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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年了，增城的新郎在婚礼这天，还是要先给新娘家送去猪头、猪脚。
曾业成的三舅一早就出了门，虽然门口停了闪亮的本田轿车，但他还是挑着担子去了未来的外甥媳妇家。
“礼数不能少。”24岁的曾业成严肃地告诉本刊记者。
给新娘家送去“整猪”和米，他们才有东西招待自己的亲戚——当然，今天再不会有人家在嫁女时如此窘迫。
这个风俗只是提醒大家想起祖先——那些来自中原腹地的客家先民：婆家包揽所有婚礼开销，显示了古礼中男性的主导地位，以及客家人艰苦的生活条件；而这个仪式本身，也可以在诞生于周朝的《仪礼·婚礼》中找到影子。
对大多现代中国人来说，一个客家婚礼是陌生而又熟悉的。那是因为，从将近2000年前开始，客家人就利用那个史诗般的迁徙把自己的风俗和文化，包括古老的“六礼”婚制散播到广袤的华夏大地：从湘鄂赣川一直到江浙闽粤，成为今天各地汉民族婚俗的源头。
增城，是客家人漫长旅途中的一站。
客家迁徙的落脚点
增城市处在珠三角的边缘。它的北面是另一个著名的三角地带：赣南、闽西、粤东——中国最大的客家聚居地。
虽然今天许多北方淑族人把客家当成少数民族，但其实，他们是最接近古汉民族的群体。
从两晋开始，北方汉民因战乱灾害不断南迁，从河南一直走到广东、海南，然后在那里南渡东南亚甚至美洲和澳大利亚。这一民系，就是一般所讲的客家人。
大约在明清交际的17世纪中期，客家人从三角地带南下，开始了第四次大迁移。前三次分别在两晋、唐末、宋元交际。他们在这次迁徙中的第一批落脚点，就包括增城。
正如曾业成的妈妈蓝彩均所说，他们的老家、增城市派潭镇榕树吓村的先人来自北面的江西。
“明末清初的战乱以及后来清朝在福建禁海，导致客家人大量涌入廣东。原先在梅州、河源的客家人就进一步南下。”增城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淀池说。
生存的压力使一直耕作于山区的客家人进入珠江平原，与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另一汉族民系——广府人相遇。广府人一般由南而来，他们被看作古代南迁汉族与百越民族融合的结果。
在今天的增城，全市40％以上的户籍人口都是客家人，他们仍集中在增城北部的山地。
作为当时一路客家南下的终点，来自闽粤赣的不同客家支流在增城聚集：广东客家三大语种程乡、长宁、杨梅在增城都有。生活在派潭的曾业成讲长宁话，派潭南面的正果镇接近程乡话，派潭下面还有一些村子讲杨梅客家话。
张淀池觉得，和梅州这样异常纯粹的客家相比，增城更反映了客家人迁移中与各地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影响的特征，“所以这里的婚嫁也有自己的特定细节。”
闯荡的客家人又回来了
婚礼这天上午，张淑芬先回了派潭车洞村的老家。
新娘回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拜一拜祠堂，告诉祖先即将离开生育自己的村落。
供有祖先神牌的祠堂是客家人生活的核心：迁居一地后，先建祠堂，它往往处于客家村落的中心，民居围绕祠堂而建，形成著名的“围屋”。
不过，车洞村并非客家人占主体，这里其实是一座比较典型的广府村落，所以多是二廊三间一天井的院房，也有聚族而居、廊屋相通的围屋。
其实蓝彩均小的时候，客家人很少会讲广府人所用的粤语。一直到7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增城下面的客家、广府村落之间还很少有联系。“那时经济也不活跃，相互之间没有交流的必要。”张淀池说，所以客家、广府通婚也很少。
客家、广府终究还有些怨限。儿歌里，客家叫广府“蛇仔”，广府称客家“青蛙”。而蛇是吃蛙的。
蓝彩均一家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从农村进城的。那年镇上从各大队调人搞文艺宣传队，她也成为宣传队的一员。70年代末，宣传队解散，蓝彩均到镇上的企业上班。几年后，广东沿海解禁，增城成了一个中转站：为了避免查抄，从潮汕走私进来的汽车和电器不在沿海停留，直接运到山区平原交界的增城，然后接洽买家，伺机进入内地。
此后很多年，增城的大街小巷都停满了崭新却没人使用的轿车。
蓝彩均这时就跟着大家做买卖，比如在山上买些水果再到城里卖掉。不过，她却没跟着乡亲到内地做生意。
这是一股今天仍影响增城的风潮：上世纪80年代起，几十万增城人跑到内地做汽车零配件生意。市政府上了年纪的干部回忆说，最兴盛时全国几乎所有地级市都有增城人卖汽车零配件，从车轮、玻璃、坐垫到方向盘套，“大铁路干线旁边最集中。”
带头的却是客家人，“客家人敢走。”蓝彩均说，客家村子走得只剩下60岁以上的老人和6岁以下的孩子，她如果不是有单位里一点儿工资，也会和大家一样出去。
曾业成在初中毕业后也跟着亲戚去了杭州、合肥学修车、学做生意。四年后还没能摆脱打工者的身份，于是，他回了增城。渐渐地，他不打算像前辈那样出去打拼了，因为他觉得，增城已经成了一个很“舒服”的城市。
三千年前的风俗
这个小城，就像珠三角边上的一个茶馆，有着和广州、深圳不同的节奏。
这一天，好多人就是慢慢放下手中的茶杯，然后悠悠地去参加曾业成的婚宴。
“饮茶”在增城，不是广州城里那样喧嚣的一件事。严格地讲，大多数人并非到“茶馆”去喝茶，往往就在街边一个卖杂货的小店面，相熟的人进来翻翻报纸，随便喝几杯，甚至喝了几杯之后一句话不说就离开。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黄金时代”，“螺纹钢4000多块一吨，抢着买，买到就搞工程盖房子。那可是10多年前，现在才多少钱，还不到4000呢。”和整个广东一样，1992年前后的增城兴奋得像一个走近宝藏的小伙子，满眼都是发财的机会。
不过好景不长。后来中央对经济进行调控，“大刹车”断掉了房地产和投机走私的资金来源，从外面来增城赚钱的人又陆续回到了有更稳固经济基础的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
增城一下安静了下来，“这一静就静了10年。”张淀池说。
趁着经济疲软带来的建材价格下降，蓝彩均家花了不到1000块在街边买了块地，盖了一幢四层小楼。一楼开五金杂货店，楼上是一家人的住处。
婚礼这天早上，三楼新房的门楣上按风俗贴了红帖，上书“凤凰麒麟在此”。这之后，曾业成才有资格第一个进入房间。
新娘家在中午摆过宴席，就要等新郎来接亲了。为了确定这个婚礼的日子，蓝彩均家专门备了礼物去了新娘家。
对于汉民族而言，无论身处天南海北，婚俗都来自周代的“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迎亲。它们分别指请媒提亲、占卜八字、提亲订婚、送彩礼、确定婚期和迎娶。
各地对于“六礼”者情不同变化，而客家最忠实地保留了古老汉民族的婚制。
在客家婚礼程序中，只有纳彩、问名被简化为一个程序。不过直到今天， 双方还是要用纸帖交换生辰，作为同意的表态。然后就进入“纳吉”等一系列程序：定亲、行聘礼、定日子、接新娘。古制中除纳征用币帛外，其余五礼都用雁。南方无雁，客家人就用鸡代替。
三舅挑去猪肉、米粮和布料是迎亲的开始。吃过午饭，曾业成的接亲队伍就出发了。
到新娘家以后，新郎需要从门缝塞红包进去。“虽然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习惯，但客家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这个红包有自己的特定名称，叫做‘姐妹包’，陪新郎接亲的人还要给‘兄弟包’。”派潭文化站站长张淀渊说，其实全中国新郎塞进门缝的红包都应该叫这个名字。
千年古风不仅影响着这个岭南小城。中国各地那些说不出来由的习俗，如果可以在客家婚礼上找到影子，那十有八九就来自古老的周代礼仪。
在新娘家同意新郎进屋后，曾业成被引导到了一个前天特意换上的木门前。他必须将门踢破，才能由此进去接自己的新娘。
张淀渊说，还有一些有趣的风俗，比如“找鞋”。不过现在不明确的是，到底是娘家姐妹把鞋藏起来舍不得新娘走，还是新娘因为合不得离家自己把鞋藏起来。
新郎给新娘的父母敬完茶，新娘的父母不仅赠以红包，还会交给新郎嫁妆箱的钥匙。然后，新郎要打着一把红伞把新娘送进轿车。此后，只要有阳光，他都需要撑起伞来，“这相当于北方的盖头。”在把新娘接到自己家以前，新郎始终不能把伞完全合上。
这一路，直到新郎家的祠堂前，新娘不能下车。蓝彩均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用自行车载着新娘翻山越岭。后来有了摩托车、汽车，便利得多啦。
新娘由家里的女性长辈一路护送去婆家，然后交给婆家长辈，再由后者引到祠堂。在婆家拜祠堂，这是客家婚礼的核心内容。张淀池说，拜过之后，祖先才能认可新媳妇进入自己的家门。
1949年以后，虽然拜堂这些婚俗都被简化了，但是拜祠堂和给双方父母敬茶都保留了下来，“中原古汉族敬重祖先，讲究孝道，客家人虽一路迁移，但这点始终未变。”张淀池说。
讲究“肥、成、熟”的婚宴
客家婚礼传统对于中国人的另一个影响是，确定了喜宴在整个婚礼中的重要位置。在艰难而又贫瘠的迁移生活中，通过婚礼来一次聚餐，是客家人最幸福的时刻。
喜宴的第一盘是土鸡，增城客家讲究“无鸡不成宴”。这是追求吉祥的意思：鸡、吉谐音。
第二盘是卤味拼盘，第三盘是扣肉。第九盘终于上了一碟芹菜，一直到散席，它是唯一一盘素菜。“客家人吃喜宴可以没有珍馐，但肉一定要吃够吃好。”蓝彩均说。
每个盘子都有小锅盖那么大，看起来比东北菜的分量更多，吃起来的口味也和东北菜非常相似，甚至更咸、更腻。
张淀渊说，客家菜讲究“肥、咸、熟”，这个口味特点和客家人的生活環境有很大关系。客家人多住在山高水冷的地方，所以食物多煎炒；客家人出门就要爬山，劳动强度大，肥腻的食物能有效充饥，劳动后易出汗，所以吃得成—点儿，补充盐分。
一般的客家喜宴上，基本没有超出家常菜的范畴的菜式。即使现在很多婚礼在城中的酒店举行，但也都是粗刀大块，同广府菜的山珍海味不一样。
“但是，增城客家的婚宴已经受到了土生文化的影响。”张淀渊说，客家本来喜欢吃鹅，在年夜饭、婚礼上一定要有鹅，曾业成婚宴桌上的芹菜炆鹅就是代表。因为和广府本地人融合的原因，和一般客家比，增城的客家菜要稍微清淡一点儿。
过些天，曾业成会回乡下老家再办一次酒席。那里的婚宴更符合传统：六碗八盆十样，菜谱不成文，却记在客家人的心里。
客家人用宴席，都在八仙方桌上，不必礼让，坐首席的定是长辈。
不过，酒楼里的婚礼要稍微“文明”些，宾客会有节制地喝酒。而在乡下的流水席，肯定是不醉不归。现在，许多增城的年轻人都要在城里和乡下各摆一次喜宴。
等了10年，发财的机会好像又降临在增城，而且特别偏爱客家人。
派潭这一片山里都建设了旅游风景区，而且，政府已经郑重承诺，绝对不在客家聚居的北部山地发展工业。
眼下，榕树吓附近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度假村，还要建设一个飞碟射击场。车洞村保留了几百年的10个水车也成为游客必到一景。一天一个水车作坊可以打出150多斤香粉，但对游客来说，还是供不应求。
客家人终于不用再寻找新的家园，而是可以守着这一脉山峦悠闲地生活了。
曾业成的三舅一早就出了门，虽然门口停了闪亮的本田轿车，但他还是挑着担子去了未来的外甥媳妇家。
“礼数不能少。”24岁的曾业成严肃地告诉本刊记者。
给新娘家送去“整猪”和米，他们才有东西招待自己的亲戚——当然，今天再不会有人家在嫁女时如此窘迫。
这个风俗只是提醒大家想起祖先——那些来自中原腹地的客家先民：婆家包揽所有婚礼开销，显示了古礼中男性的主导地位，以及客家人艰苦的生活条件；而这个仪式本身，也可以在诞生于周朝的《仪礼·婚礼》中找到影子。
对大多现代中国人来说，一个客家婚礼是陌生而又熟悉的。那是因为，从将近2000年前开始，客家人就利用那个史诗般的迁徙把自己的风俗和文化，包括古老的“六礼”婚制散播到广袤的华夏大地：从湘鄂赣川一直到江浙闽粤，成为今天各地汉民族婚俗的源头。
增城，是客家人漫长旅途中的一站。
客家迁徙的落脚点
增城市处在珠三角的边缘。它的北面是另一个著名的三角地带：赣南、闽西、粤东——中国最大的客家聚居地。
虽然今天许多北方淑族人把客家当成少数民族，但其实，他们是最接近古汉民族的群体。
从两晋开始，北方汉民因战乱灾害不断南迁，从河南一直走到广东、海南，然后在那里南渡东南亚甚至美洲和澳大利亚。这一民系，就是一般所讲的客家人。
大约在明清交际的17世纪中期，客家人从三角地带南下，开始了第四次大迁移。前三次分别在两晋、唐末、宋元交际。他们在这次迁徙中的第一批落脚点，就包括增城。
正如曾业成的妈妈蓝彩均所说，他们的老家、增城市派潭镇榕树吓村的先人来自北面的江西。
“明末清初的战乱以及后来清朝在福建禁海，导致客家人大量涌入廣东。原先在梅州、河源的客家人就进一步南下。”增城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淀池说。
生存的压力使一直耕作于山区的客家人进入珠江平原，与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另一汉族民系——广府人相遇。广府人一般由南而来，他们被看作古代南迁汉族与百越民族融合的结果。
在今天的增城，全市40％以上的户籍人口都是客家人，他们仍集中在增城北部的山地。
作为当时一路客家南下的终点，来自闽粤赣的不同客家支流在增城聚集：广东客家三大语种程乡、长宁、杨梅在增城都有。生活在派潭的曾业成讲长宁话，派潭南面的正果镇接近程乡话，派潭下面还有一些村子讲杨梅客家话。
张淀池觉得，和梅州这样异常纯粹的客家相比，增城更反映了客家人迁移中与各地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影响的特征，“所以这里的婚嫁也有自己的特定细节。”
闯荡的客家人又回来了
婚礼这天上午，张淑芬先回了派潭车洞村的老家。
新娘回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拜一拜祠堂，告诉祖先即将离开生育自己的村落。
供有祖先神牌的祠堂是客家人生活的核心：迁居一地后，先建祠堂，它往往处于客家村落的中心，民居围绕祠堂而建，形成著名的“围屋”。
不过，车洞村并非客家人占主体，这里其实是一座比较典型的广府村落，所以多是二廊三间一天井的院房，也有聚族而居、廊屋相通的围屋。
其实蓝彩均小的时候，客家人很少会讲广府人所用的粤语。一直到7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增城下面的客家、广府村落之间还很少有联系。“那时经济也不活跃，相互之间没有交流的必要。”张淀池说，所以客家、广府通婚也很少。
客家、广府终究还有些怨限。儿歌里，客家叫广府“蛇仔”，广府称客家“青蛙”。而蛇是吃蛙的。
蓝彩均一家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从农村进城的。那年镇上从各大队调人搞文艺宣传队，她也成为宣传队的一员。70年代末，宣传队解散，蓝彩均到镇上的企业上班。几年后，广东沿海解禁，增城成了一个中转站：为了避免查抄，从潮汕走私进来的汽车和电器不在沿海停留，直接运到山区平原交界的增城，然后接洽买家，伺机进入内地。
此后很多年，增城的大街小巷都停满了崭新却没人使用的轿车。
蓝彩均这时就跟着大家做买卖，比如在山上买些水果再到城里卖掉。不过，她却没跟着乡亲到内地做生意。
这是一股今天仍影响增城的风潮：上世纪80年代起，几十万增城人跑到内地做汽车零配件生意。市政府上了年纪的干部回忆说，最兴盛时全国几乎所有地级市都有增城人卖汽车零配件，从车轮、玻璃、坐垫到方向盘套，“大铁路干线旁边最集中。”
带头的却是客家人，“客家人敢走。”蓝彩均说，客家村子走得只剩下60岁以上的老人和6岁以下的孩子，她如果不是有单位里一点儿工资，也会和大家一样出去。
曾业成在初中毕业后也跟着亲戚去了杭州、合肥学修车、学做生意。四年后还没能摆脱打工者的身份，于是，他回了增城。渐渐地，他不打算像前辈那样出去打拼了，因为他觉得，增城已经成了一个很“舒服”的城市。
三千年前的风俗
这个小城，就像珠三角边上的一个茶馆，有着和广州、深圳不同的节奏。
这一天，好多人就是慢慢放下手中的茶杯，然后悠悠地去参加曾业成的婚宴。
“饮茶”在增城，不是广州城里那样喧嚣的一件事。严格地讲，大多数人并非到“茶馆”去喝茶，往往就在街边一个卖杂货的小店面，相熟的人进来翻翻报纸，随便喝几杯，甚至喝了几杯之后一句话不说就离开。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黄金时代”，“螺纹钢4000多块一吨，抢着买，买到就搞工程盖房子。那可是10多年前，现在才多少钱，还不到4000呢。”和整个广东一样，1992年前后的增城兴奋得像一个走近宝藏的小伙子，满眼都是发财的机会。
不过好景不长。后来中央对经济进行调控，“大刹车”断掉了房地产和投机走私的资金来源，从外面来增城赚钱的人又陆续回到了有更稳固经济基础的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
增城一下安静了下来，“这一静就静了10年。”张淀池说。
趁着经济疲软带来的建材价格下降，蓝彩均家花了不到1000块在街边买了块地，盖了一幢四层小楼。一楼开五金杂货店，楼上是一家人的住处。
婚礼这天早上，三楼新房的门楣上按风俗贴了红帖，上书“凤凰麒麟在此”。这之后，曾业成才有资格第一个进入房间。
新娘家在中午摆过宴席，就要等新郎来接亲了。为了确定这个婚礼的日子，蓝彩均家专门备了礼物去了新娘家。
对于汉民族而言，无论身处天南海北，婚俗都来自周代的“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迎亲。它们分别指请媒提亲、占卜八字、提亲订婚、送彩礼、确定婚期和迎娶。
各地对于“六礼”者情不同变化，而客家最忠实地保留了古老汉民族的婚制。
在客家婚礼程序中，只有纳彩、问名被简化为一个程序。不过直到今天， 双方还是要用纸帖交换生辰，作为同意的表态。然后就进入“纳吉”等一系列程序：定亲、行聘礼、定日子、接新娘。古制中除纳征用币帛外，其余五礼都用雁。南方无雁，客家人就用鸡代替。
三舅挑去猪肉、米粮和布料是迎亲的开始。吃过午饭，曾业成的接亲队伍就出发了。
到新娘家以后，新郎需要从门缝塞红包进去。“虽然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习惯，但客家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这个红包有自己的特定名称，叫做‘姐妹包’，陪新郎接亲的人还要给‘兄弟包’。”派潭文化站站长张淀渊说，其实全中国新郎塞进门缝的红包都应该叫这个名字。
千年古风不仅影响着这个岭南小城。中国各地那些说不出来由的习俗，如果可以在客家婚礼上找到影子，那十有八九就来自古老的周代礼仪。
在新娘家同意新郎进屋后，曾业成被引导到了一个前天特意换上的木门前。他必须将门踢破，才能由此进去接自己的新娘。
张淀渊说，还有一些有趣的风俗，比如“找鞋”。不过现在不明确的是，到底是娘家姐妹把鞋藏起来舍不得新娘走，还是新娘因为合不得离家自己把鞋藏起来。
新郎给新娘的父母敬完茶，新娘的父母不仅赠以红包，还会交给新郎嫁妆箱的钥匙。然后，新郎要打着一把红伞把新娘送进轿车。此后，只要有阳光，他都需要撑起伞来，“这相当于北方的盖头。”在把新娘接到自己家以前，新郎始终不能把伞完全合上。
这一路，直到新郎家的祠堂前，新娘不能下车。蓝彩均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用自行车载着新娘翻山越岭。后来有了摩托车、汽车，便利得多啦。
新娘由家里的女性长辈一路护送去婆家，然后交给婆家长辈，再由后者引到祠堂。在婆家拜祠堂，这是客家婚礼的核心内容。张淀池说，拜过之后，祖先才能认可新媳妇进入自己的家门。
1949年以后，虽然拜堂这些婚俗都被简化了，但是拜祠堂和给双方父母敬茶都保留了下来，“中原古汉族敬重祖先，讲究孝道，客家人虽一路迁移，但这点始终未变。”张淀池说。
讲究“肥、成、熟”的婚宴
客家婚礼传统对于中国人的另一个影响是，确定了喜宴在整个婚礼中的重要位置。在艰难而又贫瘠的迁移生活中，通过婚礼来一次聚餐，是客家人最幸福的时刻。
喜宴的第一盘是土鸡，增城客家讲究“无鸡不成宴”。这是追求吉祥的意思：鸡、吉谐音。
第二盘是卤味拼盘，第三盘是扣肉。第九盘终于上了一碟芹菜，一直到散席，它是唯一一盘素菜。“客家人吃喜宴可以没有珍馐，但肉一定要吃够吃好。”蓝彩均说。
每个盘子都有小锅盖那么大，看起来比东北菜的分量更多，吃起来的口味也和东北菜非常相似，甚至更咸、更腻。
张淀渊说，客家菜讲究“肥、咸、熟”，这个口味特点和客家人的生活環境有很大关系。客家人多住在山高水冷的地方，所以食物多煎炒；客家人出门就要爬山，劳动强度大，肥腻的食物能有效充饥，劳动后易出汗，所以吃得成—点儿，补充盐分。
一般的客家喜宴上，基本没有超出家常菜的范畴的菜式。即使现在很多婚礼在城中的酒店举行，但也都是粗刀大块，同广府菜的山珍海味不一样。
“但是，增城客家的婚宴已经受到了土生文化的影响。”张淀渊说，客家本来喜欢吃鹅，在年夜饭、婚礼上一定要有鹅，曾业成婚宴桌上的芹菜炆鹅就是代表。因为和广府本地人融合的原因，和一般客家比，增城的客家菜要稍微清淡一点儿。
过些天，曾业成会回乡下老家再办一次酒席。那里的婚宴更符合传统：六碗八盆十样，菜谱不成文，却记在客家人的心里。
客家人用宴席，都在八仙方桌上，不必礼让，坐首席的定是长辈。
不过，酒楼里的婚礼要稍微“文明”些，宾客会有节制地喝酒。而在乡下的流水席，肯定是不醉不归。现在，许多增城的年轻人都要在城里和乡下各摆一次喜宴。
等了10年，发财的机会好像又降临在增城，而且特别偏爱客家人。
派潭这一片山里都建设了旅游风景区，而且，政府已经郑重承诺，绝对不在客家聚居的北部山地发展工业。
眼下，榕树吓附近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度假村，还要建设一个飞碟射击场。车洞村保留了几百年的10个水车也成为游客必到一景。一天一个水车作坊可以打出150多斤香粉，但对游客来说，还是供不应求。
客家人终于不用再寻找新的家园，而是可以守着这一脉山峦悠闲地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