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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在洛阳出土的57方粟特人墓志分析可以看出，进入中原地区的粟特人，为了融入汉民族群体，受中原文化影响，开始对自己的祖先来源进行重新建构，即由最初认同先祖来自西域演变为对汉民族的认同，表现为：在姓氏起源上追求与汉民族同姓一致，在郡望堂号上攀附汉民族同姓望族，但不同姓氏群体在同化进度和程度上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粟特人;祖先认同;融合;汉化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7-0134-05
关于粟特人汉化问题的研究，前人已从生活方式、思维意识等方面的转变做过论述。①然而对于影响汉化的最重要因素——祖先认同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要么没有述及，要么浅尝辄止。20世纪以来，洛阳出土了大量粟特人墓志及相关石刻，为深入研究粟特人汉化创造了条件。笔者共获得洛阳出土的粟特人墓志57方，其中康氏墓志22方，安氏墓志16方，史氏墓志9方，曹氏墓志6方，何氏墓志4方。本文擬通过对各种相关文献的爬梳比对，以上述墓志为基础，就粟特人祖先认同问题做一探讨。
一、粟特人的内迁历程
粟特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虽然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已开始，但二者之间的密切往来却是在张骞通西域后。如“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②其“遣子侍汉”是出于“欲通贾市”的商业目的。洛阳出土墓志中也有将粟特家族入华追溯至这一时期的，如，何盛墓志云：“君讳盛，字多子，洛阳人也。”“自张骞仗节而往”，“命氏开家，衣冠礼秩，备诸国史”。③
东汉时期，粟特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更加频繁，“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④，描述的就是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还有粟特人作为质子来到洛阳，梁慧皎《高僧传》云：“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⑤《魏书·安同传》曰：“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⑥三国魏、西晋时，洛阳作为都城，来自西域的粟特人依然是络绎不绝。三国时期与西域的交往情况与汉代一致，《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疎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⑦
北魏时期，来居中原的粟特人众多。《洛阳出土多方隋唐墓志都说先祖于此时进入中原，如：康威墓志载：“□魏道武，历通五运;爪牙同凑，迁兴大豫，今为河南人焉。”⑧安静墓志云：“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⑨安备墓志曰：“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⑩康子相墓志谓：“其先出自康居，仕于后魏，为颉利发，陪从孝文，粤自恒安入都瀍洛。”康婆墓志载：“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
北齐、北周，一直到隋，粟特人入官中朝，其中担任武职者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康元敬“父仵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安静“祖嶷，齐河阳镇将”等等。
唐朝时有大量粟特人归附。史多“父日，夙使玉关，作镇金塞。乃礼遣长子，削衽来庭”;史诺匹延“祖父西蕃史国人也”，“渴仰长安，来投朝化”。由于粟特人多骁勇善战，唐军中有大量粟特人为将为兵，安菩“逢北狄南下，奉敕遄征，一以当千，独扫蜂飞之众”。安元寿，“贞观元年，突厥颉利可汗拥徒卅万众来寇便桥，太宗亲率精兵出讨。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一人于帐中自卫”。
随着唐朝国力日渐强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尤其是唐朝实行的开放宽松的政策，使得大批粟特商人进入内地经商，而唐代的洛阳城店铺云集，商业繁荣，粟特商人数量非常可观。康婆就是一位“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巨万”的巨商;康老师也是“金鞍宝马，去来三市之傍;绥颊高谈，出入五侯之第。何曾奢靡，不能逾一万之钱;刘毅雄豪，不能多百万之费。陆大夫之宴喜，愿得分庭;孙丞相之招贤，方齐置驿”。另外，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支持，佛教在唐朝发展到全盛时期，洛阳粟特人僧侣就有不少，如康法藏在洛阳翻译《华严经》、创立佛教华严宗，曹彦瓌之父嵩禅师门徒众多。
天宝十载（751），唐军在与阿拉伯帝国交战的怛罗斯战役中失败，唐朝丢失了从伊朗东部到阿富汗在内的广大中亚地区。随后爆发的安史内乱，使大唐永远失去了西域，粟特人东迁运动从此终结。留在中原地区的粟特人，通过学习儒家经典、修改姓名、改变生活习惯和信仰等措施，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宋代以后，活跃在欧亚大陆上的粟特人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二、粟特人的族源记忆
对于出身问题，早期粟特人是不避讳的，他们都直言先祖来自西域。在康氏墓志中，多有称自己为康国之后者，如，康婆“本康国王之裔”;康老师“其先康国人”;康氏（安君妻）“康国大首领之女也，以本国为氏”。康国，西汉时称康居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一些康氏墓志更是直称为康居国之后，如，康子相“其先出自康居”;康元敬“其先肇自康居”;康敦“其先康居国人”;康夫人（曹公妻）“康居之裔”。
安氏以安国后裔自居，如，安备“其先出于安居耶尼国”;安菩“其先安国大首领”。安备墓志中的“安居耶尼国”，就是安国，《汉书》称为“罽城”，北魏译为忸密，《魏书·西域传》载：“忸密国，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隋代，译作安国，《隋书·西域传》载：“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 史氏则自称为西域史国后裔。史诺匹延“祖父西蕃史国人”;史多“西域人”。史国，又名竭石国、坚沙、奇沙、羯霜那国，为旧康居国之后，“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大唐西域记》称为羯霜那国，“羯霜那国，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魏源《海国图志》曰：“史国，土言羯霜那国也。”《新唐书·西域传》载：“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
何氏称为大夏之后。何盛“其先出自大夏之后”。大夏为西域古国，《史记》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后为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取代，其后有何国，唐称屈霜你迦国，《大唐西域记》载：“屈霜你迦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新唐书·西域传》曰：“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
更多的粟特人墓志在追溯墓主族源时，以其发源、繁衍地的一些標志性山川名称来标识自己的出身。由于狭义的西域，是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关以西的地方，就是《汉书》所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出，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众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这里说的南北大山指的就是南面的昆仑山和北面的天山。因而，昆仑山、天山、玉门关、葱岭、蒲昌海等就成了粟特人标识自己出身的代名词。
昆仑山，在粟特人的墓志铭中又被称为昆峰、昆岳、昆山、昆岫等，如，安延墓志有“望重玉关，族高昆岳”;史夫人墓志有“昆山玉颖，汉水珠泉”;康婆墓志有“开华昆岫，发秀琼柯”。天山在两汉以迄宋代史籍中被称为“金山”“阴山”，在粟特人的墓志铭中用以代指出身西域，如，安菩墓志有“君贤国宝，妻美金山”;史瓘墓志有“其先阴山之系”。玉门关，又称玉关、鹿塞、玉塞、金塞，在粟特人墓志中也多有出现，如，史多墓志有“夙使玉关，作镇金塞”;康达墓志有“玉关之右，金城之外”;康老师墓志有“金方拓境，玉塞承家”。葱岭，又称葱山，指今帕米尔高原，在粟特人的墓志中也有出现，如，康郎墓志有“葱岭尘惊，唯欣逐乌”，“功著葱山，效彰蒲海”;康老师墓志有“金方辟境，乌弋控于龙沙;玉胜临庭，槐江接于葱岭”。唐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淖尔）附近是康居人的重要聚落，因此，蒲昌、蒲山、蒲海也被用作粟特人出身的代名词。如，康武通墓志有“蒲昌贵族，酒泉华裔”;安静墓志有“寂寥蒲海，迢遝葱河”。
还有一些粟特人墓志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来自西域的出身，但从其家族武功见长，以及游牧生活方式，还是很容易判断其粟特人的身份。如，安延墓志的“跃银鞍而得俊，飞白羽而称雄，故得冠冕酋豪”，安师墓志的“随水引弓之人，著土脾刀之域”，康续墓志的“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康磨伽墓志的“公侯继出，玉塞以握铜符;考绩无穷，誓山河而锡茅土”，均流露出其以马背上民族为荣的自豪感。
另外，因西域位于中原的西北方，因此，金方、西州、西土、朔北等表示西方、北方方位的词语，也多被用来标明墓主来自西域。金方，指西方，借指西域，在史籍中多有记载，《后汉书·臧洪传》云：“先零扰疆，邓、崔弃凉。诩、燮令图，再全金方。”《隋书·地理志上》称：“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表明其家族来自西域。安思节墓志的“家世西土”，安静墓志的“派隆基于朔北”，以及康留买墓志的“西州之茂族”，表明安思节、安静和康留买家族来自西域。
从上述征引诸多墓志来看，在唐朝初年粟特人不仅不回避其胡族出身，相反，还以胡族出身为荣。
三、粟特人的姓源认同
进入中原地区的粟特人，不仅可以自由贸易，而且可以接受朝廷的官职，但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夷夏观的主导下，夷族的身份总被另眼相看。唐中宗时期，为婚嫁、铨选、授勋、定爵编制的《大唐姓族系录》中，就是将“蕃夷”单独列为一类的。《新唐书·柳冲传》亦载：“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唐廷有意将粟特人与汉民族区别开来的做法，更加剧了粟特人融入汉民族的步伐。为此，寻找一个华夏祖先就成了重要突破口，于是粟特人开始着手对自己的姓氏起源进行建构。
粟特康氏找来了康叔作为自己的祖先。如康智“本炎帝（注：当为黄帝）之苗裔，后有康叔，即其先也”;康远“其先卫康叔之门华”;康昭墓志云：“自卫康叔初封于康，其后氏焉。”康续墓志曰：“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粟特康氏认康叔为始祖，实为与汉族康氏接轨，因为汉族康氏的始祖为康叔。历代姓氏史籍皆称康姓为康叔之后，如，唐代林宝《元和姓纂》曰：“康，卫康叔之孙，以谥为姓也。”（注：康乃国号，系以国为姓）宋代邵思《姓解》云：“康，周文王子康叔之后。”郑樵《通志·氏族略》谓：“康氏，姬姓，卫康叔支孙，以谥为氏。”
粟特安氏则把始祖追溯至入侍汉朝的安息国王子。安师墓志曰：“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遣子仰入侍”，指的就是东汉永平年间，安息王子入侍之事。仅仅追到安息国这样一个外来的民族，还算不上正宗的汉民族后裔，为了能够实现与汉民族的对接，粟特安氏又将安息国与轩辕黄帝建立了联系，唐张说《唐河西节度副使安公碑》云：“公讳忠敬，武威人也。轩辕帝孙，降居弱水;安息王子，以国为姓。世高之违汉季，自河南而适辽东;高阳之受魏封，由阴山而宅凉土。”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安息国即是黄帝之孙安建立的国家：“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乱，又徙武威。”至此，安氏完成了汉民族起源的建构。五代时期，更有粟特安氏将始祖塑造成一个平定犬戎之乱的将军者，安万金墓志载：“公本自稷契之苗裔也。始因周平王治国，六蕃来侵，将军夺剑一挥，万夫胆碎;操戈直指，八表晏清。上旌功劳，乃命氏族焉。” 粟特史氏认为华夷同源，均为史佚之后。史孝章墓志载：“史氏枝派，或华或裔。在虏庭为贵种，出中夏为著姓。周卿以史佚为族望，卫国则朱驹为宗门。”“其后子孙繁衍，散食他邑，流入夷落。獯鬻以十氏为鼎甲，蕃中人呼阿史那氏，即其苗蔓也。”“史氏枝派，或华或裔”说明，史氏族人华夷同源，其后分为华、夷两支，联系史怀训墓志“其先周之诸公子，代为史官，因而命氏”，以及《广韵》：“史，亦姓，周卿史佚之后。”《元和姓纂》“史，周太史史佚之后”等可知，粟特史氏亦视自己为西周史官史佚的后裔。
粟特曹氏的汉化程度较深，在6方墓志中均无粟特人身份的明确记载，相反对汉民族族源均有比较强烈的认同。康氏（曹君夫人）墓志则认为曹氏为陆终之后，“曹氏之先，盖六终之别族，邾郯君之远裔也”。曹氏墓志认为曹氏为周王室后裔，“其先有周之苗裔”，这里周之苗裔指的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振铎。曹氏（康君妻）“汉相曹参之后”，曹祛“晋西平太守曹祛之后”，“汉相茁者，即君（曹德）之先也”。曹参、曹茁、曹祛皆可上溯至陆终或振铎。粟特曹氏陆终、振铎的两个起源，与汉族曹氏起源安全一致。《元和姓纂》载：“曹，颛顼元孙陆终第五子安为曹氏。至曹挟，周武王封之于邾，为楚所灭，遂复曹氏。周文王第十三子振铎，封曹，亦为曹氏。因宋所灭，子孙以为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曹姓，出自颛顼。五世孙陆终第五子安，为曹姓。至曹挟，封之于邾，为楚所灭，复为曹姓。”
何氏墓志虽没追溯至汉族何氏源头，但何澄墓志“粤若寻阳公源流自远，水部则词华于梁代，都尉则名重于汉朝。膳费齐于宰臣，风烈光于后嗣”，还是将其与汉族何氏连接到了一起。“水部则词华于梁代”指南朝梁人何逊，官至尚书水部郎，因称其何水部，长于诗文写作，著有《何水部集》;“都尉则名重于汉朝”指西汉何比干，武帝时任廷尉正，追求持平宽仁，“所济活者以千数”，后任丹阳都尉;“膳费齐于宰臣”指西晋武帝时期的太傅何曾，生活奢华，其厨房所制作的馔肴，胜过王侯帝戚之家。从附会汉族何氏名人可以看出，何澄欲掩盖其夷族的身份是不言自明的。
四、粟特人的郡望建构
不管是南北朝时期的旧门阀体系，还是唐代以功臣新贵为核心的新门阀体系，强调的都是门第观念。因此，人们习惯于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族望》云：“唐人好称族望，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为何郡县人。”因此，在隋唐讲究门第的社会里，仅仅与汉民族同一个起源还不够，还必须有最显赫的家族出身才行。为此，粟特人开始攀附名门望族。
粟特曹氏以谯郡为郡望，如，曹德墓志曰：“君讳德，字建德，谯人也，今贯河南洛、汭乡兴化里焉。”曹氏墓志云：“夫人曹氏者，沛郡谯人也。汉相曹参之后，实当涂之苗胤。”曹晔墓志载：“公讳晔，谯郡人也。”而且，题头亦称“谯郡曹公”。粟特曹氏附会谯郡曹氏，是因为谯郡为汉族曹氏最重要的郡望。谯郡成为曹氏的郡望，与曹操家族的崛起有密切关系。《古今姓氏书辩证》则将谯郡曹氏追溯至汉相曹参，“今望出谯国者，汉丞相平阳侯参，始居沛国谯县”。到唐代，谯郡曹氏依然为名族，《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中，曹姓为谯国八姓之一：“谯国郡八姓：戴、夏侯、桓、嵇、曹、娄、庞、□。”
粟特何氏以庐江郡为郡望。何夫人墓志称其为“庐江人”，题头作“庐江郡夫人”。庐江何氏起家于西晋光禄大夫何桢，“桢字元幹，庐江人，有文学器干，容貌甚伟。历幽州刺史、廷尉，入晋为尚书光禄大夫。桢子龛，后将军。勖，车骑将军。恽，豫州刺史。其余多至大官。自后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恽之孙也，贵达至今”。因何桢家族历代显贵，庐江因此成为何氏最为重要的郡望，《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何姓居庐江郡四姓之首：“庐州庐江郡出四姓：何、况、门、俞。”《广韵》载：“何氏出庐江、东海、陈郡三望。”《古今姓氏书辩证》亦云，何氏“望出庐江、丹阳、东海、齐郡”。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进入中原地区的粟特人，起初是以来自西域为自豪的。唐代以后，为了融入汉民族群体，受中原文化影响，粟特人开始对自己的祖源进行重新建构，表现为在姓氏起源上追求与汉民族同姓一致，在郡望堂号上攀附汉民族同姓望族，但不同姓氏群体在同化进度和程度上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注释
①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陈海涛、刘慧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毛阳光：《唐代洛阳粟特人研究——以出土墓志等石刻史料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高文文：《唐河北藩镇粟特后裔汉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等等。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2、3871页。③⑧⑨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8、1270、267、96、571、267、1104、96、96、571、1104、188、180、584、96、1104、503、1017、545、267、180、385、658、694、1180、267、694、855、658、385页。④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1893、1480页。⑤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4页。⑥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12、2281、2270页。⑦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840、362页。⑩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曹建强、马旭铭：《唐康子相墓出土的陶俑和墓志》，《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赵振华：《唐代粟特人史多墓志初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毛阳光：《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第2期。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2、353、667、667页。乔栋等：《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54页。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9、6247、6244、5673、3445、3416页。毛阳光：《新见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冯承钧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第15-16页。安国与安息国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赵振华：《唐代粟特人史多墓志初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5、817页。玄奘：《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13页。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2011年，第914页。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4页。李树辉：《突厥原居地“金山”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乔栋等：《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54页。伯希和：《沙洲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载冯承钧译《史地叢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73—78页。当时康居人曾筑典合城、新城、蒲桃城、萨毗城四城，其首领有康艳典。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9年，第6728页。吴钢：《千唐志斋新收墓志》，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郑友甫：《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第606、822、564页。邵思：《姓解》，中华书局，1985年，第90页。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62页。董诰：《全唐文》第3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331页。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724页。郭茂育、赵振华：《唐〈史孝章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吴钢：《全唐文补遗》第6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356页。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4、163页。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7、633、135—136、504、504、633页。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693页。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998页。王士禛撰，勒斯仁点校：《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第540页。毛阳光、余扶危：《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99页。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2—163、170页。王仲荦：《〈新集天下郡望氏族谱〉考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0页。
责任编辑：王轲
关键词：粟特人;祖先认同;融合;汉化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7-0134-05
关于粟特人汉化问题的研究，前人已从生活方式、思维意识等方面的转变做过论述。①然而对于影响汉化的最重要因素——祖先认同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要么没有述及，要么浅尝辄止。20世纪以来，洛阳出土了大量粟特人墓志及相关石刻，为深入研究粟特人汉化创造了条件。笔者共获得洛阳出土的粟特人墓志57方，其中康氏墓志22方，安氏墓志16方，史氏墓志9方，曹氏墓志6方，何氏墓志4方。本文擬通过对各种相关文献的爬梳比对，以上述墓志为基础，就粟特人祖先认同问题做一探讨。
一、粟特人的内迁历程
粟特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虽然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已开始，但二者之间的密切往来却是在张骞通西域后。如“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②其“遣子侍汉”是出于“欲通贾市”的商业目的。洛阳出土墓志中也有将粟特家族入华追溯至这一时期的，如，何盛墓志云：“君讳盛，字多子，洛阳人也。”“自张骞仗节而往”，“命氏开家，衣冠礼秩，备诸国史”。③
东汉时期，粟特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更加频繁，“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④，描述的就是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还有粟特人作为质子来到洛阳，梁慧皎《高僧传》云：“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⑤《魏书·安同传》曰：“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⑥三国魏、西晋时，洛阳作为都城，来自西域的粟特人依然是络绎不绝。三国时期与西域的交往情况与汉代一致，《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载：“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疎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⑦
北魏时期，来居中原的粟特人众多。《洛阳出土多方隋唐墓志都说先祖于此时进入中原，如：康威墓志载：“□魏道武，历通五运;爪牙同凑，迁兴大豫，今为河南人焉。”⑧安静墓志云：“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⑨安备墓志曰：“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⑩康子相墓志谓：“其先出自康居，仕于后魏，为颉利发，陪从孝文，粤自恒安入都瀍洛。”康婆墓志载：“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
北齐、北周，一直到隋，粟特人入官中朝，其中担任武职者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康元敬“父仵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安静“祖嶷，齐河阳镇将”等等。
唐朝时有大量粟特人归附。史多“父日，夙使玉关，作镇金塞。乃礼遣长子，削衽来庭”;史诺匹延“祖父西蕃史国人也”，“渴仰长安，来投朝化”。由于粟特人多骁勇善战，唐军中有大量粟特人为将为兵，安菩“逢北狄南下，奉敕遄征，一以当千，独扫蜂飞之众”。安元寿，“贞观元年，突厥颉利可汗拥徒卅万众来寇便桥，太宗亲率精兵出讨。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一人于帐中自卫”。
随着唐朝国力日渐强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尤其是唐朝实行的开放宽松的政策，使得大批粟特商人进入内地经商，而唐代的洛阳城店铺云集，商业繁荣，粟特商人数量非常可观。康婆就是一位“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巨万”的巨商;康老师也是“金鞍宝马，去来三市之傍;绥颊高谈，出入五侯之第。何曾奢靡，不能逾一万之钱;刘毅雄豪，不能多百万之费。陆大夫之宴喜，愿得分庭;孙丞相之招贤，方齐置驿”。另外，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支持，佛教在唐朝发展到全盛时期，洛阳粟特人僧侣就有不少，如康法藏在洛阳翻译《华严经》、创立佛教华严宗，曹彦瓌之父嵩禅师门徒众多。
天宝十载（751），唐军在与阿拉伯帝国交战的怛罗斯战役中失败，唐朝丢失了从伊朗东部到阿富汗在内的广大中亚地区。随后爆发的安史内乱，使大唐永远失去了西域，粟特人东迁运动从此终结。留在中原地区的粟特人，通过学习儒家经典、修改姓名、改变生活习惯和信仰等措施，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宋代以后，活跃在欧亚大陆上的粟特人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二、粟特人的族源记忆
对于出身问题，早期粟特人是不避讳的，他们都直言先祖来自西域。在康氏墓志中，多有称自己为康国之后者，如，康婆“本康国王之裔”;康老师“其先康国人”;康氏（安君妻）“康国大首领之女也，以本国为氏”。康国，西汉时称康居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一些康氏墓志更是直称为康居国之后，如，康子相“其先出自康居”;康元敬“其先肇自康居”;康敦“其先康居国人”;康夫人（曹公妻）“康居之裔”。
安氏以安国后裔自居，如，安备“其先出于安居耶尼国”;安菩“其先安国大首领”。安备墓志中的“安居耶尼国”，就是安国，《汉书》称为“罽城”，北魏译为忸密，《魏书·西域传》载：“忸密国，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隋代，译作安国，《隋书·西域传》载：“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 史氏则自称为西域史国后裔。史诺匹延“祖父西蕃史国人”;史多“西域人”。史国，又名竭石国、坚沙、奇沙、羯霜那国，为旧康居国之后，“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大唐西域记》称为羯霜那国，“羯霜那国，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魏源《海国图志》曰：“史国，土言羯霜那国也。”《新唐书·西域传》载：“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
何氏称为大夏之后。何盛“其先出自大夏之后”。大夏为西域古国，《史记》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后为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取代，其后有何国，唐称屈霜你迦国，《大唐西域记》载：“屈霜你迦国，周千四五百里，东西狭，南北长。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新唐书·西域传》曰：“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
更多的粟特人墓志在追溯墓主族源时，以其发源、繁衍地的一些標志性山川名称来标识自己的出身。由于狭义的西域，是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关以西的地方，就是《汉书》所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出，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众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这里说的南北大山指的就是南面的昆仑山和北面的天山。因而，昆仑山、天山、玉门关、葱岭、蒲昌海等就成了粟特人标识自己出身的代名词。
昆仑山，在粟特人的墓志铭中又被称为昆峰、昆岳、昆山、昆岫等，如，安延墓志有“望重玉关，族高昆岳”;史夫人墓志有“昆山玉颖，汉水珠泉”;康婆墓志有“开华昆岫，发秀琼柯”。天山在两汉以迄宋代史籍中被称为“金山”“阴山”，在粟特人的墓志铭中用以代指出身西域，如，安菩墓志有“君贤国宝，妻美金山”;史瓘墓志有“其先阴山之系”。玉门关，又称玉关、鹿塞、玉塞、金塞，在粟特人墓志中也多有出现，如，史多墓志有“夙使玉关，作镇金塞”;康达墓志有“玉关之右，金城之外”;康老师墓志有“金方拓境，玉塞承家”。葱岭，又称葱山，指今帕米尔高原，在粟特人的墓志中也有出现，如，康郎墓志有“葱岭尘惊，唯欣逐乌”，“功著葱山，效彰蒲海”;康老师墓志有“金方辟境，乌弋控于龙沙;玉胜临庭，槐江接于葱岭”。唐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淖尔）附近是康居人的重要聚落，因此，蒲昌、蒲山、蒲海也被用作粟特人出身的代名词。如，康武通墓志有“蒲昌贵族，酒泉华裔”;安静墓志有“寂寥蒲海，迢遝葱河”。
还有一些粟特人墓志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来自西域的出身，但从其家族武功见长，以及游牧生活方式，还是很容易判断其粟特人的身份。如，安延墓志的“跃银鞍而得俊，飞白羽而称雄，故得冠冕酋豪”，安师墓志的“随水引弓之人，著土脾刀之域”，康续墓志的“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康磨伽墓志的“公侯继出，玉塞以握铜符;考绩无穷，誓山河而锡茅土”，均流露出其以马背上民族为荣的自豪感。
另外，因西域位于中原的西北方，因此，金方、西州、西土、朔北等表示西方、北方方位的词语，也多被用来标明墓主来自西域。金方，指西方，借指西域，在史籍中多有记载，《后汉书·臧洪传》云：“先零扰疆，邓、崔弃凉。诩、燮令图，再全金方。”《隋书·地理志上》称：“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表明其家族来自西域。安思节墓志的“家世西土”，安静墓志的“派隆基于朔北”，以及康留买墓志的“西州之茂族”，表明安思节、安静和康留买家族来自西域。
从上述征引诸多墓志来看，在唐朝初年粟特人不仅不回避其胡族出身，相反，还以胡族出身为荣。
三、粟特人的姓源认同
进入中原地区的粟特人，不仅可以自由贸易，而且可以接受朝廷的官职，但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夷夏观的主导下，夷族的身份总被另眼相看。唐中宗时期，为婚嫁、铨选、授勋、定爵编制的《大唐姓族系录》中，就是将“蕃夷”单独列为一类的。《新唐书·柳冲传》亦载：“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唐廷有意将粟特人与汉民族区别开来的做法，更加剧了粟特人融入汉民族的步伐。为此，寻找一个华夏祖先就成了重要突破口，于是粟特人开始着手对自己的姓氏起源进行建构。
粟特康氏找来了康叔作为自己的祖先。如康智“本炎帝（注：当为黄帝）之苗裔，后有康叔，即其先也”;康远“其先卫康叔之门华”;康昭墓志云：“自卫康叔初封于康，其后氏焉。”康续墓志曰：“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粟特康氏认康叔为始祖，实为与汉族康氏接轨，因为汉族康氏的始祖为康叔。历代姓氏史籍皆称康姓为康叔之后，如，唐代林宝《元和姓纂》曰：“康，卫康叔之孙，以谥为姓也。”（注：康乃国号，系以国为姓）宋代邵思《姓解》云：“康，周文王子康叔之后。”郑樵《通志·氏族略》谓：“康氏，姬姓，卫康叔支孙，以谥为氏。”
粟特安氏则把始祖追溯至入侍汉朝的安息国王子。安师墓志曰：“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遣子仰入侍”，指的就是东汉永平年间，安息王子入侍之事。仅仅追到安息国这样一个外来的民族，还算不上正宗的汉民族后裔，为了能够实现与汉民族的对接，粟特安氏又将安息国与轩辕黄帝建立了联系，唐张说《唐河西节度副使安公碑》云：“公讳忠敬，武威人也。轩辕帝孙，降居弱水;安息王子，以国为姓。世高之违汉季，自河南而适辽东;高阳之受魏封，由阴山而宅凉土。”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安息国即是黄帝之孙安建立的国家：“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乱，又徙武威。”至此，安氏完成了汉民族起源的建构。五代时期，更有粟特安氏将始祖塑造成一个平定犬戎之乱的将军者，安万金墓志载：“公本自稷契之苗裔也。始因周平王治国，六蕃来侵，将军夺剑一挥，万夫胆碎;操戈直指，八表晏清。上旌功劳，乃命氏族焉。” 粟特史氏认为华夷同源，均为史佚之后。史孝章墓志载：“史氏枝派，或华或裔。在虏庭为贵种，出中夏为著姓。周卿以史佚为族望，卫国则朱驹为宗门。”“其后子孙繁衍，散食他邑，流入夷落。獯鬻以十氏为鼎甲，蕃中人呼阿史那氏，即其苗蔓也。”“史氏枝派，或华或裔”说明，史氏族人华夷同源，其后分为华、夷两支，联系史怀训墓志“其先周之诸公子，代为史官，因而命氏”，以及《广韵》：“史，亦姓，周卿史佚之后。”《元和姓纂》“史，周太史史佚之后”等可知，粟特史氏亦视自己为西周史官史佚的后裔。
粟特曹氏的汉化程度较深，在6方墓志中均无粟特人身份的明确记载，相反对汉民族族源均有比较强烈的认同。康氏（曹君夫人）墓志则认为曹氏为陆终之后，“曹氏之先，盖六终之别族，邾郯君之远裔也”。曹氏墓志认为曹氏为周王室后裔，“其先有周之苗裔”，这里周之苗裔指的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振铎。曹氏（康君妻）“汉相曹参之后”，曹祛“晋西平太守曹祛之后”，“汉相茁者，即君（曹德）之先也”。曹参、曹茁、曹祛皆可上溯至陆终或振铎。粟特曹氏陆终、振铎的两个起源，与汉族曹氏起源安全一致。《元和姓纂》载：“曹，颛顼元孙陆终第五子安为曹氏。至曹挟，周武王封之于邾，为楚所灭，遂复曹氏。周文王第十三子振铎，封曹，亦为曹氏。因宋所灭，子孙以为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曹姓，出自颛顼。五世孙陆终第五子安，为曹姓。至曹挟，封之于邾，为楚所灭，复为曹姓。”
何氏墓志虽没追溯至汉族何氏源头，但何澄墓志“粤若寻阳公源流自远，水部则词华于梁代，都尉则名重于汉朝。膳费齐于宰臣，风烈光于后嗣”，还是将其与汉族何氏连接到了一起。“水部则词华于梁代”指南朝梁人何逊，官至尚书水部郎，因称其何水部，长于诗文写作，著有《何水部集》;“都尉则名重于汉朝”指西汉何比干，武帝时任廷尉正，追求持平宽仁，“所济活者以千数”，后任丹阳都尉;“膳费齐于宰臣”指西晋武帝时期的太傅何曾，生活奢华，其厨房所制作的馔肴，胜过王侯帝戚之家。从附会汉族何氏名人可以看出，何澄欲掩盖其夷族的身份是不言自明的。
四、粟特人的郡望建构
不管是南北朝时期的旧门阀体系，还是唐代以功臣新贵为核心的新门阀体系，强调的都是门第观念。因此，人们习惯于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族望》云：“唐人好称族望，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为何郡县人。”因此，在隋唐讲究门第的社会里，仅仅与汉民族同一个起源还不够，还必须有最显赫的家族出身才行。为此，粟特人开始攀附名门望族。
粟特曹氏以谯郡为郡望，如，曹德墓志曰：“君讳德，字建德，谯人也，今贯河南洛、汭乡兴化里焉。”曹氏墓志云：“夫人曹氏者，沛郡谯人也。汉相曹参之后，实当涂之苗胤。”曹晔墓志载：“公讳晔，谯郡人也。”而且，题头亦称“谯郡曹公”。粟特曹氏附会谯郡曹氏，是因为谯郡为汉族曹氏最重要的郡望。谯郡成为曹氏的郡望，与曹操家族的崛起有密切关系。《古今姓氏书辩证》则将谯郡曹氏追溯至汉相曹参，“今望出谯国者，汉丞相平阳侯参，始居沛国谯县”。到唐代，谯郡曹氏依然为名族，《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中，曹姓为谯国八姓之一：“谯国郡八姓：戴、夏侯、桓、嵇、曹、娄、庞、□。”
粟特何氏以庐江郡为郡望。何夫人墓志称其为“庐江人”，题头作“庐江郡夫人”。庐江何氏起家于西晋光禄大夫何桢，“桢字元幹，庐江人，有文学器干，容貌甚伟。历幽州刺史、廷尉，入晋为尚书光禄大夫。桢子龛，后将军。勖，车骑将军。恽，豫州刺史。其余多至大官。自后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恽之孙也，贵达至今”。因何桢家族历代显贵，庐江因此成为何氏最为重要的郡望，《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何姓居庐江郡四姓之首：“庐州庐江郡出四姓：何、况、门、俞。”《广韵》载：“何氏出庐江、东海、陈郡三望。”《古今姓氏书辩证》亦云，何氏“望出庐江、丹阳、东海、齐郡”。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进入中原地区的粟特人，起初是以来自西域为自豪的。唐代以后，为了融入汉民族群体，受中原文化影响，粟特人开始对自己的祖源进行重新建构，表现为在姓氏起源上追求与汉民族同姓一致，在郡望堂号上攀附汉民族同姓望族，但不同姓氏群体在同化进度和程度上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注释
①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陈海涛、刘慧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毛阳光：《唐代洛阳粟特人研究——以出土墓志等石刻史料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高文文：《唐河北藩镇粟特后裔汉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等等。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2、3871页。③⑧⑨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8、1270、267、96、571、267、1104、96、96、571、1104、188、180、584、96、1104、503、1017、545、267、180、385、658、694、1180、267、694、855、658、385页。④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1893、1480页。⑤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4页。⑥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12、2281、2270页。⑦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840、362页。⑩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曹建强、马旭铭：《唐康子相墓出土的陶俑和墓志》，《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赵振华：《唐代粟特人史多墓志初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毛阳光：《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第2期。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2、353、667、667页。乔栋等：《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54页。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9、6247、6244、5673、3445、3416页。毛阳光：《新见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考》，《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冯承钧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第15-16页。安国与安息国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赵振华：《唐代粟特人史多墓志初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5、817页。玄奘：《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13页。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2011年，第914页。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4页。李树辉：《突厥原居地“金山”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乔栋等：《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54页。伯希和：《沙洲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载冯承钧译《史地叢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73—78页。当时康居人曾筑典合城、新城、蒲桃城、萨毗城四城，其首领有康艳典。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9年，第6728页。吴钢：《千唐志斋新收墓志》，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郑友甫：《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第606、822、564页。邵思：《姓解》，中华书局，1985年，第90页。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62页。董诰：《全唐文》第3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331页。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724页。郭茂育、赵振华：《唐〈史孝章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吴钢：《全唐文补遗》第6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356页。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1960年，第254、163页。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7、633、135—136、504、504、633页。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693页。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998页。王士禛撰，勒斯仁点校：《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第540页。毛阳光、余扶危：《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99页。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2—163、170页。王仲荦：《〈新集天下郡望氏族谱〉考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0页。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