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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发展战略、业务经营模式、内部管理模式、风险管控模式等方面回顾总结了东亚经济体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发展转型的国际经验，并分析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利率市场化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我国商业银行需在执行与战略层面同步提高应对利率市场化的能力。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东亚 转型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将给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带来深远影响，为深刻理解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环境的改变，并合理设计我国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冲击的发展转型策略，本文将通过回顾总结东亚经济体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发展转型的国际经验，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发展转型的可能方向。
一、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一）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给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利差盈利模式带来了挑战。在利率放开之前，对利率的管制往往使存款利率低于市场均衡水平。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商业银行间对于存款资金的价格竞争加剧，促使存款利率向市场利率靠拢，形成了存贷利差降低的压力。
由于存款利率市场化加大了商业银行资金成本压力，在资金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要实现利润增长有几种基本的应对选择：一是提高资金使用端的收益率；二是扩大资金使用规模；三是发展资金依赖程度低的业务，即提高非利息收入。其中，在提高资金使用端收益率方面，商业银行可以增加对回报较高、期限较长资产的投资，这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定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扩大资金使用规模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努力增加资金来源，面临如何吸引顾客和资金的问题。在提高非利息收入方面，商业银行面临着持续提高产品创新与服务能力的问题，同时也受到监管政策的深刻影响。因此，商业银行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投入以形成和强化适应利率市场化条件的经营竞争能力，这也可能使得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实际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
从存贷利差这一关键指标看，取消利率管制初期，银行业竞争加剧，为争取资金来源而纷纷提高存款利率；但短期内却难以调整资金投放结构，将贷款投放集中于更具议价能力的领域，因而贷款利率上升空间有限。存款利率比贷款利率上升的速度更快，会造成银行存贷利差显著收窄。而利率市场化的后期，伴随着银行定价能力的改善及金融业务限制的放宽，银行开辟了新的资金运用渠道，并开始转向高收益领域投放资金，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对存贷利差的影响趋于弱化。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在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前期出现了存贷利差的明显下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图1 日本利率及利差变化情况
日本的存贷利差在1973—1978年稳定在375%左右的水平，而1979年日本实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款（CD）利率市场化，当年及次年，日本存贷利差分别降低至305%、284%的水平，之后有所回升，于1981—1984年保持在340%左右的水平，但仍低于1973—1978年的平均存贷利差水平；日本又于1985年实行大额存款（标准为10亿日元）利率市场化、于1988年将CD发行单位进一步降低至5 000万日元、于1989年将大额存款标准降低至1 000万日元，都未出现存贷利差迅速降低的情况，直到1991年日本楼市泡沫破灭，日本银行难以继续向房地产领域投放贷款，资金运用范围缩小，其存贷利差开始显著地系统性降低。
中国台湾于1976年将统一利率之规定作适度的放宽，允许银行在货币当局规定的最高利率之内自由决定存款利率水平，又于1980年允许银行自行订定可转让定期存单与金融债券、票据贴现的利率。同时，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增速于1979—1982年持续明显下降，存贷款利率都有所下降，而存贷利差在显著降低至3%左右水平后开始稳定。1986年，台湾进一步放宽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将核定存款最高利率的项目由13种简化为4种，之后台湾存贷利差有所下降，但随着银行业逐步适应经营环境变化并通过业务调整缓释冲击，台湾存贷利差在1988年后又有所回升。1989年，台湾取消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及放款利率下限管制之规定，进入利率完全自由化阶段。总体而言，台湾的存贷利差在利率自由化过程中后期未有显著变化。而由于企业外迁、贷款需求不足、竞争加剧等原因，台湾存贷利差在近十余年来持续下降，目前仅为15%左右。
数据来源：年度值根据各季度“存放款加权平均利率”取算术平均值计算。
图2 中国台湾地区利率及利差变化情况
（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机遇
利率市场化反映了差异性、多样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以及金融企业对风险的判断和定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产品会出现更多的差异化。与此对应，不同金融机构对同一项目、同一客户的风险判断也会出现差异，这些差异在其金融产品的定价中会得到反映。这有利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的自主性。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图3 日本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情况
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业通过其提供的金融服务从社会总产出中获得相应份额作为报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中，最优状况下各生产要素所获得报酬与总产出之比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在生产函数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各生产要素所获得总报酬之间比值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值。因此，各经济体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往往很小。随着商业银行经营自主性提高，不断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适时作出业务调整、改进自身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商业银行配置资金、资源的能力和效率提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提高，自身在整体经济中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强。对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比较显示，其银行（金融中介）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利率市场化的中后期都基本稳定，甚至有较明显的提升，这说明利率市场化固然给银行业带来了一定挑战，却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要看到，近十年来，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中介（银行）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反映出要实现商业银行的可长期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吸取各方经验，在产品创新、业务结构、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好长远筹划。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图4 中国台湾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图5 韩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情况
二、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转型
利率市场化增大了商业银行间价格竞争的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性，这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基于自身实际情况，从发展战略、经营模式、内部管理、风险管控等多个方面做出调整，以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实现持续发展。
（一）发展战略转型
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发展经营模式高度雷同，同质化竞争普遍。而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在利率定价、资金筹集、资金投放、风险管理等方面能力的差异将真正显示出影响，利率市场化将使不同规模和不同管理水平银行的长短板凸显。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战略求得突破。
差异化、特色化的竞争优势或来源于体制，或源于在业务上的另辟蹊径和深耕细作，以日本商业银行为例。
日本商业银行主要可分为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两类，其中，都市银行规模较大，在日本商业银行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地方银行则是将总行设在地方城市，以总行所在的都道府县为主要营业地区的银行。在利率管制时期，地方银行与都市银行一样，主要以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但由于地方银行规模较小、资金实力较弱，无力单独承担较大项目和满足较大企业的资金需求，因此，在传统上，日本都市银行主要服务于大型企业，而地方银行则主要为地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利率市场化带来了存贷利差降低的压力，同时金融脱媒现象开始普遍出现，日本信贷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大型制造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逐渐转向资本市场，都市银行失去了传统的优良大客户，为保证业务量和利润，都市银行调整了业务发展战略，开始将贷款投放的重点转向非制造业，尤其是房地产业、非银行金融行业、中小企业贷款和个人消费。
随着都市银行向中小业务和零售业务转型，日本地方银行在传统业务领域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地方银行着力提高差异化竞争能力，努力适应客户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结合自身熟悉了解地区情况、与地方经济及政府联系密切等方面的特点，积极开发有地方特色的金融产品，完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以提高收益率。特别是在2002年日本调整存款全额保护政策之后，大量存款资金从地方银行流向都市银行，进一步加大了地方银行的经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地方银行进一步加大了特色化业务转型力度，大力开发投资信托业务等新服务项目，如东京等地的地方银行结合当地科研机构数量众多的实际情况，和当地政府及各地的风险投资基金合作，设立以研究开发新技术的大学、研究机关为服务对象的风险投资基金。
（二）业务经营模式转型
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存款利率提升和息差缩窄压力冲击了银行业的传统运营模式，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随着商业银行深入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其业务经营模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1业务收入多元化
利率市场化后，存贷利差缩窄的压力增大，中间业务非息收入的重要性凸显。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前后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化情况看，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占比都有所提高，其中，美国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从1979年的18%上升到2000年的43%，中国香港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在2002年后显著地从30%左右提高到接近50%。日本银行业的非息收入占比也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有所提升，但受制于监管限制等因素，其非息收入占比始终未超过20%；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银行业存贷利差显著降低，而其非息业务发展不足，降低了日本银行业应对存贷利差下降冲击的能力。
就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而言，大型商业银行由于综合经营能力较强，具备较为广泛的分销网络和强大的客户基础，在发展非息业务上具备比较优势。从香港地区的经验看，在利率市场化后，大型银行虽然在市场份额上有所收缩，但由于其存款成本较低，能够实现更稳定的净息差水平和资本收益率，同时由于大银行拥有网络和服务优势，其非息收入增长也快于小型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Bloomberg、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6 香港地区商业银行ROE比较
2客户与资产负债结构调整
利率市场化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性，使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基于自身情况调整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以优化经营成果。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银行业的实际情况看，其客户与资产负债结构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发生了若干趋势性变化。
一是资产配置方面风险偏好有所上升。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面临存款成本上升压力，为保证一定存贷利差和盈利水平，银行需要提高资产端收益，这促使银行在资产配置方面作出调整，风险偏好有所上升。以日本为例，在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中后期，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初，日本都市银行及地方银行的贷款占总资产比重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其中风险度相对较低但同时收益率也相对较低的票据贷款占比则明显下降，同时银行资产配置中收益率相对较低的贴现票据占比也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7 日本都市银行资产配置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8 日本地方银行资产配置结构变化
二是信贷投向多元化，零售业务比重提高。从银行角度来说，大企业客户议价能力较高，贷款利率上升将导致优质大企业更多地转向直接融资，为维持一定的存贷利差，银行不得不寻求新的贷款客户，如中小企业、私人部门、家庭客户等，使得信贷投放结构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而趋于多样化，同时零售业务比重提高。如日本都市银行的透支型贷款量占总贷款比例由1984年的5%提高到了1994年（日本于1994年基本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的22%，同期，日本地方银行的这一比例也由4%提高到了19%。韩国存款性公司对居民家庭债权在其持有国内债权中所占比例由1991年（韩国第二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于1991年启动）的不到30%提高到了2005年的42%，目前保持在35%左右。中国台湾地区存款货币机构对民间部门放款额占其全部放款额的比例也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持续提高。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9 中国台湾地区存款货币机构放款结构调整
三是吸存问题缓解，负债结构差异化。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资金的真实产出与资金名义价格不匹配，产生了套利空间，这也是各种金融创新、利率市场化的根本动力之一。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存款利率趋于合理，商业银行吸存能力削弱的问题得到缓解。从日本地方银行、韩国存款性公司、中国台湾地区存款货币机构的情况看，其一般性存款占总资产比例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都呈现出上升态势，而且，活期存款、通知存款等低成本存款占比下降，而定期存款、金融机构存款等高成本存款占比有所提高。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10 韩国存款性公司负债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11 中国台湾地区存款货币机构负债结构变化
同时，利率市场化增加了商业银行主动匹配资产与负债的手段，在负债方面，银行可以实施主动的负债管理，优化负债结构，降低经营成本。由于不同商业银行负债管理能力存在差异，其负债结构出现差异化。比较日本都市银行与地方银行的负债结构，可以看到：都市银行更多采取主动负债手段，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都市银行的存款占比略有下降，可转让定期存单、活期借款等主动负债项目规模则快速增加；而地方银行的存款占比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稳步提高，保持在80%以上的水平，主动负债项目的重要性则相对较弱。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12 日本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变化
3经营活动综合化
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盈利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拓宽业务范围和种类，获得新的增强其盈利性的经营模式，产生了业务经营综合化的内在动力。随着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不断提高定价能力、创新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其综合化经营能力持续提升。同时，利率市场化也为银行经营综合化提供了条件。利率市场化是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入金融自由化的必要基础，从世界各国的普遍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后往往跟进混业经营的放开。以日本为例，其于1994年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又于1998年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禁令，扩大了银行经营范围，允许银行交叉经营证券、保险等所有金融业务，允许银行在“窗口”买卖股票和各种投资信托商品。中国台湾于1989年修改“银行法”，开始开放民营银行，又于2001年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构建出金融混业监管机制，并于2004年通过“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使金融混业监管向一元监管机制转变，提高了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程度。总体而言，综合化经营提高了服务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还有效地分散和降低了经营风险，有效促进了金融机构发展。
（三）内部管理模式转型
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长期利率管制的环境中，商业银行对资产负债、资金定价、客户营销以及后台营运等方面的管理较为简单粗放，差异性和精细化程度不足。由于保护性利差的存在，银行对客户需求的深入挖掘普遍不足，交叉销售能力薄弱，缺乏系统化的客户份额分析以及客户销售规划的制定。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利率变动的频率和幅度提高，期限结构更加复杂，资金流动更具随机性，这大幅提升了银行资产负债配置和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同时，由于市场竞争加剧，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成为银行议价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商业银行需要着力转变内部管理模式、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以有效应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
（四）风险管控模式转型
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付息成本上升压力增大。要保持盈利增长，商业银行必须适当拓展高收益业务，以消化成本增加造成的不利影响。而收益与风险高度相关，只有控制好风险，做好风险的对冲、分散和转移，才能获取超额收益。因此，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众多商业银行的经验表明，通过计量化手段提高全面风险管控能力，对于成功应对利率市场化具有关键意义。
以台湾合作金库银行为例，其原名台湾省合作金库，是台湾大型商业银行之一。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利率自由化之后，各银行都加强了其自身利率定价体系的建设。合作金库银行首先建立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由银行的法人金融部来负责制定相应的定价模型，并遵循该模型计算出客户可以接受的利率。同时，利率定价与风险管理密不可分。随着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合作金库银行不断加大风险控制的力度，并重新改造和完善了IT系统。风险管理部不仅要核算风险成本，还要预测行业的动态与监督对利益关系人的管制。在操作层面上，风险管理部门根据财务部门所提供的数据，同时考虑市场相同产品的价格、金融市场的动态和趋势、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行业特性、企业经营规模等，计算违约率和损失率。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特殊性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经营变化主要体现出两大应对思路，一是提高资金使用端收益率，二是扩大资金使用规模，总体而言仍是主要以存贷利差模式获取利润，当宏观经济发生重要转变、贷款需求出现大幅波动时，商业银行的经营便受到重大冲击。而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特殊性使得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应对方面需要面临更多挑战。
（一）资本监管要求
相对严格、完整的资本监管是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突出背景。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Ⅰ首次提出了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概念，而在此之前美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已完成利率市场化。巴塞尔协议Ⅱ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强调银行管理与监管应以风险识别为基础，金融危机暴露了巴塞尔协议Ⅱ的框架存在不少漏洞。巴塞尔协议Ⅱ强调对分母——风险资产——的计量，而此次巴塞尔协议Ⅲ则更加强调对分子——资本——的计量，直接表现为诸多条款的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提高资本的充足率。资本监管要求升级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叠加，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特别的挑战。为了符合新的资本监管要求，也为了更好地应对利率市场化冲击，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强大有效的资本补充渠道，这可能进一步拉大商业银行间的差距。
（二）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殊背景。有一种理论认为，造成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日本没有在日元国际化之前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颁布了新的《外汇法》，实现了日元的可自由兑换。紧接其后，日本加速了金融自由化改革。1984年对外汇交易的两个规则作了修订，其中包括了外币期货交易中的“实际需求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外汇期货交易，而不受任何实体贸易的限制。在资本项目迅速开放的过程中，日本国内的金融改革滞后，如日本对债券市场的管制直到1995年前后才放松，这使得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没有充分进化，导致国内金融与经济体系缺乏有效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能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利率市场化存在倒逼压力，商业银行必须尽快具备有效的主动利率定价管理能力。
（三）人口结构变迁
我们还有必要注意人口结构变迁这样一个宏观背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价格与资金价格分别取决于劳动力与资本的边际产出，在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产出较高，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资金的真实产出与资金名义价格不匹配，这也是各种金融创新、利率市场化的根本动力之一。而随着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这种情况在快速发生改变，资本的边际产出存在下降趋势，资金真实产出与资金名义价格间的差异减小，压缩了金融中介的利差空间，也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靠投入劳动力提高资本边际产出的路走不通了，就得更多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而这意味着技术创新，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有新的金融服务模式与之相适应，如科技企业垃圾债、高收益债或与之相似的银行理财产品。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社会整体储蓄倾向等一系列变化，商业银行需要在服务创新、业务模式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调整。
四、小结
利率市场化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商业银行需要在发展战略、业务经营模式、内部管理模式、风险管控模式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积极调整，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同时，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宏观风险、行业风险、区域风险的研究与管理，在执行与战略层面同步提高应对利率市场化的能力，获得更大发展。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东亚 转型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将给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带来深远影响，为深刻理解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环境的改变，并合理设计我国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冲击的发展转型策略，本文将通过回顾总结东亚经济体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发展转型的国际经验，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发展转型的可能方向。
一、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一）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给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利差盈利模式带来了挑战。在利率放开之前，对利率的管制往往使存款利率低于市场均衡水平。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商业银行间对于存款资金的价格竞争加剧，促使存款利率向市场利率靠拢，形成了存贷利差降低的压力。
由于存款利率市场化加大了商业银行资金成本压力，在资金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要实现利润增长有几种基本的应对选择：一是提高资金使用端的收益率；二是扩大资金使用规模；三是发展资金依赖程度低的业务，即提高非利息收入。其中，在提高资金使用端收益率方面，商业银行可以增加对回报较高、期限较长资产的投资，这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定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扩大资金使用规模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努力增加资金来源，面临如何吸引顾客和资金的问题。在提高非利息收入方面，商业银行面临着持续提高产品创新与服务能力的问题，同时也受到监管政策的深刻影响。因此，商业银行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投入以形成和强化适应利率市场化条件的经营竞争能力，这也可能使得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实际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
从存贷利差这一关键指标看，取消利率管制初期，银行业竞争加剧，为争取资金来源而纷纷提高存款利率；但短期内却难以调整资金投放结构，将贷款投放集中于更具议价能力的领域，因而贷款利率上升空间有限。存款利率比贷款利率上升的速度更快，会造成银行存贷利差显著收窄。而利率市场化的后期，伴随着银行定价能力的改善及金融业务限制的放宽，银行开辟了新的资金运用渠道，并开始转向高收益领域投放资金，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对存贷利差的影响趋于弱化。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在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前期出现了存贷利差的明显下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图1 日本利率及利差变化情况
日本的存贷利差在1973—1978年稳定在375%左右的水平，而1979年日本实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款（CD）利率市场化，当年及次年，日本存贷利差分别降低至305%、284%的水平，之后有所回升，于1981—1984年保持在340%左右的水平，但仍低于1973—1978年的平均存贷利差水平；日本又于1985年实行大额存款（标准为10亿日元）利率市场化、于1988年将CD发行单位进一步降低至5 000万日元、于1989年将大额存款标准降低至1 000万日元，都未出现存贷利差迅速降低的情况，直到1991年日本楼市泡沫破灭，日本银行难以继续向房地产领域投放贷款，资金运用范围缩小，其存贷利差开始显著地系统性降低。
中国台湾于1976年将统一利率之规定作适度的放宽，允许银行在货币当局规定的最高利率之内自由决定存款利率水平，又于1980年允许银行自行订定可转让定期存单与金融债券、票据贴现的利率。同时，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增速于1979—1982年持续明显下降，存贷款利率都有所下降，而存贷利差在显著降低至3%左右水平后开始稳定。1986年，台湾进一步放宽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将核定存款最高利率的项目由13种简化为4种，之后台湾存贷利差有所下降，但随着银行业逐步适应经营环境变化并通过业务调整缓释冲击，台湾存贷利差在1988年后又有所回升。1989年，台湾取消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及放款利率下限管制之规定，进入利率完全自由化阶段。总体而言，台湾的存贷利差在利率自由化过程中后期未有显著变化。而由于企业外迁、贷款需求不足、竞争加剧等原因，台湾存贷利差在近十余年来持续下降，目前仅为15%左右。
数据来源：年度值根据各季度“存放款加权平均利率”取算术平均值计算。
图2 中国台湾地区利率及利差变化情况
（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机遇
利率市场化反映了差异性、多样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以及金融企业对风险的判断和定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产品会出现更多的差异化。与此对应，不同金融机构对同一项目、同一客户的风险判断也会出现差异，这些差异在其金融产品的定价中会得到反映。这有利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的自主性。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图3 日本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情况
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业通过其提供的金融服务从社会总产出中获得相应份额作为报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中，最优状况下各生产要素所获得报酬与总产出之比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在生产函数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各生产要素所获得总报酬之间比值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值。因此，各经济体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往往很小。随着商业银行经营自主性提高，不断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适时作出业务调整、改进自身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商业银行配置资金、资源的能力和效率提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提高，自身在整体经济中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强。对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比较显示，其银行（金融中介）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利率市场化的中后期都基本稳定，甚至有较明显的提升，这说明利率市场化固然给银行业带来了一定挑战，却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要看到，近十年来，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中介（银行）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反映出要实现商业银行的可长期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吸取各方经验，在产品创新、业务结构、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好长远筹划。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图4 中国台湾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图5 韩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情况
二、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转型
利率市场化增大了商业银行间价格竞争的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性，这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基于自身实际情况，从发展战略、经营模式、内部管理、风险管控等多个方面做出调整，以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实现持续发展。
（一）发展战略转型
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发展经营模式高度雷同，同质化竞争普遍。而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在利率定价、资金筹集、资金投放、风险管理等方面能力的差异将真正显示出影响，利率市场化将使不同规模和不同管理水平银行的长短板凸显。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战略求得突破。
差异化、特色化的竞争优势或来源于体制，或源于在业务上的另辟蹊径和深耕细作，以日本商业银行为例。
日本商业银行主要可分为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两类，其中，都市银行规模较大，在日本商业银行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地方银行则是将总行设在地方城市，以总行所在的都道府县为主要营业地区的银行。在利率管制时期，地方银行与都市银行一样，主要以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但由于地方银行规模较小、资金实力较弱，无力单独承担较大项目和满足较大企业的资金需求，因此，在传统上，日本都市银行主要服务于大型企业，而地方银行则主要为地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利率市场化带来了存贷利差降低的压力，同时金融脱媒现象开始普遍出现，日本信贷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大型制造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逐渐转向资本市场，都市银行失去了传统的优良大客户，为保证业务量和利润，都市银行调整了业务发展战略，开始将贷款投放的重点转向非制造业，尤其是房地产业、非银行金融行业、中小企业贷款和个人消费。
随着都市银行向中小业务和零售业务转型，日本地方银行在传统业务领域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地方银行着力提高差异化竞争能力，努力适应客户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结合自身熟悉了解地区情况、与地方经济及政府联系密切等方面的特点，积极开发有地方特色的金融产品，完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以提高收益率。特别是在2002年日本调整存款全额保护政策之后，大量存款资金从地方银行流向都市银行，进一步加大了地方银行的经营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地方银行进一步加大了特色化业务转型力度，大力开发投资信托业务等新服务项目，如东京等地的地方银行结合当地科研机构数量众多的实际情况，和当地政府及各地的风险投资基金合作，设立以研究开发新技术的大学、研究机关为服务对象的风险投资基金。
（二）业务经营模式转型
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存款利率提升和息差缩窄压力冲击了银行业的传统运营模式，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随着商业银行深入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其业务经营模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1业务收入多元化
利率市场化后，存贷利差缩窄的压力增大，中间业务非息收入的重要性凸显。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前后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化情况看，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占比都有所提高，其中，美国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从1979年的18%上升到2000年的43%，中国香港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在2002年后显著地从30%左右提高到接近50%。日本银行业的非息收入占比也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有所提升，但受制于监管限制等因素，其非息收入占比始终未超过20%；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银行业存贷利差显著降低，而其非息业务发展不足，降低了日本银行业应对存贷利差下降冲击的能力。
就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而言，大型商业银行由于综合经营能力较强，具备较为广泛的分销网络和强大的客户基础，在发展非息业务上具备比较优势。从香港地区的经验看，在利率市场化后，大型银行虽然在市场份额上有所收缩，但由于其存款成本较低，能够实现更稳定的净息差水平和资本收益率，同时由于大银行拥有网络和服务优势，其非息收入增长也快于小型金融机构。
数据来源：Bloomberg、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6 香港地区商业银行ROE比较
2客户与资产负债结构调整
利率市场化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性，使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基于自身情况调整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以优化经营成果。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银行业的实际情况看，其客户与资产负债结构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发生了若干趋势性变化。
一是资产配置方面风险偏好有所上升。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面临存款成本上升压力，为保证一定存贷利差和盈利水平，银行需要提高资产端收益，这促使银行在资产配置方面作出调整，风险偏好有所上升。以日本为例，在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中后期，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初，日本都市银行及地方银行的贷款占总资产比重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其中风险度相对较低但同时收益率也相对较低的票据贷款占比则明显下降，同时银行资产配置中收益率相对较低的贴现票据占比也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7 日本都市银行资产配置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8 日本地方银行资产配置结构变化
二是信贷投向多元化，零售业务比重提高。从银行角度来说，大企业客户议价能力较高，贷款利率上升将导致优质大企业更多地转向直接融资，为维持一定的存贷利差，银行不得不寻求新的贷款客户，如中小企业、私人部门、家庭客户等，使得信贷投放结构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而趋于多样化，同时零售业务比重提高。如日本都市银行的透支型贷款量占总贷款比例由1984年的5%提高到了1994年（日本于1994年基本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的22%，同期，日本地方银行的这一比例也由4%提高到了19%。韩国存款性公司对居民家庭债权在其持有国内债权中所占比例由1991年（韩国第二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于1991年启动）的不到30%提高到了2005年的42%，目前保持在35%左右。中国台湾地区存款货币机构对民间部门放款额占其全部放款额的比例也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持续提高。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9 中国台湾地区存款货币机构放款结构调整
三是吸存问题缓解，负债结构差异化。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资金的真实产出与资金名义价格不匹配，产生了套利空间，这也是各种金融创新、利率市场化的根本动力之一。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存款利率趋于合理，商业银行吸存能力削弱的问题得到缓解。从日本地方银行、韩国存款性公司、中国台湾地区存款货币机构的情况看，其一般性存款占总资产比例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都呈现出上升态势，而且，活期存款、通知存款等低成本存款占比下降，而定期存款、金融机构存款等高成本存款占比有所提高。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10 韩国存款性公司负债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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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国台湾地区存款货币机构负债结构变化
同时，利率市场化增加了商业银行主动匹配资产与负债的手段，在负债方面，银行可以实施主动的负债管理，优化负债结构，降低经营成本。由于不同商业银行负债管理能力存在差异，其负债结构出现差异化。比较日本都市银行与地方银行的负债结构，可以看到：都市银行更多采取主动负债手段，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都市银行的存款占比略有下降，可转让定期存单、活期借款等主动负债项目规模则快速增加；而地方银行的存款占比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稳步提高，保持在80%以上的水平，主动负债项目的重要性则相对较弱。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12 日本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变化
3经营活动综合化
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盈利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拓宽业务范围和种类，获得新的增强其盈利性的经营模式，产生了业务经营综合化的内在动力。随着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不断提高定价能力、创新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其综合化经营能力持续提升。同时，利率市场化也为银行经营综合化提供了条件。利率市场化是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入金融自由化的必要基础，从世界各国的普遍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后往往跟进混业经营的放开。以日本为例，其于1994年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又于1998年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禁令，扩大了银行经营范围，允许银行交叉经营证券、保险等所有金融业务，允许银行在“窗口”买卖股票和各种投资信托商品。中国台湾于1989年修改“银行法”，开始开放民营银行，又于2001年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构建出金融混业监管机制，并于2004年通过“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使金融混业监管向一元监管机制转变，提高了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程度。总体而言，综合化经营提高了服务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还有效地分散和降低了经营风险，有效促进了金融机构发展。
（三）内部管理模式转型
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长期利率管制的环境中，商业银行对资产负债、资金定价、客户营销以及后台营运等方面的管理较为简单粗放，差异性和精细化程度不足。由于保护性利差的存在，银行对客户需求的深入挖掘普遍不足，交叉销售能力薄弱，缺乏系统化的客户份额分析以及客户销售规划的制定。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利率变动的频率和幅度提高，期限结构更加复杂，资金流动更具随机性，这大幅提升了银行资产负债配置和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同时，由于市场竞争加剧，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成为银行议价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商业银行需要着力转变内部管理模式、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以有效应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
（四）风险管控模式转型
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付息成本上升压力增大。要保持盈利增长，商业银行必须适当拓展高收益业务，以消化成本增加造成的不利影响。而收益与风险高度相关，只有控制好风险，做好风险的对冲、分散和转移，才能获取超额收益。因此，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众多商业银行的经验表明，通过计量化手段提高全面风险管控能力，对于成功应对利率市场化具有关键意义。
以台湾合作金库银行为例，其原名台湾省合作金库，是台湾大型商业银行之一。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利率自由化之后，各银行都加强了其自身利率定价体系的建设。合作金库银行首先建立了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由银行的法人金融部来负责制定相应的定价模型，并遵循该模型计算出客户可以接受的利率。同时，利率定价与风险管理密不可分。随着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合作金库银行不断加大风险控制的力度，并重新改造和完善了IT系统。风险管理部不仅要核算风险成本，还要预测行业的动态与监督对利益关系人的管制。在操作层面上，风险管理部门根据财务部门所提供的数据，同时考虑市场相同产品的价格、金融市场的动态和趋势、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行业特性、企业经营规模等，计算违约率和损失率。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特殊性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经营变化主要体现出两大应对思路，一是提高资金使用端收益率，二是扩大资金使用规模，总体而言仍是主要以存贷利差模式获取利润，当宏观经济发生重要转变、贷款需求出现大幅波动时，商业银行的经营便受到重大冲击。而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特殊性使得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应对方面需要面临更多挑战。
（一）资本监管要求
相对严格、完整的资本监管是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突出背景。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Ⅰ首次提出了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概念，而在此之前美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已完成利率市场化。巴塞尔协议Ⅱ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强调银行管理与监管应以风险识别为基础，金融危机暴露了巴塞尔协议Ⅱ的框架存在不少漏洞。巴塞尔协议Ⅱ强调对分母——风险资产——的计量，而此次巴塞尔协议Ⅲ则更加强调对分子——资本——的计量，直接表现为诸多条款的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提高资本的充足率。资本监管要求升级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叠加，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特别的挑战。为了符合新的资本监管要求，也为了更好地应对利率市场化冲击，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强大有效的资本补充渠道，这可能进一步拉大商业银行间的差距。
（二）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殊背景。有一种理论认为，造成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日本没有在日元国际化之前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颁布了新的《外汇法》，实现了日元的可自由兑换。紧接其后，日本加速了金融自由化改革。1984年对外汇交易的两个规则作了修订，其中包括了外币期货交易中的“实际需求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外汇期货交易，而不受任何实体贸易的限制。在资本项目迅速开放的过程中，日本国内的金融改革滞后，如日本对债券市场的管制直到1995年前后才放松，这使得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没有充分进化，导致国内金融与经济体系缺乏有效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能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利率市场化存在倒逼压力，商业银行必须尽快具备有效的主动利率定价管理能力。
（三）人口结构变迁
我们还有必要注意人口结构变迁这样一个宏观背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价格与资金价格分别取决于劳动力与资本的边际产出，在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产出较高，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资金的真实产出与资金名义价格不匹配，这也是各种金融创新、利率市场化的根本动力之一。而随着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这种情况在快速发生改变，资本的边际产出存在下降趋势，资金真实产出与资金名义价格间的差异减小，压缩了金融中介的利差空间，也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靠投入劳动力提高资本边际产出的路走不通了，就得更多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而这意味着技术创新，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有新的金融服务模式与之相适应，如科技企业垃圾债、高收益债或与之相似的银行理财产品。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社会整体储蓄倾向等一系列变化，商业银行需要在服务创新、业务模式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调整。
四、小结
利率市场化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商业银行需要在发展战略、业务经营模式、内部管理模式、风险管控模式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积极调整，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同时，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宏观风险、行业风险、区域风险的研究与管理，在执行与战略层面同步提高应对利率市场化的能力，获得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