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与我同龄的吴贻弓导演驾鹤西去，悲痛之余，不禁回想起与他接触的一幕幕往事，遂写下来以志纪念。
　　2005年7月，当时任上海市文联主席的吴贻弓，带领部分上海市文联的各路艺术家赴湘西苗族自治州采风，文联通知我说，吴主席希望我能参加，我当然乐意从之。
　　那次采风，我们对湘西土家族、苗族的风土人情留下了深刻印象。姑娘们都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欢迎我们。一次，在土家族做客，先是我们唱歌，接着看他们表演，吴贻弓主席和我一起坐在前排座上。当我们正兴致盎然地观看着眼前姑娘们的演出时，突然在我们身后飞出几个姑娘出其不意地用手往我们脸上抹起了墨汁般的黑锅灰，一下子就把我们脸上涂成了大花脸！我们知道，这是土家族欢迎客人的隆重礼仪。所以对于姑娘们的“恶作剧”，我们都乐呵呵笑成一团。
　　我们还在自治州首府吉首为他们文联所属单位举行文艺讲座，书法家刘小晴讲书法，美术家陈琪讲美术，我讲电影。上海文联的艺术家和湘西的艺术家们还通过笔会进行书画交流，更增加了两地的友好往来。
　　我们还去了凤凰古城，在沱江的吊腳楼上品茶、吟诗、笑谈，好不快活。我乘兴所致，还写了一首拙诗：
　　三山四水绿映红，
　　苗寨土家淳朴风。
　　凤凰灵山出才子，
　　猛洞秀水育芙蓉。
　　德夯神鼓声声远，
　　古丈香茶杯杯情。
　　吊角楼上醉歌罢，
　　与君何时再相逢？
　　我和吴导真正相识相交是他邀我参演他的大作《流亡大学》的1985年。当时他已是上影厂厂长，他统领的《流亡大学》摄制组上百人，无论摄影、舞美、灯、服、道、效、化，都是上影厂的精兵强将。演员阵容更是可观，除了外请的智一桐和我之外，从年老到年轻，都是上影剧团的优秀演员，他的导演组也是年富力强。高博、向梅、奇梦石、吴文伦、周国斌、祁明远、张闽、张芝华、江海洋等都是这个摄制组大家庭里朝夕相处的朋友。那年我们从杭州出发南下，一路拍摄到广西鹿寨，最后到漓江、阳朔至兴坪楼杀青。这部影片从夏到冬，拍摄了三个多月，吃了很多苦，以组里摄、服、道等工作人员最甚，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这部影片讲述浙大师生在抗战中，流亡南下办学的故事。我演教授卢中汉，他的原型即是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这段时期合作下来，在我眼里，吴贻弓导演是个典型的“文人导演”。他在拍摄现场，绝对不会给人以雷厉风行、风风火火的印象，他说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肢体动作幅度也不大，一切工作都是在一种安静平稳、有条不紊的状态下进行着。他接人待物、处言谈事都很儒雅，与他高瘦的形态、带副黑框眼镜的面相非常相称。再加上他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和品位，把吴导冠之为“文人导演”十分妥帖。
　　和吴贻弓导演合作拍戏，无论多么大牌的演员，都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亲和的定力，应该缘于吴导身上的艺术修养和导演功底。从他执导的影片《城南旧事》中，可以得到深刻的印证，这部影片已作为经典，留芳在中国电影史上。
　　我们合作可以说是心有灵犀。有一场戏，是浙大师生在一个火车小站等待即将到站的火车乘车南下，天空下着小雨，由于战事吃紧，火车不是晚点，就是不停站，我演的卢忠汉教授和其他师生家属忍着饥饿，把仅有的饼干罐头拿在手上，眼睛急切地望着火车来的方向，想恳求火车工作人员能让我们上车。火车终于等来了，没想到等来的是火车的呼啸而过，全然不顾我们的哀求。要拍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卢忠汉手拿罐头和众人跳下站台，站在铁轨上对着远去的火车表达着愤怒之情。在雨中，只见我气得满脸涨红、青筋暴出，突然举起双手伴着喃喃的话语把两只罐头狠狠地向前方扔去，此时现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只听见吴导高喊一句“好”，结束了这场群戏。过后，副导演江海洋告诉我，吴导完全被你的戏吸引了，把停机的“停”喊成“好”了。
　　吴贻弓导演曾对在看监视器时的其他人说过，“你们看刘子枫，即使他不在画面中央，也老是引起我的注意，这个人太有戏了！”这些过誉，当然都是事后朋友们告诉我的。三个多月合作的愉快，人品的了解，使我对吴导更加尊重，我们之间日后的友谊和交往也越发自然深厚，难怪他出版的大作《花语墅筆记》的书名让我来书写，真有点受宠若惊。
　　《流亡大学》拍竣关机那天，由于紧张的工作终于结束，大家都很高兴，于是就在我们的居住地阳朔兴坪楼上小聚。大家坐在月下，几瓶啤酒，一盘花生米，一盘黄瓜西红柿就算美食了。吴贻弓和大家一起谈笑，一起回忆拍片中的趣事，对着一轮明月，兴之所至，当场做成一首《兴坪楼赋》以抒情怀。那天我也很兴奋，也情不自禁地趁兴索句，写了首《致导演吴贻弓》以诗和之，好不快哉：
　　伴君流亡万里行，
　　礼赞浙大师生情。
　　山头大旗捣毒日，
　　江中破帆捲恶风。
　　自古梨园多轶事，
　　当今影坛少奇峰。
　　兴坪楼上癫狂罢，
　　回归自然念正经。
　　谨以以上拙文作为我对吴贻弓导演的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