，历时13天。出席人数包括：省委代表1人、特委常委6人，龙岩、上杭、永定、连城、平和、长汀6县代表共64人，旁听22人，共93人。但根据当时会议日刊记载，依照拟定的代表会资格审查条例，龙岩代表陈寿山、永定代表范金华、永定代表卢煌才3人被开除代表资格，故当时参会人数应是90人，代表约10000名党员。
1.大会召开的背景
此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一方面主力红军入闽后，闽西革命根据地获得了极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1929年4月前后有蒋桂战争，十一月以后又粤桂之战;1930年5月到10月之间更有规模巨大的蒋、冯、阎大战。在此时期，国民党各派系军阀为了应付大战的局面”[3]，放在闽赣两省的军事力量则较为薄弱。根据毛泽东当时确定的“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4]的战斗原则，当时闽西的重要任务应是巩固闽西根据地，同时巩固和扩大主力红军。这也是大会召开的主要背景。
2.会议主要内容
一是政治问题。大会围绕“革命高潮的表现、到来的原因、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意义”等中心问题，将政治问题分为“目前政治形势与闽西斗争前途”“过去斗争经验”“今后工作任务”三大部分进行讨论。确定了“扩大到东江去”，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总路线，明确了肃清命令主义之方法是“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坚决反对富农、党员生活群众化，反对工作人员官僚化和加紧群众政治教育，建立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5]
二是扩大红军问题。大会第7天，确定了扩大红军的意义是为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并强调要提高群众和红军政治教育，明确各级党组织的任务是使工农踊跃加入红军和实行工农群众军事化。
二是讨论党组织问题。大会列出了十条关于“今后组织任务”的工作方法，特别讨论了如何扩大组织、改造党的成分和健全支部生活，形成了各县党员、支部、区委、特委数目对比表和各县组织成分分析表，强调扩大红军党的组织并吸收军营中雇农、贫农分子入党。
（二）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1933年9月27日至10月4日，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宁都七里村召开，主要由李富春负责组织，历时8天。参会人员包括中央局、各县正式代表和省、区级军区正式代表，共364人，代表全省97451名党员。
1.大会召开的背景
紧张的政治环境，加重了这次大会的意义和重要性。1930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进攻中央苏区。前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更加熟练运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方针，并将江西共产党作为“中国之大患”进行重点进攻。四届四中全会以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充斥着“左”倾错误，在军事上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这便使得反机会主义和迅速扩大红军成为当下最紧要任务。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情形可谓“内忧外患”。
2.会议主要内容
一是就扩大红军工作进行专项重点讨论。谢名仁以《兴国扩大红军》为题作报告，受到了大会高度赞扬。此外，各县代表对扩红工作提出了十条提议，分别规定了扩红的期限、成分、质量、组织制度、后勤配给等内容[6]，还制定了23县的扩红竞赛任务，就扩红的总数、妇女扩红数目、少先队扩红数目、做草鞋数目进行了规定。 二是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会上，通过开展个人自我批评，揭发检举机会主义错误，对“包庇罗明路线”“两面派”等机会主义错误表现以沉重打击。并具体指出了要在苏维埃系统内，通过加强苏维埃对革命战争和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的领导，在政治上扩大苏维埃影响，广泛动员群众、运用民主等方式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
三是经济建设。大会指出，“党在经济建设上的任务是争取革命胜利，保障红军给养，进一步改善工农生活，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同时统一认识：只有革命战争的胜利，才能有经济建设的胜利”。[7]
四是党在组织上的战斗任务。会上总结了过去党的组织工作的成绩和弱点，明确了今后党在组织上的战斗任务是：“学习组织与领导群众的艺术，使江西党完全成为组织与领导群众的党”;“肃清罗明路线残余，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健全支部组织与工作”。[8]
（三）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于1933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长汀召开，历时6天。长汀、宁化、新泉、汀东、上杭、武平、代英、兆征、永定、清流、连城、彭湃、龙岩、饶和埔15个县和埔北地区的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全省约2万名党员。
1.大会召开的背景
此次党代会召开的背景与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相似，主要任务是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和扩红运动。
2.会议主要内容
一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大会第一天，中共中央局常委张闻天在其政治报告中指出，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必须要完成全国苏维埃斗争，引导全体代表必须坚决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会上严厉批评了几种机会主义错误，其中包括：“不相信土地革命，不相信自己政权，蔑视工农专政的苏维埃”[9]的表现;“纯粹军事力量对比的等待主义”的表现;还有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不信任自己力量等表现。
二是扩红运动和党的工作。在讨论当时战争动员工作环节中，大会开展了扩红运动，形成了热烈的扩红氛围。会上，参会代表自动认领了领导群众加入红军数量的任务，共计19990名，还认领了布草鞋63400双和军衣1000套的慰劳品任务。
二、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代表大会的政治功能
中央苏区时期党代表大会均是在极端残酷的革命环境下召开的，生存与发展是当时各项会议一以贯之的主基调。各级党代表大会的政治优势体现在：通过对错误思想的批驳、对革命先进典型的表彰、对当时革命形势的阐释、对紧要任务的部署，以春风化雨的形式塑造政党形象、树立革命模范，为党的革命和执政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其政治功能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指明工作方向
从以上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背景和会议内容可以看出，大会的一项重要功能即明确中心任务，为各项工作指明方向。例如，闽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党的总任务是“号召全国群众，准备全国总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争取全国胜利。”[10]闽西党据此制定了“扩大斗争到东江去”[11]的工作总路线，并确定具体工作步骤是：扩大红军以发展军事武装;反富农斗争以纯洁党员成分;救济失业工人以壮大红军和党组织;发展党组织以增强党的领导力等。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当时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准备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大会据此通过了“十月革命节前完成三万五千新战士的战斗的伟大的决定”，明确“争取粉碎五次‘围剿’决战的战斗任务”是中心任务，其他任务属于从属地位。充分体现了党代表大会把方向、定基调的功能。
（二）实施政治动员
会议动员有利于整合多方力量，促进动员精准化、规模化、高效化。利用党代表大会实施动员是中央苏区时期的一项特色动员方法，当时的动员工作主要集中在扩红和选举动员上。
一是扩红动员。为响应中央“扩大百万的红军”的号召，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扩红问题，确定要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在一个月内完成军委四个月的动员计划。大会通过阐释革命理论、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加速内部阶级对立，渲染扩红氛围，激发群众的参军热情。博古在大会报告中，强化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凶恶形象，批驳机会主义的悲观情绪，号召群众与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树立赢得战争的信心。报告还指出，红军供给和工农生活困难的原因是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借此激发各代表和群众用一切力量打破封锁的热情，从而踊跃参加红军。据当时江西省委通讯记载，全场沸腾着紧张而热烈的扩大红军的潮流，主席团台上记录报名当红军的姓名，真是应接不暇。[12]大会还通过订立竞赛任务来动员，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會和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均采用了此办法。江西省党代表大会上，23个县自动认领了总扩红任务28850名，其中，妇女扩红任务6250名;动员少先队加入红军任务10600名，同时，认领慰劳红军做草鞋任务300010双。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15个县自动认领了总扩红任务19990名，慰劳品布鞋63400双、军衣1000套。
二是选举动员。选举工作对于当时的政权建设有极为深远的意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后，选举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由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专政政权。要巩固新生政权和扩大民主，广泛开展选举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操作中却遇到较大阻力。当时苏区的群众绝大部分都是农民，由于长期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均受到限制。正如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指出，“支配中国农民行为最基本的逻辑是生存理性，即行为的出发点和价值标准是基于自我生存，以使生命得以延续”[13]。在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博古强调，“只有吸引每一个苏维埃里面的代表来参加实际的管理工作与行政的工作，只有吸引最广大的民众来监督，检查与帮助苏维埃的各方面的活动……我们才能战胜苏维埃工作中沉重的赘累着的强迫命令与官僚主义”[14]。这便指出了动员选举对于苏维埃政权建设之意义，以引导群众参与选举。 （三）促进政治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政权的诞生，但与之适配的政权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及至1932年，苏区基层政权多是“形式上的招牌主义”，部分区苏维埃“发起伙食来就有十多个人的伙食费，做起工作来，只有主席文书和伙夫，其余的通统走回家里去了，甚至写几封信催促都不回政府工作，有时有几人在政府，就摆起架子来了”[15]。这严重削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阻碍了苏维埃政治建设。促进政治建设，一方面需要从制度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需要在工作中践行阶级民主，通过红色宣传、理念传播等方式宣扬党的形象、增进党群关系。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有效地实现了这两方面。
其一，党代表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工作部署，下达政治指令，促进政治建设制度化、程序化。在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曾山在报告苏维埃建设问题时，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弱点，例如“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还没有很好建立，工作方式还存在着不少官僚主义，苏维埃还没有应有的民主化”[16]等，指明了今后苏维埃建设的任务是“在政治上扩大苏维埃影响，在组织上组织与领导环绕江西苏区的白区群众斗争，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工作，建立城乡代表会议，广泛的运用苏维埃民主化的原则反对官僚腐化”[17]等。这就为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建设指明了工作方向。
其二，党代表大会通过会议布置、流程设置等方式以体现阶级民主，即“个体通过阶级身份的认证来享有民主权利”[18]。党代表大会的现场布置注重以阶级色彩昭示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例如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各地都有彩匾牛猪鱼羊菜和花边送到大会秘书处”[19];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各地制赠的彩匾，猪鸡鸭蔬菜等，一批一批送来”[20];闽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各团体机关馈送红彩鞭炮甚多，会场布置甚为庄严，中挂马克斯[思]、列宁遗像，上横‘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四周挂革命标语及红彩甚多”[21]。这些陈设和流程以鲜明的无产阶级色彩宣告着苏维埃政权和民主的阶级性，加强了政治建设。
（四）解决现实问题
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是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广泛动员、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手段。中央苏区面临的问题，既有外在的军事压迫，也有内生的瓶颈制约，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作战资源成为中共在即将到来的消耗战中的最大难题”[22]，如何充分调动一切积极性、利用有限的资源应对战事？尤需通过开会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福建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急需解决的最大现实问题便是快速补充兵源。然而，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武装对当时的农村来说带有“空降”色彩，扩红工作不可避免地存在阻力。首先是苏区原生人口有限。据凌步机先生在《中央苏区人口数新考》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江西和福建两苏区的总人口仅300万出头。其次，还有因连年战事而导致的人口比例失调问题。1933年上旬，中央苏区乐观估计“人口为二百八十万，除老弱妇女外，尚有七十万壮丁，能胜利地分批动员”[23]，认为再征兵二十万，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现实情况是，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扩红总人数只有112105人，与实际目标差距甚大，这也反映了在实际的扩红工作中并没有理论上那么顺利。针对此问题，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各县通过了“我们要把开小差回来的百分之百的鼓动归队”的提议，并在省委县委的领导下，“成立扩大红军动员委员会，专门计划动员工作”[24]。大会通过演讲、报告等形式，阐释任务的艰巨、形势的紧迫，同时分析目标实现的可行性和实施步骤的操作性，形成上层号召、下层响应的模式和氛围，使扩红运动组织化、规模化，高效解决了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
三、结束语
从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这三次会议中可看出，党代表大会对完成中央苏区时期各项任务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中发挥了特定的政治功能。
党代表大会政治功能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执政的过程中与农民的互动关系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处在革命战争中，某种意义上，中国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是在危机下“寻路”过程中形成的。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革命和执政的双重历史使命，一方面要探求执政地位合法化，一方面要探索民主政治的实现。而中国传统农村的农民，长期以来，经济上深受地主剥削，思想上深受封建道德意识形态统治，政治主体意识微乎其微，这便导致了根据地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极低。因此，中國共产党要实现政治目的，仅靠单纯的政治说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通过会议便可以达到主动灌输与被动吸收相结合的效果。
其二，党代表大会作为中央苏区时期的重要会议类型之一，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承载着政治功能。通过特定场景的建构和特定程序的设定，可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式和组织程式，发挥其独特功能。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能够展示党的形象、树立党的权威，整合资源、协调各方，强化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从而实现政治功能。
其三，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过程中，通过组织宣传、报告演讲、出版特刊、发表纪念文章等方式，形成浩大声势和热烈氛围，引起广泛关注，使会议成为推动各项工作实现的契机。
回望历史是为更有力量前行。大会的组织、流程、形式等的变化承载着党和国家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历史记忆。新中国已走过70余年风雨历程，2021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建立了科学、民主的会议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常态社会条件下，社会制度化水平和要求都大大提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党代表大会这一传统政治资源，充分发掘其政治功能，对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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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江西省委通讯.江西党第二次大会踊跃加入红军[J].斗争，1933，（29）.
[责任编辑：马丽莎]
[关键词]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党代表大会;政治功能
[作者简介]黄文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党史。（江西南昌 330022）
中国共产党的会议脉络，是呈现党的发展历程的重要窗口。党代表大会是党的会议中最具代表性的会议，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承载着特定的政治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完成。中央苏区时期召开的各级党代表大会，在扩大红军、动员选举、促进苏维埃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选取了1930年10月3日至1934年1月为研究的时间范围，以三次重要党代表大会作为典型案例，对此期间的历次各级党代表大会的政治功能进行初步探索。
一、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代表大会述略
本文根据现有资料统计了22次党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限于资料的缺失，可能远不止于此。一方面，据“三大”党章规定：“各区每三月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1]根据会议要求，会议召开次数应远不止22次。另一方面，从史料来看，中央苏区时期的部分会议记录可能存在空白状态，或有待发掘。
根据现有的关于中央苏区革命的史料，也受限于笔者对史料的掌握程度，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在《红色中华》《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等几套权威资料中，对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这三次会议的记录相对详细且全面。从区域来说，江西苏区党组织在当时算得上是“苏区党的组织中最强大与工作上最先进的一个”[2]，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后，闽西是福建省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闽西苏区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创建的，在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此，从史料分析的可行性来说，这三次会议的记录具有可分析性;从党的组织和根据地建设情况来看，这三次会议具有代表性。故选取此三次会议，分别从会议召开背景、内容等方面探析其政治功能。
（一）中共闽西第二次黨代表大会
1930年7月8日至7月20日，中共闽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龙岩列宁学校召开，历时13天。出席人数包括：省委代表1人、特委常委6人，龙岩、上杭、永定、连城、平和、长汀6县代表共64人，旁听22人，共93人。但根据当时会议日刊记载，依照拟定的代表会资格审查条例，龙岩代表陈寿山、永定代表范金华、永定代表卢煌才3人被开除代表资格，故当时参会人数应是90人，代表约10000名党员。
1.大会召开的背景
此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一方面主力红军入闽后，闽西革命根据地获得了极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1929年4月前后有蒋桂战争，十一月以后又粤桂之战;1930年5月到10月之间更有规模巨大的蒋、冯、阎大战。在此时期，国民党各派系军阀为了应付大战的局面”[3]，放在闽赣两省的军事力量则较为薄弱。根据毛泽东当时确定的“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4]的战斗原则，当时闽西的重要任务应是巩固闽西根据地，同时巩固和扩大主力红军。这也是大会召开的主要背景。
2.会议主要内容
一是政治问题。大会围绕“革命高潮的表现、到来的原因、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意义”等中心问题，将政治问题分为“目前政治形势与闽西斗争前途”“过去斗争经验”“今后工作任务”三大部分进行讨论。确定了“扩大到东江去”，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总路线，明确了肃清命令主义之方法是“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坚决反对富农、党员生活群众化，反对工作人员官僚化和加紧群众政治教育，建立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5]
二是扩大红军问题。大会第7天，确定了扩大红军的意义是为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并强调要提高群众和红军政治教育，明确各级党组织的任务是使工农踊跃加入红军和实行工农群众军事化。
二是讨论党组织问题。大会列出了十条关于“今后组织任务”的工作方法，特别讨论了如何扩大组织、改造党的成分和健全支部生活，形成了各县党员、支部、区委、特委数目对比表和各县组织成分分析表，强调扩大红军党的组织并吸收军营中雇农、贫农分子入党。
（二）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1933年9月27日至10月4日，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宁都七里村召开，主要由李富春负责组织，历时8天。参会人员包括中央局、各县正式代表和省、区级军区正式代表，共364人，代表全省97451名党员。
1.大会召开的背景
紧张的政治环境，加重了这次大会的意义和重要性。1930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进攻中央苏区。前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更加熟练运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方针，并将江西共产党作为“中国之大患”进行重点进攻。四届四中全会以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充斥着“左”倾错误，在军事上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这便使得反机会主义和迅速扩大红军成为当下最紧要任务。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情形可谓“内忧外患”。
2.会议主要内容
一是就扩大红军工作进行专项重点讨论。谢名仁以《兴国扩大红军》为题作报告，受到了大会高度赞扬。此外，各县代表对扩红工作提出了十条提议，分别规定了扩红的期限、成分、质量、组织制度、后勤配给等内容[6]，还制定了23县的扩红竞赛任务，就扩红的总数、妇女扩红数目、少先队扩红数目、做草鞋数目进行了规定。 二是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会上，通过开展个人自我批评，揭发检举机会主义错误，对“包庇罗明路线”“两面派”等机会主义错误表现以沉重打击。并具体指出了要在苏维埃系统内，通过加强苏维埃对革命战争和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的领导，在政治上扩大苏维埃影响，广泛动员群众、运用民主等方式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
三是经济建设。大会指出，“党在经济建设上的任务是争取革命胜利，保障红军给养，进一步改善工农生活，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同时统一认识：只有革命战争的胜利，才能有经济建设的胜利”。[7]
四是党在组织上的战斗任务。会上总结了过去党的组织工作的成绩和弱点，明确了今后党在组织上的战斗任务是：“学习组织与领导群众的艺术，使江西党完全成为组织与领导群众的党”;“肃清罗明路线残余，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健全支部组织与工作”。[8]
（三）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于1933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长汀召开，历时6天。长汀、宁化、新泉、汀东、上杭、武平、代英、兆征、永定、清流、连城、彭湃、龙岩、饶和埔15个县和埔北地区的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全省约2万名党员。
1.大会召开的背景
此次党代会召开的背景与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相似，主要任务是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和扩红运动。
2.会议主要内容
一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大会第一天，中共中央局常委张闻天在其政治报告中指出，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必须要完成全国苏维埃斗争，引导全体代表必须坚决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会上严厉批评了几种机会主义错误，其中包括：“不相信土地革命，不相信自己政权，蔑视工农专政的苏维埃”[9]的表现;“纯粹军事力量对比的等待主义”的表现;还有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不信任自己力量等表现。
二是扩红运动和党的工作。在讨论当时战争动员工作环节中，大会开展了扩红运动，形成了热烈的扩红氛围。会上，参会代表自动认领了领导群众加入红军数量的任务，共计19990名，还认领了布草鞋63400双和军衣1000套的慰劳品任务。
二、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代表大会的政治功能
中央苏区时期党代表大会均是在极端残酷的革命环境下召开的，生存与发展是当时各项会议一以贯之的主基调。各级党代表大会的政治优势体现在：通过对错误思想的批驳、对革命先进典型的表彰、对当时革命形势的阐释、对紧要任务的部署，以春风化雨的形式塑造政党形象、树立革命模范，为党的革命和执政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其政治功能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指明工作方向
从以上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背景和会议内容可以看出，大会的一项重要功能即明确中心任务，为各项工作指明方向。例如，闽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党的总任务是“号召全国群众，准备全国总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争取全国胜利。”[10]闽西党据此制定了“扩大斗争到东江去”[11]的工作总路线，并确定具体工作步骤是：扩大红军以发展军事武装;反富农斗争以纯洁党员成分;救济失业工人以壮大红军和党组织;发展党组织以增强党的领导力等。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当时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准备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大会据此通过了“十月革命节前完成三万五千新战士的战斗的伟大的决定”，明确“争取粉碎五次‘围剿’决战的战斗任务”是中心任务，其他任务属于从属地位。充分体现了党代表大会把方向、定基调的功能。
（二）实施政治动员
会议动员有利于整合多方力量，促进动员精准化、规模化、高效化。利用党代表大会实施动员是中央苏区时期的一项特色动员方法，当时的动员工作主要集中在扩红和选举动员上。
一是扩红动员。为响应中央“扩大百万的红军”的号召，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扩红问题，确定要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在一个月内完成军委四个月的动员计划。大会通过阐释革命理论、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加速内部阶级对立，渲染扩红氛围，激发群众的参军热情。博古在大会报告中，强化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凶恶形象，批驳机会主义的悲观情绪，号召群众与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树立赢得战争的信心。报告还指出，红军供给和工农生活困难的原因是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借此激发各代表和群众用一切力量打破封锁的热情，从而踊跃参加红军。据当时江西省委通讯记载，全场沸腾着紧张而热烈的扩大红军的潮流，主席团台上记录报名当红军的姓名，真是应接不暇。[12]大会还通过订立竞赛任务来动员，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會和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均采用了此办法。江西省党代表大会上，23个县自动认领了总扩红任务28850名，其中，妇女扩红任务6250名;动员少先队加入红军任务10600名，同时，认领慰劳红军做草鞋任务300010双。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15个县自动认领了总扩红任务19990名，慰劳品布鞋63400双、军衣1000套。
二是选举动员。选举工作对于当时的政权建设有极为深远的意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后，选举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由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专政政权。要巩固新生政权和扩大民主，广泛开展选举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操作中却遇到较大阻力。当时苏区的群众绝大部分都是农民，由于长期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均受到限制。正如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指出，“支配中国农民行为最基本的逻辑是生存理性，即行为的出发点和价值标准是基于自我生存，以使生命得以延续”[13]。在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博古强调，“只有吸引每一个苏维埃里面的代表来参加实际的管理工作与行政的工作，只有吸引最广大的民众来监督，检查与帮助苏维埃的各方面的活动……我们才能战胜苏维埃工作中沉重的赘累着的强迫命令与官僚主义”[14]。这便指出了动员选举对于苏维埃政权建设之意义，以引导群众参与选举。 （三）促进政治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政权的诞生，但与之适配的政权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及至1932年，苏区基层政权多是“形式上的招牌主义”，部分区苏维埃“发起伙食来就有十多个人的伙食费，做起工作来，只有主席文书和伙夫，其余的通统走回家里去了，甚至写几封信催促都不回政府工作，有时有几人在政府，就摆起架子来了”[15]。这严重削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阻碍了苏维埃政治建设。促进政治建设，一方面需要从制度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另一方面需要在工作中践行阶级民主，通过红色宣传、理念传播等方式宣扬党的形象、增进党群关系。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有效地实现了这两方面。
其一，党代表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工作部署，下达政治指令，促进政治建设制度化、程序化。在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曾山在报告苏维埃建设问题时，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弱点，例如“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还没有很好建立，工作方式还存在着不少官僚主义，苏维埃还没有应有的民主化”[16]等，指明了今后苏维埃建设的任务是“在政治上扩大苏维埃影响，在组织上组织与领导环绕江西苏区的白区群众斗争，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工作，建立城乡代表会议，广泛的运用苏维埃民主化的原则反对官僚腐化”[17]等。这就为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建设指明了工作方向。
其二，党代表大会通过会议布置、流程设置等方式以体现阶级民主，即“个体通过阶级身份的认证来享有民主权利”[18]。党代表大会的现场布置注重以阶级色彩昭示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例如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各地都有彩匾牛猪鱼羊菜和花边送到大会秘书处”[19];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各地制赠的彩匾，猪鸡鸭蔬菜等，一批一批送来”[20];闽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各团体机关馈送红彩鞭炮甚多，会场布置甚为庄严，中挂马克斯[思]、列宁遗像，上横‘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四周挂革命标语及红彩甚多”[21]。这些陈设和流程以鲜明的无产阶级色彩宣告着苏维埃政权和民主的阶级性，加强了政治建设。
（四）解决现实问题
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是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广泛动员、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手段。中央苏区面临的问题，既有外在的军事压迫，也有内生的瓶颈制约，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作战资源成为中共在即将到来的消耗战中的最大难题”[22]，如何充分调动一切积极性、利用有限的资源应对战事？尤需通过开会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福建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急需解决的最大现实问题便是快速补充兵源。然而，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武装对当时的农村来说带有“空降”色彩，扩红工作不可避免地存在阻力。首先是苏区原生人口有限。据凌步机先生在《中央苏区人口数新考》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江西和福建两苏区的总人口仅300万出头。其次，还有因连年战事而导致的人口比例失调问题。1933年上旬，中央苏区乐观估计“人口为二百八十万，除老弱妇女外，尚有七十万壮丁，能胜利地分批动员”[23]，认为再征兵二十万，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现实情况是，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扩红总人数只有112105人，与实际目标差距甚大，这也反映了在实际的扩红工作中并没有理论上那么顺利。针对此问题，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各县通过了“我们要把开小差回来的百分之百的鼓动归队”的提议，并在省委县委的领导下，“成立扩大红军动员委员会，专门计划动员工作”[24]。大会通过演讲、报告等形式，阐释任务的艰巨、形势的紧迫，同时分析目标实现的可行性和实施步骤的操作性，形成上层号召、下层响应的模式和氛围，使扩红运动组织化、规模化，高效解决了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
三、结束语
从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福建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这三次会议中可看出，党代表大会对完成中央苏区时期各项任务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中发挥了特定的政治功能。
党代表大会政治功能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执政的过程中与农民的互动关系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处在革命战争中，某种意义上，中国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是在危机下“寻路”过程中形成的。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革命和执政的双重历史使命，一方面要探求执政地位合法化，一方面要探索民主政治的实现。而中国传统农村的农民，长期以来，经济上深受地主剥削，思想上深受封建道德意识形态统治，政治主体意识微乎其微，这便导致了根据地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极低。因此，中國共产党要实现政治目的，仅靠单纯的政治说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通过会议便可以达到主动灌输与被动吸收相结合的效果。
其二，党代表大会作为中央苏区时期的重要会议类型之一，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承载着政治功能。通过特定场景的建构和特定程序的设定，可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式和组织程式，发挥其独特功能。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能够展示党的形象、树立党的权威，整合资源、协调各方，强化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从而实现政治功能。
其三，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过程中，通过组织宣传、报告演讲、出版特刊、发表纪念文章等方式，形成浩大声势和热烈氛围，引起广泛关注，使会议成为推动各项工作实现的契机。
回望历史是为更有力量前行。大会的组织、流程、形式等的变化承载着党和国家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历史记忆。新中国已走过70余年风雨历程，2021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建立了科学、民主的会议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常态社会条件下，社会制度化水平和要求都大大提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党代表大会这一传统政治资源，充分发掘其政治功能，对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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