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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
作家、纪录片导演，曾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服务员、清洁工，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 ，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另有代表作《剩下的都属于你》等，此外还拍有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被反革命”
2012年1月2日晚，徐星在微博上贴出了自己新拍摄的“文革”纪录片片花。片花的第一行字幕是：“2010年，我发现了一些四十多年前的‘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
两年前，徐星在北京宋庄拍摄纪录片时结识了一位老画家。“文革”期间，老画家在监狱里待了10年，作为“墙报犯”，负责做宣传工作。他拿着一些没用的犯人登记表，在上面临画描。画的背面是犯人的信息。“第一眼看到这些登记表的时候，在视觉上有一种力量，尽管是一张破纸，但你还是觉得它承载的东西特别沉重。”徐星说。这些犯人都是农民。大多数时候，人们所关注的“文革”受害群体是被打倒的干部与知识分子，而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农民在很长时间未被重视。
“这特别适合拍一个纪录片。”这些登记表一共有22张，通过联系，徐星找到了其中的11人。他们当年集中在浙江一个劳动农场接受改造。
这些人所获之罪，如今看来荒诞不经。比如“吹捧刘少奇”的罪名。“都是言论罪，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当时说话不谨慎，被人举报了。”
“文革”奉行的是阶级斗争，假如一个地方没有阶级敌人，说明此地阶级觉悟不高。一个公社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就是政绩。每个生产队都得有坏人，没有是不对的。徐星拿出一张登记表，“比如说这个人，他自幼没爹没妈，没有任何保护，不整他这样的人，还能整谁？”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被反革命”了。
对怀疑的怀疑
“林品新在哪住你知道吗？”“请问何山老先生在哪住？”“你是不是胡峻录?”画面上发问的是徐星的声音。纪录片的拍摄者其实就他一个人，他把摄像机夹在腋下，就这么在浙江乡下一路拍过去。镜头里有时候只是一些路在延伸，还有他的喘息。
徐星拍纪录片十多年了。他并不认为影像就胜过文字，只是觉得影像比较直接。在他眼里，写作是一辈子的事，但是记录历史需要抓紧时间。“我要不赶快做的话，这些人都死了。”
对于徐星这一代人来说，“文革”是两辈子都很难表述完的事情。1956年出生的徐星，“文革”开始时正好10岁。
徐星的“文革”，多少有点儿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气息。“但他們是在军队大院里，军队情况是很特殊的，相对来说很稳定，没有受那么大冲击。外面阳光可能挺灿烂，但同时也很血腥很暴力。”
这些灿烂的暴力并没有让徐星产生迷恋。他更多的是感到恐惧。听到那些被打者的喊声、棒子声、皮带声，他吓得脸都白了。
徐星是个思想上不安分的孩子，从小就对身边的世界充满质疑，包括“文革”。他住在机关大院里，每天早晨上学前，看着那些他叫叔叔阿姨的知识分子，还有院子里的工人，都拿着语录在唱歌、向毛主席像鞠躬。“我就在想，这些人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吗？”这给少年徐星造成了特别大的困扰。
11岁，徐星随父母一起下放西北，在开往甘肃的火车上，他觉得自己被唤醒了。之前他从未出过远门，没坐过火车，无法看到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不同。“我一上火车，就崩溃了。我们所受的教育，宣传画里的工人都雄赳赳气昂昂，贫下中农系个白头巾，拿着大镰刀，手里抱着麦穗。在火车里一看，没一个我在宣传画里看到的，都特别穷。人之间充满暴戾之气，谁碰了谁一下，就打起来，满嘴脏话。”徐星开始怀疑，自己一直生活在假象里。
怀疑——让徐星感到非常难受。那时的一个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徐星问父亲，能怀疑毛主席吗？“我爸脸都绿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爸那么紧张过。他对我说，毛泽东思想是怀疑别人的武器，你能用什么武器来怀疑毛主席？”父亲特别害怕他到社会上问别人这个问题，那会导致不怕的后果。
“文革”中，对于各种主义的批判，徐星很不积极。这让老师很不满意。与同龄孩子相比，徐星从小就看了很多书。“从小我爸就让我看古希腊罗马神话插图本，太阳神啊丘比特啊。再大一点儿，就看文学名著，喜欢翻看男人怎么给女人送花的段落，小男孩朦朦胧胧的性意识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尽管看了很多书，徐星没敢想“成为作家”这件事。“觉得作家不是一般人做的事儿，多神的人，才能写这么厚一本书啊。”
“文革”中，家里的书都被抄了。他开始跟着批斗的人群，麻木地喊着打倒谁谁谁。老师开始教他们画漫画，怎么丑化刘少奇。再就是学各种红歌，比如“蘸尽东海千顷水，写满蓝天万里云，写不尽毛主席的恩情”。“最聪明的统治技巧就是剥夺你的反抗手段，让你没有手段去反动。1980年代的时候，我体会非常深刻，那些大学生唱来唱去就是那几首歌，都是别人提供给他们的手段，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手段，特别可怜。”
我的“文革”编年史
徐星抽着烟，正在为搭建这部新纪录片的结构而发愁。他坐在电脑前，给我们看了一些拍摄的素材。
在一个叫山坑村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叫林品新的人。这个村子里的人这些年大多信了基督教，包括林品新。
年轻的时候，林品新在周围几个村很有名，因为他的农活干得特别好特别快，在农村，这就是最大的本事。这个村子里有个姑娘也特别有名，因为长得漂亮。这姑娘的爸妈看上了林品新，觉得把闺女嫁给他会过上好日子。漂亮姑娘勉强从了父母之命，但自己不太乐意，结婚不久就偷偷找了情人。在农村，这是一件特别让人抬不起头来的羞耻之事。两人离了婚。
“文革”来了之后，农民被要求参加批斗大会。林品新在会上看到那些受罪的人，就想着让离婚的前妻来受这个罪。他写了一封反动的信，署上前妻的名字，寄到北京。没过两个月，公安局把这件事情一查，把林品新给抓了。
林品新是这批人里获罪最重的，判了20年，因为是“重犯”，第一年还戴着脚镣。脚镣56斤，还得天天劳动。“这就是‘文革’，多荒诞。”“文革”的事情，徐星听过很多，但这样的事情，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徐星拍片子的时候，特别想找到林品新的前妻，“好奇她到底有多漂亮”。
周明夫是因为在会计室里拿着生锈的气枪玩耍时，不小心对准了毛主席像而入狱。“他老婆特别好，嫁给他的时候20岁，始终不离不弃，在外面等着他。大部分人都是一判就离婚了，这不能怪家属，当时反革命家属是没法生活的。”
徐星在电脑上点击着一段一段的素材。这些农民在镜头前都很宽厚，没有说特别恨谁。“我在浙江农村拍这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么好的人，这么本分，中国人太好管理了。”
关于“文革”的纪录片很多，“你怎么将自己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区别开来？”
“历史都是有细节的，就像长城上的每一块砖，它都是有故事的，都是人手做出来的。我能做的就是堆砌细节，让那些更有形而上能力的人来做历史的概念。”徐星说。
徐星之前拍过两部不是“文革”题材的纪录片，除了文字之外，他还有电影之梦。“因为咱们从小都看电影，觉得不满意。技术的发达提供了可能，技术越来越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你想去做。那我干嘛不试试？”徐星说，“在拍摄和剪辑的过程里都有享受，这个过程特别美，对自己特别满意，觉得自己真天才，做了一件这么棒的事，但过一段时间就特别空虚，就像妇女生孩子，怀孕10个月，每天期盼，生完就空了。
在《我的“文革”编年史》中，徐星以他给暗恋的女孩写情书为线索，这是他的“文革”自传。为了这部片子的拍摄，他特意把那位女孩从美国请了回来。其实，直到40年之后给她打电话，他才知道这女孩说话声音是这样的。女孩跟徐星不是一个班的，高他两个年级，只是见过，他就喜欢上了她，但俩人从没说过话。“暗恋嘛，憋不住了就写了封信，后来就出事了。”
这位叫颖韬的女孩当年知道徐星。“我在那所中学里非常有名，因为我几乎所有功课都不及格，但我的作文老是被当作范文，在全年级读。数学老师都说，以你的聪明，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考不及格，但我确实不懂，到今天也不懂，不会算，完全不感兴趣，灌不进去。”
他没想过“文革”会结束。“就觉得哪天是头啊，天天那么熬。再加上青春期躁动，特别压抑。”
在这样的压抑中，徐星爱上了颖韬。他老是主动去扫楼道，就是为了去看这个女孩。颖韬也记得，这男生怎么总是在扫楼道啊。她一经过，徐星就不扫了。
徐星把自己对“文革”的怀疑写进了给颖韬的情书里。颖韬收到这封没有署名的情书后，不知如何是好，就告诉了老师。老师和公安局的人比对笔迹，查出写信者是徐星。徐星被带走，在拘留所里关了十几天。那时他15岁，初三。之后他远离了颖韬，直到40年后找到她。面对徐星的镜头，颖韬为当年的举动深感懊悔。
“文革”期间，徐星很多时候是一个游荡者。他扒火车去过银川、包头、青岛。“之前还编个理由请假，后来都不编了。”在青岛时，一位好心的大哥收留他住在家里，当他看到这位大哥的一块手表时，产生了拿走的念头，他最终没那么做。多年以后，为了拍纪录片，他回到青岛，找到了那位大哥，为当年有过那样的想法而忏悔。“文革”时，当他游荡到沈阳的时候，曾经从百货商店里顺走过一把吉他。现在，五十多岁的徐星偶尔会从超市里顺走一包口香糖什么的，他觉得能让乏味的生活有些小刺激。
困顿的不合作者
《我的“文革”编年史》的商业运作挺成功，拿到法国，赚了些钱，但参与的人有好几个，到他手里就仨瓜俩枣，最后只得到几万块钱。
徐星如今在北京北四环外租了两居室的房子，租金有一半是他90岁的母亲支付。“我现在就是一个啃老族。”现在他基本没有收入来源，稿费也越来越少。有朋友愿意帮助他，在浙江、吉林，希望能为他谋得一份工作，等他把材料寄过去，一番折腾之后，最后都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他姐姐让他去申请每月三百多块的低保，也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档案。他出国之后，已经找不到档案了，相关部门让他去“合理上访”。
徐星说他不会去上访的，他觉得自己内心的骄傲不能受到伤害。其实，他从小到大都是为自己内心的骄傲而活着。拍纪录片如此，写小说也是如此。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不合作者。
这样的艰难生活，徐星有非常郁闷的时候。为了消除郁闷，他就去跟底层的人说话。“我对底层的人很有感情，他们的生活是千姿百态的，特别鲜活。在城市高档社区里生活的人，生活特别苍白，你看见张三就等于看见李四，他们都打高尔夫球，都信佛，都会到庙里捐钱，全都一样。但在底层，卖肉的跟卖萝卜的肯定不一样，我现在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就是去买菜。”
徐星不做菜，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叫了外卖。喝的是一种朋友送给他的意大利烈酒。喝酒的那一刻，你能看到他脸上泛起的愉悦。餐桌上，聊起他1980年代写的小说，他变得兴奋起来。“文革”后，大量被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受到追捧，饱读中西文学的徐星认为那不算什么。“爷写这篇小说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文学。”
于是，全聚德烤鸭店清洁工徐星写出了《无主题变奏》，由此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1980年代，徐星迅速被全国的文艺青年所知晓。这个无名小卒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这像是一个励志故事的开头。彼时的他也受到了类似今天韩寒所受到的质疑：一个刚从“文革”走过来的文学小青年，怎么可能在1981年就写出了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小说呢？
今天，徐星成为韩寒的反对者，他认为“韩三篇”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大的误导。他倒不认为方舟子是对的。“我不喜欢方舟子，我不喜欢科学，对19世纪的马车夫来说，蒸气机肯定是伪科学，科学标准应该是发展的。”他只是觉得韩寒凭其文学水准不应该获得今天的地位，“偶像应该破除”，他认为，对于那些哼哧哼哧码字而百投不中、连退稿都拿不到的文学青年来说，拿着上千万广告代言费的韩寒炫耀这样的成功“是不公平的”。
许多人问徐星，你这么早就出名，怎么就没换来财富呢？徐星反问，你倒是告诉我怎么换？在1980年代，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还没有。
徐星一直没钱，也不热衷于赚钱，他希望按照自己内心的自由原则去生活。他最怀念的是在全聚德做清洁工的日子，轻松、收入稳定。他现在对生活的要求极低，“我只需要满足最低程度的日常开销就行了。”
“指望纪录片挣钱吗？”
“指望，当然指望，能卖个大价钱我非常高兴。那我首先会把朋友的钱都还了，然后给女朋友买点儿礼物，也不错。但我不会为了卖钱，而屈从某种不是我的标准，所以，這个可能性不太大。”
徐星还记得，1985年发表《无主题变奏》时，拿到稿费，一高兴，买了一箱罐装青岛啤酒，他喝得很满足。
作家、纪录片导演，曾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服务员、清洁工，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 ，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另有代表作《剩下的都属于你》等，此外还拍有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被反革命”
2012年1月2日晚，徐星在微博上贴出了自己新拍摄的“文革”纪录片片花。片花的第一行字幕是：“2010年，我发现了一些四十多年前的‘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
两年前，徐星在北京宋庄拍摄纪录片时结识了一位老画家。“文革”期间，老画家在监狱里待了10年，作为“墙报犯”，负责做宣传工作。他拿着一些没用的犯人登记表，在上面临画描。画的背面是犯人的信息。“第一眼看到这些登记表的时候，在视觉上有一种力量，尽管是一张破纸，但你还是觉得它承载的东西特别沉重。”徐星说。这些犯人都是农民。大多数时候，人们所关注的“文革”受害群体是被打倒的干部与知识分子，而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农民在很长时间未被重视。
“这特别适合拍一个纪录片。”这些登记表一共有22张，通过联系，徐星找到了其中的11人。他们当年集中在浙江一个劳动农场接受改造。
这些人所获之罪，如今看来荒诞不经。比如“吹捧刘少奇”的罪名。“都是言论罪，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当时说话不谨慎，被人举报了。”
“文革”奉行的是阶级斗争，假如一个地方没有阶级敌人，说明此地阶级觉悟不高。一个公社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就是政绩。每个生产队都得有坏人，没有是不对的。徐星拿出一张登记表，“比如说这个人，他自幼没爹没妈，没有任何保护，不整他这样的人，还能整谁？”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被反革命”了。
对怀疑的怀疑
“林品新在哪住你知道吗？”“请问何山老先生在哪住？”“你是不是胡峻录?”画面上发问的是徐星的声音。纪录片的拍摄者其实就他一个人，他把摄像机夹在腋下，就这么在浙江乡下一路拍过去。镜头里有时候只是一些路在延伸，还有他的喘息。
徐星拍纪录片十多年了。他并不认为影像就胜过文字，只是觉得影像比较直接。在他眼里，写作是一辈子的事，但是记录历史需要抓紧时间。“我要不赶快做的话，这些人都死了。”
对于徐星这一代人来说，“文革”是两辈子都很难表述完的事情。1956年出生的徐星，“文革”开始时正好10岁。
徐星的“文革”，多少有点儿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气息。“但他們是在军队大院里，军队情况是很特殊的，相对来说很稳定，没有受那么大冲击。外面阳光可能挺灿烂，但同时也很血腥很暴力。”
这些灿烂的暴力并没有让徐星产生迷恋。他更多的是感到恐惧。听到那些被打者的喊声、棒子声、皮带声，他吓得脸都白了。
徐星是个思想上不安分的孩子，从小就对身边的世界充满质疑，包括“文革”。他住在机关大院里，每天早晨上学前，看着那些他叫叔叔阿姨的知识分子，还有院子里的工人，都拿着语录在唱歌、向毛主席像鞠躬。“我就在想，这些人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吗？”这给少年徐星造成了特别大的困扰。
11岁，徐星随父母一起下放西北，在开往甘肃的火车上，他觉得自己被唤醒了。之前他从未出过远门，没坐过火车，无法看到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不同。“我一上火车，就崩溃了。我们所受的教育，宣传画里的工人都雄赳赳气昂昂，贫下中农系个白头巾，拿着大镰刀，手里抱着麦穗。在火车里一看，没一个我在宣传画里看到的，都特别穷。人之间充满暴戾之气，谁碰了谁一下，就打起来，满嘴脏话。”徐星开始怀疑，自己一直生活在假象里。
怀疑——让徐星感到非常难受。那时的一个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徐星问父亲，能怀疑毛主席吗？“我爸脸都绿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爸那么紧张过。他对我说，毛泽东思想是怀疑别人的武器，你能用什么武器来怀疑毛主席？”父亲特别害怕他到社会上问别人这个问题，那会导致不怕的后果。
“文革”中，对于各种主义的批判，徐星很不积极。这让老师很不满意。与同龄孩子相比，徐星从小就看了很多书。“从小我爸就让我看古希腊罗马神话插图本，太阳神啊丘比特啊。再大一点儿，就看文学名著，喜欢翻看男人怎么给女人送花的段落，小男孩朦朦胧胧的性意识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尽管看了很多书，徐星没敢想“成为作家”这件事。“觉得作家不是一般人做的事儿，多神的人，才能写这么厚一本书啊。”
“文革”中，家里的书都被抄了。他开始跟着批斗的人群，麻木地喊着打倒谁谁谁。老师开始教他们画漫画，怎么丑化刘少奇。再就是学各种红歌，比如“蘸尽东海千顷水，写满蓝天万里云，写不尽毛主席的恩情”。“最聪明的统治技巧就是剥夺你的反抗手段，让你没有手段去反动。1980年代的时候，我体会非常深刻，那些大学生唱来唱去就是那几首歌，都是别人提供给他们的手段，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手段，特别可怜。”
我的“文革”编年史
徐星抽着烟，正在为搭建这部新纪录片的结构而发愁。他坐在电脑前，给我们看了一些拍摄的素材。
在一个叫山坑村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叫林品新的人。这个村子里的人这些年大多信了基督教，包括林品新。
年轻的时候，林品新在周围几个村很有名，因为他的农活干得特别好特别快，在农村，这就是最大的本事。这个村子里有个姑娘也特别有名，因为长得漂亮。这姑娘的爸妈看上了林品新，觉得把闺女嫁给他会过上好日子。漂亮姑娘勉强从了父母之命，但自己不太乐意，结婚不久就偷偷找了情人。在农村，这是一件特别让人抬不起头来的羞耻之事。两人离了婚。
“文革”来了之后，农民被要求参加批斗大会。林品新在会上看到那些受罪的人，就想着让离婚的前妻来受这个罪。他写了一封反动的信，署上前妻的名字，寄到北京。没过两个月，公安局把这件事情一查，把林品新给抓了。
林品新是这批人里获罪最重的，判了20年，因为是“重犯”，第一年还戴着脚镣。脚镣56斤，还得天天劳动。“这就是‘文革’，多荒诞。”“文革”的事情，徐星听过很多，但这样的事情，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徐星拍片子的时候，特别想找到林品新的前妻，“好奇她到底有多漂亮”。
周明夫是因为在会计室里拿着生锈的气枪玩耍时，不小心对准了毛主席像而入狱。“他老婆特别好，嫁给他的时候20岁，始终不离不弃，在外面等着他。大部分人都是一判就离婚了，这不能怪家属，当时反革命家属是没法生活的。”
徐星在电脑上点击着一段一段的素材。这些农民在镜头前都很宽厚，没有说特别恨谁。“我在浙江农村拍这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么好的人，这么本分，中国人太好管理了。”
关于“文革”的纪录片很多，“你怎么将自己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区别开来？”
“历史都是有细节的，就像长城上的每一块砖，它都是有故事的，都是人手做出来的。我能做的就是堆砌细节，让那些更有形而上能力的人来做历史的概念。”徐星说。
徐星之前拍过两部不是“文革”题材的纪录片，除了文字之外，他还有电影之梦。“因为咱们从小都看电影，觉得不满意。技术的发达提供了可能，技术越来越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你想去做。那我干嘛不试试？”徐星说，“在拍摄和剪辑的过程里都有享受，这个过程特别美，对自己特别满意，觉得自己真天才，做了一件这么棒的事，但过一段时间就特别空虚，就像妇女生孩子，怀孕10个月，每天期盼，生完就空了。
在《我的“文革”编年史》中，徐星以他给暗恋的女孩写情书为线索，这是他的“文革”自传。为了这部片子的拍摄，他特意把那位女孩从美国请了回来。其实，直到40年之后给她打电话，他才知道这女孩说话声音是这样的。女孩跟徐星不是一个班的，高他两个年级，只是见过，他就喜欢上了她，但俩人从没说过话。“暗恋嘛，憋不住了就写了封信，后来就出事了。”
这位叫颖韬的女孩当年知道徐星。“我在那所中学里非常有名，因为我几乎所有功课都不及格，但我的作文老是被当作范文，在全年级读。数学老师都说，以你的聪明，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考不及格，但我确实不懂，到今天也不懂，不会算，完全不感兴趣，灌不进去。”
他没想过“文革”会结束。“就觉得哪天是头啊，天天那么熬。再加上青春期躁动，特别压抑。”
在这样的压抑中，徐星爱上了颖韬。他老是主动去扫楼道，就是为了去看这个女孩。颖韬也记得，这男生怎么总是在扫楼道啊。她一经过，徐星就不扫了。
徐星把自己对“文革”的怀疑写进了给颖韬的情书里。颖韬收到这封没有署名的情书后，不知如何是好，就告诉了老师。老师和公安局的人比对笔迹，查出写信者是徐星。徐星被带走，在拘留所里关了十几天。那时他15岁，初三。之后他远离了颖韬，直到40年后找到她。面对徐星的镜头，颖韬为当年的举动深感懊悔。
“文革”期间，徐星很多时候是一个游荡者。他扒火车去过银川、包头、青岛。“之前还编个理由请假，后来都不编了。”在青岛时，一位好心的大哥收留他住在家里，当他看到这位大哥的一块手表时，产生了拿走的念头，他最终没那么做。多年以后，为了拍纪录片，他回到青岛，找到了那位大哥，为当年有过那样的想法而忏悔。“文革”时，当他游荡到沈阳的时候，曾经从百货商店里顺走过一把吉他。现在，五十多岁的徐星偶尔会从超市里顺走一包口香糖什么的，他觉得能让乏味的生活有些小刺激。
困顿的不合作者
《我的“文革”编年史》的商业运作挺成功，拿到法国，赚了些钱，但参与的人有好几个，到他手里就仨瓜俩枣，最后只得到几万块钱。
徐星如今在北京北四环外租了两居室的房子，租金有一半是他90岁的母亲支付。“我现在就是一个啃老族。”现在他基本没有收入来源，稿费也越来越少。有朋友愿意帮助他，在浙江、吉林，希望能为他谋得一份工作，等他把材料寄过去，一番折腾之后，最后都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他姐姐让他去申请每月三百多块的低保，也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档案。他出国之后，已经找不到档案了，相关部门让他去“合理上访”。
徐星说他不会去上访的，他觉得自己内心的骄傲不能受到伤害。其实，他从小到大都是为自己内心的骄傲而活着。拍纪录片如此，写小说也是如此。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不合作者。
这样的艰难生活，徐星有非常郁闷的时候。为了消除郁闷，他就去跟底层的人说话。“我对底层的人很有感情，他们的生活是千姿百态的，特别鲜活。在城市高档社区里生活的人，生活特别苍白，你看见张三就等于看见李四，他们都打高尔夫球，都信佛，都会到庙里捐钱，全都一样。但在底层，卖肉的跟卖萝卜的肯定不一样，我现在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就是去买菜。”
徐星不做菜，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叫了外卖。喝的是一种朋友送给他的意大利烈酒。喝酒的那一刻，你能看到他脸上泛起的愉悦。餐桌上，聊起他1980年代写的小说，他变得兴奋起来。“文革”后，大量被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受到追捧，饱读中西文学的徐星认为那不算什么。“爷写这篇小说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文学。”
于是，全聚德烤鸭店清洁工徐星写出了《无主题变奏》，由此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1980年代，徐星迅速被全国的文艺青年所知晓。这个无名小卒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这像是一个励志故事的开头。彼时的他也受到了类似今天韩寒所受到的质疑：一个刚从“文革”走过来的文学小青年，怎么可能在1981年就写出了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小说呢？
今天，徐星成为韩寒的反对者，他认为“韩三篇”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大的误导。他倒不认为方舟子是对的。“我不喜欢方舟子，我不喜欢科学，对19世纪的马车夫来说，蒸气机肯定是伪科学，科学标准应该是发展的。”他只是觉得韩寒凭其文学水准不应该获得今天的地位，“偶像应该破除”，他认为，对于那些哼哧哼哧码字而百投不中、连退稿都拿不到的文学青年来说，拿着上千万广告代言费的韩寒炫耀这样的成功“是不公平的”。
许多人问徐星，你这么早就出名，怎么就没换来财富呢？徐星反问，你倒是告诉我怎么换？在1980年代，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还没有。
徐星一直没钱，也不热衷于赚钱，他希望按照自己内心的自由原则去生活。他最怀念的是在全聚德做清洁工的日子，轻松、收入稳定。他现在对生活的要求极低，“我只需要满足最低程度的日常开销就行了。”
“指望纪录片挣钱吗？”
“指望，当然指望，能卖个大价钱我非常高兴。那我首先会把朋友的钱都还了，然后给女朋友买点儿礼物，也不错。但我不会为了卖钱，而屈从某种不是我的标准，所以，這个可能性不太大。”
徐星还记得，1985年发表《无主题变奏》时，拿到稿费，一高兴，买了一箱罐装青岛啤酒，他喝得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