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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一个沙漏。
沙漏的上端，是江苏昆山——笔记本电脑产量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少：2010年1.2亿台，2011年7449万台，2012年6500万台……
沙漏的下端，是西部重庆——笔电产量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2011年2547万台，2012年4200万台，2013年6000万台……
一减一增的背后，上演的正是“一江春水向西流”——重庆打造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精彩大戏。
一纸文件
2011年2月5日，春寒料峭。
市发改委经济合作处处长周韶辉脸上却阳光灿烂——国家发改委下达《关于重庆沿江承接转移示范区实施方案的复函》。
这份文件，重庆已盼了很久。
此时的重庆，产业发展呈现单一、低能、封闭的态势。单一是指结构不合理。“汽摩产业一业独大，占全市工业比重超过30%，汽摩产业一‘感冒’，整个工业就打喷嚏。”周韶辉说。低能是指产业能级偏低。“十家大企业产值抵不过别人一家。”周韶辉说。封闭是经济外向度低。“资源要素没和外界实现高效流动。”周韶辉说。
不破解这三大难题，重庆就无法担负中央赋予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重任。
为了破解难题，重庆将目光聚焦在2009年国发3号文件上——3号文件提出，重庆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打造东西部合作示范基地”。于是，市发改委开始精心编制《关于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实施方案》。
《方案》获批后，周韶辉说：“我们将以现有产业为基础，承接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化工、轻工、现代服务业等七大产业。”
政府合作
对重庆工业园区不了解，不敢冒险；重庆地处内陆，物流成本恐怕很高；不知道重庆能不能保证用工需求……重庆各区县在承接产业转移中，饱受东部沿海企业的质疑。“承接沿江产业转移的步子始终快不起来。”周韶辉说。
如何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沿海城市政府帮我们做工作。”周韶辉说。
于是，重庆启动了政府与政府的合作模式。“一是共建产业转移承接平台，如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共建璧山·深圳工业园。二是市级部门展开对口合作，如重庆市级部门与温州市级部门签订促进产业互动协议，举办浙江知名企业家与重庆合作恳谈会。三是建立对口支援长效机制，利用国家对口帮扶机制，让对口省市帮助重庆招商引资。”周韶辉说。
三大举措推出后，产业承接立即打开局面。
2011年4月13日，时任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健步迈入重庆三峡博物馆。
这里是“重庆·温州周”活动的会场。
一个月前，市发改委组织重庆各区县负责人，与温州市级部门进行全面对接。温州有汽车摩托车配件产业集群，重庆是全国重要汽车摩托车制造基地，承接产业转移，能优化两地产业布局。
经过对接，“重庆·温州周”项目招商推广活动得以在重庆举行。
一周时间，渝温两地35个合作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达350亿元。
“正是如此高平台的对接，才让我们安心入驻万州。”扬业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秀萍说。
政商合作
2011年7月3日，阳光火辣。
在南岸区工商联工作暨非公经济发展会议现场，重庆江苏商会会长张松林的心，也如窗外阳光般火热。
时任南岸区区长刘宝亚（现任区委书记），向包括张松林在内的21家重庆异地商会的会长颁发聘书。
与一纸聘书同来的，还有一份责任。
“这是一份委托招商引资协议书。”张松林说。
“商会人脉广，让他们去当说客，比政府更有说服力。”刘宝亚说。
成为招商顾问后，张松林开始主动宣传南岸区投资环境、招商项目，量身寻找合适的投资企业；对有投资意向的企业，他进行一对一跟踪式服务。
经过重庆江苏商会一番张罗，一批项目落户南岸。
“在推出政府与政府合作模式的同时，我们还推出了区县政府与异地商会、协会合作模式。”周韶辉说。
万盛经开区与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签订协议，委托其招商；大渡口区与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签订协议，共建“泛珠三角”产业园……
通过政商合作，一大批项目由沿海转移到重庆。
垂直整合
2010年，原璧山县招商局局长刘隆平心情有些低落。
县委、县政府出台决定，撤销璧山县招商局。
刘隆平无法理解：“难道璧山不用招商了？”
其实，璧山撤掉招商局的背后，是一台垂直整合大戏正在上演。
2008年底，金融危机肆虐全球。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重庆将目光聚焦在笔记本电脑上。市政府领导将招商引资的目标锁定惠普，因为惠普占了世界电脑30%的市场份额。
怎么才能打动惠普？
“在产业承接上，不能总是依靠税率、土地等优惠政策，要有创新的思维。”在时任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推动下，重庆创造了垂直整合模式。
从全世界采购零部件运到某地组装，这叫水平分工。采用水平分工，重庆与沿海相比没有优势，只有采用垂直分工，将整机、零部件都集中到重庆生产，才能高度节约成本，打动惠普。“三年内，将惠普所需零部件本地化。”重庆招商团队凭借智慧和诚意，打动了惠普。
转过身，重庆又与惠普代工商富士康、英业达、广达进行谈判——见“老大”惠普欲入渝，它们自然愿将零部件基地迁往重庆。
而富士康、英业达、广达，同时又是东芝、苹果等笔记本电脑企业的代工商，它们入渝，又将4400万台笔电产能带入重庆。
垂直整合，一举缔造出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随后，重庆又把垂直整合模式移植到汽摩、直升机产业上，将数个整车、整机企业和大批零部件企业吸引入渝。
于是，重庆各区县分到了很多“蛋糕”。“现在入驻璧山的笔电配套企业有200多家，排名行业前三位的就有30多家。”刘隆平说。
沙漏的上端，是江苏昆山——笔记本电脑产量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少：2010年1.2亿台，2011年7449万台，2012年6500万台……
沙漏的下端，是西部重庆——笔电产量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2011年2547万台，2012年4200万台，2013年6000万台……
一减一增的背后，上演的正是“一江春水向西流”——重庆打造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精彩大戏。
一纸文件
2011年2月5日，春寒料峭。
市发改委经济合作处处长周韶辉脸上却阳光灿烂——国家发改委下达《关于重庆沿江承接转移示范区实施方案的复函》。
这份文件，重庆已盼了很久。
此时的重庆，产业发展呈现单一、低能、封闭的态势。单一是指结构不合理。“汽摩产业一业独大，占全市工业比重超过30%，汽摩产业一‘感冒’，整个工业就打喷嚏。”周韶辉说。低能是指产业能级偏低。“十家大企业产值抵不过别人一家。”周韶辉说。封闭是经济外向度低。“资源要素没和外界实现高效流动。”周韶辉说。
不破解这三大难题，重庆就无法担负中央赋予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重任。
为了破解难题，重庆将目光聚焦在2009年国发3号文件上——3号文件提出，重庆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打造东西部合作示范基地”。于是，市发改委开始精心编制《关于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实施方案》。
《方案》获批后，周韶辉说：“我们将以现有产业为基础，承接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化工、轻工、现代服务业等七大产业。”
政府合作
对重庆工业园区不了解，不敢冒险；重庆地处内陆，物流成本恐怕很高；不知道重庆能不能保证用工需求……重庆各区县在承接产业转移中，饱受东部沿海企业的质疑。“承接沿江产业转移的步子始终快不起来。”周韶辉说。
如何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沿海城市政府帮我们做工作。”周韶辉说。
于是，重庆启动了政府与政府的合作模式。“一是共建产业转移承接平台，如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共建璧山·深圳工业园。二是市级部门展开对口合作，如重庆市级部门与温州市级部门签订促进产业互动协议，举办浙江知名企业家与重庆合作恳谈会。三是建立对口支援长效机制，利用国家对口帮扶机制，让对口省市帮助重庆招商引资。”周韶辉说。
三大举措推出后，产业承接立即打开局面。
2011年4月13日，时任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健步迈入重庆三峡博物馆。
这里是“重庆·温州周”活动的会场。
一个月前，市发改委组织重庆各区县负责人，与温州市级部门进行全面对接。温州有汽车摩托车配件产业集群，重庆是全国重要汽车摩托车制造基地，承接产业转移，能优化两地产业布局。
经过对接，“重庆·温州周”项目招商推广活动得以在重庆举行。
一周时间，渝温两地35个合作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达350亿元。
“正是如此高平台的对接，才让我们安心入驻万州。”扬业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秀萍说。
政商合作
2011年7月3日，阳光火辣。
在南岸区工商联工作暨非公经济发展会议现场，重庆江苏商会会长张松林的心，也如窗外阳光般火热。
时任南岸区区长刘宝亚（现任区委书记），向包括张松林在内的21家重庆异地商会的会长颁发聘书。
与一纸聘书同来的，还有一份责任。
“这是一份委托招商引资协议书。”张松林说。
“商会人脉广，让他们去当说客，比政府更有说服力。”刘宝亚说。
成为招商顾问后，张松林开始主动宣传南岸区投资环境、招商项目，量身寻找合适的投资企业；对有投资意向的企业，他进行一对一跟踪式服务。
经过重庆江苏商会一番张罗，一批项目落户南岸。
“在推出政府与政府合作模式的同时，我们还推出了区县政府与异地商会、协会合作模式。”周韶辉说。
万盛经开区与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签订协议，委托其招商；大渡口区与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签订协议，共建“泛珠三角”产业园……
通过政商合作，一大批项目由沿海转移到重庆。
垂直整合
2010年，原璧山县招商局局长刘隆平心情有些低落。
县委、县政府出台决定，撤销璧山县招商局。
刘隆平无法理解：“难道璧山不用招商了？”
其实，璧山撤掉招商局的背后，是一台垂直整合大戏正在上演。
2008年底，金融危机肆虐全球。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重庆将目光聚焦在笔记本电脑上。市政府领导将招商引资的目标锁定惠普，因为惠普占了世界电脑30%的市场份额。
怎么才能打动惠普？
“在产业承接上，不能总是依靠税率、土地等优惠政策，要有创新的思维。”在时任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推动下，重庆创造了垂直整合模式。
从全世界采购零部件运到某地组装，这叫水平分工。采用水平分工，重庆与沿海相比没有优势，只有采用垂直分工，将整机、零部件都集中到重庆生产，才能高度节约成本，打动惠普。“三年内，将惠普所需零部件本地化。”重庆招商团队凭借智慧和诚意，打动了惠普。
转过身，重庆又与惠普代工商富士康、英业达、广达进行谈判——见“老大”惠普欲入渝，它们自然愿将零部件基地迁往重庆。
而富士康、英业达、广达，同时又是东芝、苹果等笔记本电脑企业的代工商，它们入渝，又将4400万台笔电产能带入重庆。
垂直整合，一举缔造出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随后，重庆又把垂直整合模式移植到汽摩、直升机产业上，将数个整车、整机企业和大批零部件企业吸引入渝。
于是，重庆各区县分到了很多“蛋糕”。“现在入驻璧山的笔电配套企业有200多家，排名行业前三位的就有30多家。”刘隆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