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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一直开到晚上12点,还没有敲定决策?是的。气氛紧张,有董事出门抽闷烟。连楼下的各位司机都急了,说今天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但议案一定要表决,“这个时候就感觉到责任重大”,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著名法学家、资深独立董事顾功耘对《董事会》表示,“独立董事制度对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有很大促进作用,‘花瓶’一词与我不沾边”。
不投反对票≠摆设
一次,大股东要某家上市公司提供担保、帮助融资,大股东派来的董事、董事长发现不太好做,要违反规则。董事长不便公开表示不赞成,于是向独董介绍情况,结果,独董们公开表示反对。董事长就跟大股东说,没办法,独董对此有否决权。“现实中,董事长往往要对大股东负责,但有时会出现不太好向大股东交代的状况。我们独董去讲董事长、总经理不敢讲的一些话,好多事情就好办了。目的是要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这里既有大股东的利益,也有中小股东的利益。”顾功耘说,这样的事情绝非一次。
在2000年起即陆续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董的顾功耘看来,独董发挥了很多内部董事难以发挥的作用。“我主要作为法律专家参与决策。在专业能力上,独董相较公司内部提上来的原来做业务的董事有独到的地方。金融、会计、法律,这往往是内部成长起来的董事不具备的知识,选择独董可以大大改善董事会的构成,提高决策能力。而且,独董相对敢讲话,有些内部董事在一些事情上不太好讲话。独董在关键时候可以起到作用,比如上面说到的例子。”
外界往往有个认识误区:以投反对票的多少来衡量独董作用发挥的大小,仿佛不投反对票,独董便成为了摆设。顾功耘表示,这显然是外界不了解董事会运作而造成的误解。事实上,在履职中,顾功耘和其他有经验的独董一起对议案进行了三道把关。遇到议案论证不充分、有问题时,独董可以事先做一些沟通工作,如建议不要上会或补充论证;已经开会讨论的议案,如果议案有问题,独董会提出议案不表决、暂缓表决;提交表决的议案,独董认为仍有问题需投反对票的,已经是少之又少了。“独董发挥作用,主要的不是最后投反对票,主要看在决策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不是用心帮助公司正确决策。我投过弃权票,是因为把握不准,主要是经营上的合理性问题。”顾功耘表示自己个性偏于温和,没有投过反对票,在董事会上是温和地提善意的建议。会上,只要有独董提出意见,其他独董一般均会附议。
一直以来各界对独董履职情况非议颇多,顾功耘坦言,独董制度确实存在需改进之处,如选聘机制方面,独董主要来自股东、管理层推荐,总有人情关系成分在里面,这多少会对独董发表意见产生消极影响,影响独立性,为避免该问题,可以研究更好的选聘机制。
独董遭非议的第二个问题是勤勉度不足,因为独董大多是兼职的知名专家,平时很忙。顾功耘的做法是,通常会跟公司在时间安排上做一些协调,即建议在周末开董事会,所碰到的公司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配合。作为高校教授,顾功耘还有个额外优势:暑假、寒假期间正好是半年报、年报审查及披露时间,这样一来,履职时间便有了保证。值得一提的是,顾功耘2002年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最怕信息不充分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中国上市公司的独董制度从试验开始至今不过10年,上市公司整体治理水平仍处在初级阶段,问题不少、丑闻不断。这种情况下,履职独董显然风险不小。10年来,顾功耘可谓一路承担了这种风险,并惊险地避过了一劫。
顾功耘2002年5月就任上海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董。该公司是从事光电产品和集成电路产品设计、制造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的母亲。公司的业务模式是:从美国一些大型卖场拿订单,然后由国内厂商生产。
这家公司是顾功耘唯一一家主动辞去独董职务的企业,当初对外公告的原因是“工作繁忙”,而背后则是公司在给独董提供信息方面存在缺陷,这让他感觉不好。公司是搞贸易的,借款、担保非常频繁,经常传真相关文件给董事签署。“比如说这次贷款5000万,传真过来了。我问,你前面贷款多少?还了多少?结余多少?担保也是。因为我不在公司,不可能统计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我签字的时候,你要告诉我前面贷款、还款、结余的数字,这样才能评估风险。但是这些情况公司老是疏于提供。我就不签,要他提供了再签。下一次,问题又来了。反复要签字贷款、担保,不全面提供信息,那我心里就很不踏实。”
为此顾功耘曾在董事会上正式地提出过意见,但事后公司依然故我,只能辞职。他直言,几年后公司出了问题,即贷款很多,货出去了钱没有回来,大量的资金滞留在国外。据悉,截至2007年末,该公司境外应收账款达9.62亿美元,占公司总资产的101.7%。2009年12月,公司董事长因逃汇、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获刑7年。
“我当时隐约就有此种担忧,好在早已退出。当独董,最怕的就是信息不充分。” 顾功耘坦言,自己在选择任职的上市公司方面,通常是要求有一定知名度、信誉度也比较好。现有一些公司,除了按规定提交会议材料外,月度、季度工作简报也发给独董。
脱离实际成不了专家
某上市公司独董年度津贴定为2万。结果,有个独董很有意见——“就这点钱,老要我来开会、签字?”于是他逐渐就没了履职积极性。顾功耘直言这并不能完全责怪独董。“有的企业还是有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一些国企。认为我们企业职工一年才拿几万,你独董跑来几趟,给你2万,不错了。知名教授出去讲课,一次通常给1万或5000的报酬,有的单位给500元,人家专家心里就不是滋味,因劳动付出和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对于独董津贴,顾功耘认为,相较独董在企业的贡献,现有的津贴并不算高,如果独董能够体面地拿到较高收入,他们就没必要兼职很多家公司。他建议,要让付出和收益大体平衡,还要考虑履职风险,独董的年度津贴一般以10万左右为宜,当然还要结合考虑行业、企业规模、效益等因素。对于独董缺席会议,要加强制度上的约束。他举例说,有家公司的独董津贴为8万,缺一次会议少支付1万,这很好。
事实上,顾功耘坦言自己对津贴并无特别要求,这背后是他的一些更重要的追求。“中国学者看重的是有体现自身价值的舞台。能在一些有影响的企业参与决策,能使自己的专业直接服务于社会,是非常荣耀的。”他说,“经济发展要求产学研一体化。如果把企业、大学完全分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像美国,大学教授办企业,企业老总也以到大学上课为荣。独董制度正好为大学与企业交流提供了平台。我是研究公司法、证券法的,到企业掌握第一手资料,再讲给学生听,培养的学生才具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认为大学教授专家只懂理论,这不符实际,进而排斥他们做独董,更是对社会进步不利。任何人脱离了实际是成不了专家的。真正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理论专家,他必须跟实际结合。进入实践,也为专家提供了创新的源泉。”
不投反对票≠摆设
一次,大股东要某家上市公司提供担保、帮助融资,大股东派来的董事、董事长发现不太好做,要违反规则。董事长不便公开表示不赞成,于是向独董介绍情况,结果,独董们公开表示反对。董事长就跟大股东说,没办法,独董对此有否决权。“现实中,董事长往往要对大股东负责,但有时会出现不太好向大股东交代的状况。我们独董去讲董事长、总经理不敢讲的一些话,好多事情就好办了。目的是要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这里既有大股东的利益,也有中小股东的利益。”顾功耘说,这样的事情绝非一次。
在2000年起即陆续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董的顾功耘看来,独董发挥了很多内部董事难以发挥的作用。“我主要作为法律专家参与决策。在专业能力上,独董相较公司内部提上来的原来做业务的董事有独到的地方。金融、会计、法律,这往往是内部成长起来的董事不具备的知识,选择独董可以大大改善董事会的构成,提高决策能力。而且,独董相对敢讲话,有些内部董事在一些事情上不太好讲话。独董在关键时候可以起到作用,比如上面说到的例子。”
外界往往有个认识误区:以投反对票的多少来衡量独董作用发挥的大小,仿佛不投反对票,独董便成为了摆设。顾功耘表示,这显然是外界不了解董事会运作而造成的误解。事实上,在履职中,顾功耘和其他有经验的独董一起对议案进行了三道把关。遇到议案论证不充分、有问题时,独董可以事先做一些沟通工作,如建议不要上会或补充论证;已经开会讨论的议案,如果议案有问题,独董会提出议案不表决、暂缓表决;提交表决的议案,独董认为仍有问题需投反对票的,已经是少之又少了。“独董发挥作用,主要的不是最后投反对票,主要看在决策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不是用心帮助公司正确决策。我投过弃权票,是因为把握不准,主要是经营上的合理性问题。”顾功耘表示自己个性偏于温和,没有投过反对票,在董事会上是温和地提善意的建议。会上,只要有独董提出意见,其他独董一般均会附议。
一直以来各界对独董履职情况非议颇多,顾功耘坦言,独董制度确实存在需改进之处,如选聘机制方面,独董主要来自股东、管理层推荐,总有人情关系成分在里面,这多少会对独董发表意见产生消极影响,影响独立性,为避免该问题,可以研究更好的选聘机制。
独董遭非议的第二个问题是勤勉度不足,因为独董大多是兼职的知名专家,平时很忙。顾功耘的做法是,通常会跟公司在时间安排上做一些协调,即建议在周末开董事会,所碰到的公司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配合。作为高校教授,顾功耘还有个额外优势:暑假、寒假期间正好是半年报、年报审查及披露时间,这样一来,履职时间便有了保证。值得一提的是,顾功耘2002年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最怕信息不充分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中国上市公司的独董制度从试验开始至今不过10年,上市公司整体治理水平仍处在初级阶段,问题不少、丑闻不断。这种情况下,履职独董显然风险不小。10年来,顾功耘可谓一路承担了这种风险,并惊险地避过了一劫。
顾功耘2002年5月就任上海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董。该公司是从事光电产品和集成电路产品设计、制造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的母亲。公司的业务模式是:从美国一些大型卖场拿订单,然后由国内厂商生产。
这家公司是顾功耘唯一一家主动辞去独董职务的企业,当初对外公告的原因是“工作繁忙”,而背后则是公司在给独董提供信息方面存在缺陷,这让他感觉不好。公司是搞贸易的,借款、担保非常频繁,经常传真相关文件给董事签署。“比如说这次贷款5000万,传真过来了。我问,你前面贷款多少?还了多少?结余多少?担保也是。因为我不在公司,不可能统计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我签字的时候,你要告诉我前面贷款、还款、结余的数字,这样才能评估风险。但是这些情况公司老是疏于提供。我就不签,要他提供了再签。下一次,问题又来了。反复要签字贷款、担保,不全面提供信息,那我心里就很不踏实。”
为此顾功耘曾在董事会上正式地提出过意见,但事后公司依然故我,只能辞职。他直言,几年后公司出了问题,即贷款很多,货出去了钱没有回来,大量的资金滞留在国外。据悉,截至2007年末,该公司境外应收账款达9.62亿美元,占公司总资产的101.7%。2009年12月,公司董事长因逃汇、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获刑7年。
“我当时隐约就有此种担忧,好在早已退出。当独董,最怕的就是信息不充分。” 顾功耘坦言,自己在选择任职的上市公司方面,通常是要求有一定知名度、信誉度也比较好。现有一些公司,除了按规定提交会议材料外,月度、季度工作简报也发给独董。
脱离实际成不了专家
某上市公司独董年度津贴定为2万。结果,有个独董很有意见——“就这点钱,老要我来开会、签字?”于是他逐渐就没了履职积极性。顾功耘直言这并不能完全责怪独董。“有的企业还是有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一些国企。认为我们企业职工一年才拿几万,你独董跑来几趟,给你2万,不错了。知名教授出去讲课,一次通常给1万或5000的报酬,有的单位给500元,人家专家心里就不是滋味,因劳动付出和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对于独董津贴,顾功耘认为,相较独董在企业的贡献,现有的津贴并不算高,如果独董能够体面地拿到较高收入,他们就没必要兼职很多家公司。他建议,要让付出和收益大体平衡,还要考虑履职风险,独董的年度津贴一般以10万左右为宜,当然还要结合考虑行业、企业规模、效益等因素。对于独董缺席会议,要加强制度上的约束。他举例说,有家公司的独董津贴为8万,缺一次会议少支付1万,这很好。
事实上,顾功耘坦言自己对津贴并无特别要求,这背后是他的一些更重要的追求。“中国学者看重的是有体现自身价值的舞台。能在一些有影响的企业参与决策,能使自己的专业直接服务于社会,是非常荣耀的。”他说,“经济发展要求产学研一体化。如果把企业、大学完全分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像美国,大学教授办企业,企业老总也以到大学上课为荣。独董制度正好为大学与企业交流提供了平台。我是研究公司法、证券法的,到企业掌握第一手资料,再讲给学生听,培养的学生才具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认为大学教授专家只懂理论,这不符实际,进而排斥他们做独董,更是对社会进步不利。任何人脱离了实际是成不了专家的。真正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理论专家,他必须跟实际结合。进入实践,也为专家提供了创新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