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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明（1987— ），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中外关系史。
摘 要：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从中获取了大量特权，治外法权便是其中之一。在华外人以治外法权为护符，以租界地为中心，在我国肆无惮忌地从事毒品走私活动，破坏了我国的禁烟事业，给我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关键词：毒品；禁烟；治外法权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44-02
近代外人在华治外法权（本文所提及的治外法权均指广义上的治外法权，是以领事裁判权为主体的特权）的获得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武力相威胁逼迫清政府给予的，外人获得此种特权最早始于1843年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英商禀告华民者，必先赴管事官处投禀，候管事官先行查察谁是谁非……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 ①（部分学者认为这一特权始于1942年中英《江南善后章程》，见郭卫东《中国利权丧失的另一种因由——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过程研究》）接着美国与法国相继获得类似特权，并不断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到1918年共有15个国家享受治外法权。至此中国领土上相继出现了一批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外国人，不但使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对中国其它方面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如本文探讨的毒品贸易与禁毒。
一、鸦片战争前外人在华贩毒之概述
外人在华贩毒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很十分严重了，1818年至1833年这16年中，美国对华的贸易中鸦片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五，②1829年输入价值120余万美元的鸦片，几乎和其输入中国的其它商品之总和相等。③与美国相比，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就更大了，“在这16个年份中，英国贸易进口的鸦片占百分之三十四” ④，1829年输入价值1000余万的鸦片。⑤鸦片战争前外国鸦片商贩不顾中国政府的禁烟禁令，为了谋取暴利，纷纷从事鸦片走私活动，而且越来越肆无惮忌，以至于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不断增加，其增长速度之快，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鸦片进口数量从1811年到1821年平均每年的4494箱增加到1821年至1828年平均每年的9708箱，到了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四年，外国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的平均数竟然有3万余箱之多！⑥
二、享有治外法权之外人在华贩毒活动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其武力上的优势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大量特权，更是逼迫清政府向西方列强开放通商口岸，至此以后，外人便凭借其享有的治外法权在中国通商口岸疯狂的从事鸦片贸易，完全无视中国的法律。1847年仅上海一处外国输入的鸦片就高达16500箱，两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2918箱，在1857年更是超过了30000箱，这一数字比二十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还多。从广州到上海整个沿海一带的总数，从1848年的38000箱增加到1853年48600箱，到了1855年，其数量更是惊人，为65354箱！⑦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价值3500万美元，而英印政府从鸦片垄断贸易上得到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⑧英国所占领中国之香港更是成为鸦片违禁贸易活动的根据地，1858年其鸦片数将近75000余箱！⑨“直到1854年为止，美国的领事都是从旗昌洋行的人员中选派的，而这家商号就是积极从事于鸦片贸易者”⑩。从美国驻华领事人选中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内其对华鸦片贸易之积极态度。据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调查，在1857年运到上海的32000箱鸦片中，有6300箱装载鸦片的船只挂着美国国旗，25700箱则挂着英国和其他国家旗帜B11，而中国政府对于这些挂有外国国旗的船只是不能直接检查的，外国领事又不愿意真正禁止这些走私活动，往往对于鸦片走私采取不干涉政策，更有甚者为这些走私活动提供方便之门，“为了进一步便利这一非法贸易，英国通过了一条法令，使中国船得悬挂英国旗”B12。当中国政府抓到从事鸦片走私活动的外人，也不能按照中国的法律定罪判刑，因为这些外人享有治外法权，必须送交给外国驻华领事审理，鉴于外国法律和中国法律定刑轻重上的差别，以及在华领事们有意识的包庇，这些鸦片商贩很少真正受到严厉的处罚，往往重罪轻判甚至只给予罚金惩罚，这些鸦片商贩被抓后依然可以逍遥法外，这使得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从事鸦片走私活动。
三、治外法权与禁毒
中国近代史上曾掀起过几大规模的禁毒活动，虽曾在某一时期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最后都未能彻底禁绝毒品活动，其原因纷繁复杂。政治上，最高统治者未能始终如一坚定地执行禁毒政策，直接导致了地方上的禁毒时紧时松，这给毒品商贩提供了可趁之机。经济上，毒品贸易巨大利润的吸引，使得不少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不顾国家法律禁令而从事毒品贸易，一些军阀与地方势力也因其中的暴利，利用手中的权利带头破坏禁毒政策，甚至一些军阀名为禁毒，实在贩毒。社会上，当时的政治腐败、战祸连年不断，给人民的思想造成了一种绝望感，因此许多人在吸毒中寻找慰藉，以弥补心灵上的空虚，这就给毒品贸易提供了市场空间。除了上述原因外，近代外人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对我国禁毒工作的破坏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外国人肆无惮忌地在中国走私贩卖毒品，导致了中国在十九世纪后期与二十世纪初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倾销市场。在华外人之所以敢疯狂从事毒品走私贸易，与其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有密切联系，它“给外国人一种地位，使他们完全、或者差不多完全在中国管辖权之外。” B13中华国民拒毒会致法权讨论会说帖中便谈到各国在华所享之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为烟禁之巨大障碍，指出“治外法权，乃各国奸商私运军械及鸦片毒品之护符……国外鸦片毒品之输入，国内之转运，多由各国商船，华当局因治外法权之限制，对于取缔一事障礙颇多。各国在华之租界及租界地，另立法律，对于烟犯及吗啡犯，科最甚轻甚或实行公卖，保护烟馆，致一般烟犯视为逃薮。各国烟商，时有利用华人私贩烟土毒物之情事，一经发觉，即由外人出面保护，致当局取缔，甚感困难。” B14可见外人享有之治外法权对我国禁烟事业地破坏是何等严重！就连外国人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治外法权一日不能取消，毒品贩卖即一日不能终止。”B15
外国在华领事对于其国人在华从事鸦片走私活动经常采取包庇纵容之态度，以致出现万国拒土会“前将东棋盘街六十余家之土店，所有牌号住址，详函巡捕房已经数月，未见若何效办”的现象，B16“国内租界之放任土商营业，各国奸人利用治外法权以私贩毒物”B17更是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日本以领事裁判权为护符放纵浪人，“组织大规模之走私机关，致我国关税年损数千万”B18，并向我国大量输入海洛因、红丸等毒品，或“通过朝鲜人中间商销售，这些人受领事裁判权保护，万一事发也可逍遥法外。” B191929年武汉市公安局发现日人章良和田广二人设立吗啡制造厂，将章良当场抓获，并将其送日本领事馆，但日领事仅罚以守法数月了结此案，章不知悔改，又在法界制造吗啡，被法巡捕房查抄后，竟转移地方继续贩毒，后章良再被抓获送日领事，被解回国。B201929年11月，福州市公安局查获日籍李田圳、陈天美开烟馆，并获得烟证多件，请日领事将该籍民拘案惩治讯解回国，但日领事竟称李田圳等并无开设烟馆，与此毫无关系。B21同月20日，又破获展东洋行日侨周天本与春和洋行日侨林汉所设烟馆，与日领事交涉，日领事竟称展东洋行、春和洋行所开烟寮现已停止，此次所破获烟证是以前存留之物！B22由于治外法权的妨碍以及日本当局刻意包庇纵容，甚至暗中鼓励扶植，使得中国方面无法彻底禁绝此种猖狂贩卖毒品的行为。
由上可知，外人敢肆无惮忌在中国从事毒品走私贸易，置中国禁毒政策于不顾，与其所享有之治外法权有密切关系，外国领事对其本国人民的庇护，以及国外法律与中国法律在判刑上的轻重差别，都使得享受治外法权之外人敢于在中国进行毒品走私，这最终破坏了我国的禁毒工作，如不取消外人在华治外法权，我国想要彻底禁绝毒品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Z].上海：三联书店，1957：42.
②③④⑤⑥⑦⑩B11（美）马士著.张汇文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05；101；105；102；207-208；612-613；621；614.
⑧康大寿.近代毒品贸易与外人在华治外法权[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2，（4）.
⑨B12B13（美）威罗贝著.王绍坊译.外人在华特权与利益[M].上海：三联书店，1957：669；669；364.
B14《申报》1926年2月5日。
B15天津日租界与毒品贸易[J].禁烟汇刊，1937，（1）：20.
B16《申报》1922年5月28日。
B17中华国民拒毒会.中华国民拒毒会第一年度报告[R].1924：89.
B18曹大臣.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3.
B19张遇，王娟主.老上海写照[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3.
B20B21B22禁烟委员会.禁烟公报[Z].1929，（7）：29-30；35；36.
摘 要：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从中获取了大量特权，治外法权便是其中之一。在华外人以治外法权为护符，以租界地为中心，在我国肆无惮忌地从事毒品走私活动，破坏了我国的禁烟事业，给我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关键词：毒品；禁烟；治外法权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44-02
近代外人在华治外法权（本文所提及的治外法权均指广义上的治外法权，是以领事裁判权为主体的特权）的获得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武力相威胁逼迫清政府给予的，外人获得此种特权最早始于1843年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英商禀告华民者，必先赴管事官处投禀，候管事官先行查察谁是谁非……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 ①（部分学者认为这一特权始于1942年中英《江南善后章程》，见郭卫东《中国利权丧失的另一种因由——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过程研究》）接着美国与法国相继获得类似特权，并不断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到1918年共有15个国家享受治外法权。至此中国领土上相继出现了一批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外国人，不但使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对中国其它方面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如本文探讨的毒品贸易与禁毒。
一、鸦片战争前外人在华贩毒之概述
外人在华贩毒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很十分严重了，1818年至1833年这16年中，美国对华的贸易中鸦片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五，②1829年输入价值120余万美元的鸦片，几乎和其输入中国的其它商品之总和相等。③与美国相比，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就更大了，“在这16个年份中，英国贸易进口的鸦片占百分之三十四” ④，1829年输入价值1000余万的鸦片。⑤鸦片战争前外国鸦片商贩不顾中国政府的禁烟禁令，为了谋取暴利，纷纷从事鸦片走私活动，而且越来越肆无惮忌，以至于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不断增加，其增长速度之快，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鸦片进口数量从1811年到1821年平均每年的4494箱增加到1821年至1828年平均每年的9708箱，到了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四年，外国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的平均数竟然有3万余箱之多！⑥
二、享有治外法权之外人在华贩毒活动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其武力上的优势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大量特权，更是逼迫清政府向西方列强开放通商口岸，至此以后，外人便凭借其享有的治外法权在中国通商口岸疯狂的从事鸦片贸易，完全无视中国的法律。1847年仅上海一处外国输入的鸦片就高达16500箱，两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2918箱，在1857年更是超过了30000箱，这一数字比二十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还多。从广州到上海整个沿海一带的总数，从1848年的38000箱增加到1853年48600箱，到了1855年，其数量更是惊人，为65354箱！⑦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价值3500万美元，而英印政府从鸦片垄断贸易上得到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⑧英国所占领中国之香港更是成为鸦片违禁贸易活动的根据地，1858年其鸦片数将近75000余箱！⑨“直到1854年为止，美国的领事都是从旗昌洋行的人员中选派的，而这家商号就是积极从事于鸦片贸易者”⑩。从美国驻华领事人选中可以看出在此期间内其对华鸦片贸易之积极态度。据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调查，在1857年运到上海的32000箱鸦片中，有6300箱装载鸦片的船只挂着美国国旗，25700箱则挂着英国和其他国家旗帜B11，而中国政府对于这些挂有外国国旗的船只是不能直接检查的，外国领事又不愿意真正禁止这些走私活动，往往对于鸦片走私采取不干涉政策，更有甚者为这些走私活动提供方便之门，“为了进一步便利这一非法贸易，英国通过了一条法令，使中国船得悬挂英国旗”B12。当中国政府抓到从事鸦片走私活动的外人，也不能按照中国的法律定罪判刑，因为这些外人享有治外法权，必须送交给外国驻华领事审理，鉴于外国法律和中国法律定刑轻重上的差别，以及在华领事们有意识的包庇，这些鸦片商贩很少真正受到严厉的处罚，往往重罪轻判甚至只给予罚金惩罚，这些鸦片商贩被抓后依然可以逍遥法外，这使得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从事鸦片走私活动。
三、治外法权与禁毒
中国近代史上曾掀起过几大规模的禁毒活动，虽曾在某一时期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最后都未能彻底禁绝毒品活动，其原因纷繁复杂。政治上，最高统治者未能始终如一坚定地执行禁毒政策，直接导致了地方上的禁毒时紧时松，这给毒品商贩提供了可趁之机。经济上，毒品贸易巨大利润的吸引，使得不少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不顾国家法律禁令而从事毒品贸易，一些军阀与地方势力也因其中的暴利，利用手中的权利带头破坏禁毒政策，甚至一些军阀名为禁毒，实在贩毒。社会上，当时的政治腐败、战祸连年不断，给人民的思想造成了一种绝望感，因此许多人在吸毒中寻找慰藉，以弥补心灵上的空虚，这就给毒品贸易提供了市场空间。除了上述原因外，近代外人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对我国禁毒工作的破坏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外国人肆无惮忌地在中国走私贩卖毒品，导致了中国在十九世纪后期与二十世纪初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倾销市场。在华外人之所以敢疯狂从事毒品走私贸易，与其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有密切联系，它“给外国人一种地位，使他们完全、或者差不多完全在中国管辖权之外。” B13中华国民拒毒会致法权讨论会说帖中便谈到各国在华所享之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为烟禁之巨大障碍，指出“治外法权，乃各国奸商私运军械及鸦片毒品之护符……国外鸦片毒品之输入，国内之转运，多由各国商船，华当局因治外法权之限制，对于取缔一事障礙颇多。各国在华之租界及租界地，另立法律，对于烟犯及吗啡犯，科最甚轻甚或实行公卖，保护烟馆，致一般烟犯视为逃薮。各国烟商，时有利用华人私贩烟土毒物之情事，一经发觉，即由外人出面保护，致当局取缔，甚感困难。” B14可见外人享有之治外法权对我国禁烟事业地破坏是何等严重！就连外国人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治外法权一日不能取消，毒品贩卖即一日不能终止。”B15
外国在华领事对于其国人在华从事鸦片走私活动经常采取包庇纵容之态度，以致出现万国拒土会“前将东棋盘街六十余家之土店，所有牌号住址，详函巡捕房已经数月，未见若何效办”的现象，B16“国内租界之放任土商营业，各国奸人利用治外法权以私贩毒物”B17更是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日本以领事裁判权为护符放纵浪人，“组织大规模之走私机关，致我国关税年损数千万”B18，并向我国大量输入海洛因、红丸等毒品，或“通过朝鲜人中间商销售，这些人受领事裁判权保护，万一事发也可逍遥法外。” B191929年武汉市公安局发现日人章良和田广二人设立吗啡制造厂，将章良当场抓获，并将其送日本领事馆，但日领事仅罚以守法数月了结此案，章不知悔改，又在法界制造吗啡，被法巡捕房查抄后，竟转移地方继续贩毒，后章良再被抓获送日领事，被解回国。B201929年11月，福州市公安局查获日籍李田圳、陈天美开烟馆，并获得烟证多件，请日领事将该籍民拘案惩治讯解回国，但日领事竟称李田圳等并无开设烟馆，与此毫无关系。B21同月20日，又破获展东洋行日侨周天本与春和洋行日侨林汉所设烟馆，与日领事交涉，日领事竟称展东洋行、春和洋行所开烟寮现已停止，此次所破获烟证是以前存留之物！B22由于治外法权的妨碍以及日本当局刻意包庇纵容，甚至暗中鼓励扶植，使得中国方面无法彻底禁绝此种猖狂贩卖毒品的行为。
由上可知，外人敢肆无惮忌在中国从事毒品走私贸易，置中国禁毒政策于不顾，与其所享有之治外法权有密切关系，外国领事对其本国人民的庇护，以及国外法律与中国法律在判刑上的轻重差别，都使得享受治外法权之外人敢于在中国进行毒品走私，这最终破坏了我国的禁毒工作，如不取消外人在华治外法权，我国想要彻底禁绝毒品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Z].上海：三联书店，1957：42.
②③④⑤⑥⑦⑩B11（美）马士著.张汇文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05；101；105；102；207-208；612-613；621；614.
⑧康大寿.近代毒品贸易与外人在华治外法权[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2，（4）.
⑨B12B13（美）威罗贝著.王绍坊译.外人在华特权与利益[M].上海：三联书店，1957：669；669；364.
B14《申报》1926年2月5日。
B15天津日租界与毒品贸易[J].禁烟汇刊，1937，（1）：20.
B16《申报》1922年5月28日。
B17中华国民拒毒会.中华国民拒毒会第一年度报告[R].1924：89.
B18曹大臣.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3.
B19张遇，王娟主.老上海写照[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3.
B20B21B22禁烟委员会.禁烟公报[Z].1929，（7）：29-30；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