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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愈加突出。于是，在传统的两种生产理论与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与人的环境需要相联系，拓展出“第三种生产”——环境生产理论与环境生产实践，已成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成为既合乎历史又合乎逻辑的致思维度和新的社会历史观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环境需要；环境生产；可持续发展
一、从“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1]从此，“两种生产理论”一直延续至今。
追溯人类产生、发展和世代延续的历史行程可知，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的人是一定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的统一。人除了生产自己的生活之外，也同时生产自然界——生产人自身的自然，生产或作用于人周围的自然；与此同时，自然界也“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人的生活。这里，存在着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彼此互动的双重主客体关系和双重价值关系。
当前，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枯竭、气候异常……，各种“全球问题”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正孕育着一系列根本性转变，促使我们的时代步入反思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新时期。生态文明是扬弃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在于确立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为主干，同时兼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活动成果之间的全面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递交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旨在走出一条兼顾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这就要求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2]。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驱动因素在于人的需要，“需要-生产”从来就是密切相关的社会运行机制，需要决定生产，生产满足需要。早期的人类，因物质生活需要和物质消费对象的极端匮乏，谋求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生产活动方式；随着人类生活需求的多样化拓展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便逐步居于重要地位；而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环境质量的恶化和生态灾变的屡屡发生，使得人们的环境安全需求日益凸显，环境消费空前匮乏，从而把环境生产推向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方面，严重缺位的是人的自觉选择，极度滞后的是人的环境意识和生态素质。当今世界，环境质量的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带来了空前的环境消费危机。严峻的现实促使人类在理论上从传统的“两种生产理论”走向突出环境生产的“三种生产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启动和持续发展环境生产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二、环境生产的特点
人类从来都是既消耗环境又生产环境的，这就意味着，非原生态环境是需要不断生产的。环境生产具有不同于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诸多特征。其一，在生产主体上，环境生产具有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这样的双重主体。其二，在生产内容上，环境生产包括被动生产与主动生产、环境治理与环境建设两大类型。一方面，对已经被严重污染和深受创伤的自然环境进行救助、修复和优化的工作，切断污染源，整顿和监督严重超标的工业企业和生产项目，控制化肥、农药的生产、施用，关闭生产有损环境的产品的生产厂家，加大对烟草生产、销售环节的利税调控力度，重新找回绿水青山、碧海蓝天的自然家园；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推行标准化、无公害生产，维护清新的空气、优质的土壤、清洁的水源以及阳光、气候、地貌等的良性生态系统。其三，环境生产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其效果需要在后续的历史过程中间接地得以显现。
根据中国农业大国的特殊国情和以“乡土文化”为基点的传统文明特征，经济脱贫中的环境生产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一，环境污染包袱较之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往往令国人在环境问题上产生盲目乐观的侥幸心态，使环境生产的启动、推进面临着特殊的障碍与困难；其二，发展中大国粗放型生产比重过大，技术含量偏低，使生产性污染具有“规模威胁效应”和“污染快速蔓延”的明显特点；其三，人口大国的生活垃圾数量惊人，负面后果特别严重。
三、发展环境生产的相关措施及其战略意义
为了有效发展环境生产，需要加大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假如继续无视环境生产，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那么，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不仅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而且将会遭遇“釜底抽薪”式的悲惨结局，令我们陷入灾难的深渊。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我们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采取行动：
一是完善法治，制定和實施与环境生产相匹配的分配制度。生产不仅与人的需要相关联，也与分配密切相关，要把环境生产提上议事日程，就要辅之以相应的分配机制，有效鼓励和奖励环境生产和环境保护活动，严格监督和惩治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对于破坏和污染环境的事件，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民不告，官不究”的怪现象。我们的许多环保职能部门，对于老百姓深受其害的环境灾难常常采取不管不问、听之任之、不负责任的态度，有的甚至竟然成了环境污染企业的庇护所（“地下分配”的利益交易使然）。已经出台的《环保法》，在执行层面上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装饰品。克服和消除类似现象，需要建立健全“法治-分配”机制，让一切破坏环境的污染企业和污染行为人以及相关的失职行为人，不但要受到法律的处罚，而且在经济上也要使他们无利可图。
二是切实保证环境生产的基础地位。从环境历史学的角度全面判定人类生产活动的性质和意义，就须把人的生产活动置于自然生态大系统的持续运行过程之中，分析人与自然双向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持续后果。发展环境生产的意义决不是局限于一国一地的局部利益，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关系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长远需要。
三是加强超越行政区划、超越国界的环保协作。人类共有一个地球。环境生产既然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就是一种完全开放的普及性生产，就没有任何严格的界限。它需要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世界各国的人们联手协作，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不能再允许“下游治理，上游污染”、“此处搞环保，别处照污染”的现象存在，不能再允许环境问题上“污染特权”的滋生。
只有彻底转变观念，真正把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视为自然界中的普通一员，把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家园，环境生产才能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是亲近自然还是远离自然，是维护生态环境还是破坏生态环境，已成为判定人的活动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一切真正启动和认真开展环境生产的人们，不仅能够获取真实的生存利益，而且在全局和未来的时空维度上，正切实为全人类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2]楼培敏.“可持续发展”：从发展观到发展战略[M]//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248.
[3]童世骏.当代马克思主义：坚守“内核”放宽“外围”[J].新华文摘，2006（12）.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272
关键词：环境需要；环境生产；可持续发展
一、从“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1]从此，“两种生产理论”一直延续至今。
追溯人类产生、发展和世代延续的历史行程可知，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的人是一定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的统一。人除了生产自己的生活之外，也同时生产自然界——生产人自身的自然，生产或作用于人周围的自然；与此同时，自然界也“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人的生活。这里，存在着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彼此互动的双重主客体关系和双重价值关系。
当前，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枯竭、气候异常……，各种“全球问题”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正孕育着一系列根本性转变，促使我们的时代步入反思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新时期。生态文明是扬弃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在于确立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为主干，同时兼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活动成果之间的全面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递交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旨在走出一条兼顾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这就要求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2]。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驱动因素在于人的需要，“需要-生产”从来就是密切相关的社会运行机制，需要决定生产，生产满足需要。早期的人类，因物质生活需要和物质消费对象的极端匮乏，谋求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生产活动方式；随着人类生活需求的多样化拓展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便逐步居于重要地位；而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环境质量的恶化和生态灾变的屡屡发生，使得人们的环境安全需求日益凸显，环境消费空前匮乏，从而把环境生产推向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方面，严重缺位的是人的自觉选择，极度滞后的是人的环境意识和生态素质。当今世界，环境质量的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带来了空前的环境消费危机。严峻的现实促使人类在理论上从传统的“两种生产理论”走向突出环境生产的“三种生产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启动和持续发展环境生产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二、环境生产的特点
人类从来都是既消耗环境又生产环境的，这就意味着，非原生态环境是需要不断生产的。环境生产具有不同于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诸多特征。其一，在生产主体上，环境生产具有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这样的双重主体。其二，在生产内容上，环境生产包括被动生产与主动生产、环境治理与环境建设两大类型。一方面，对已经被严重污染和深受创伤的自然环境进行救助、修复和优化的工作，切断污染源，整顿和监督严重超标的工业企业和生产项目，控制化肥、农药的生产、施用，关闭生产有损环境的产品的生产厂家，加大对烟草生产、销售环节的利税调控力度，重新找回绿水青山、碧海蓝天的自然家园；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推行标准化、无公害生产，维护清新的空气、优质的土壤、清洁的水源以及阳光、气候、地貌等的良性生态系统。其三，环境生产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其效果需要在后续的历史过程中间接地得以显现。
根据中国农业大国的特殊国情和以“乡土文化”为基点的传统文明特征，经济脱贫中的环境生产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一，环境污染包袱较之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往往令国人在环境问题上产生盲目乐观的侥幸心态，使环境生产的启动、推进面临着特殊的障碍与困难；其二，发展中大国粗放型生产比重过大，技术含量偏低，使生产性污染具有“规模威胁效应”和“污染快速蔓延”的明显特点；其三，人口大国的生活垃圾数量惊人，负面后果特别严重。
三、发展环境生产的相关措施及其战略意义
为了有效发展环境生产，需要加大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假如继续无视环境生产，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那么，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不仅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而且将会遭遇“釜底抽薪”式的悲惨结局，令我们陷入灾难的深渊。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我们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采取行动：
一是完善法治，制定和實施与环境生产相匹配的分配制度。生产不仅与人的需要相关联，也与分配密切相关，要把环境生产提上议事日程，就要辅之以相应的分配机制，有效鼓励和奖励环境生产和环境保护活动，严格监督和惩治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对于破坏和污染环境的事件，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民不告，官不究”的怪现象。我们的许多环保职能部门，对于老百姓深受其害的环境灾难常常采取不管不问、听之任之、不负责任的态度，有的甚至竟然成了环境污染企业的庇护所（“地下分配”的利益交易使然）。已经出台的《环保法》，在执行层面上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装饰品。克服和消除类似现象，需要建立健全“法治-分配”机制，让一切破坏环境的污染企业和污染行为人以及相关的失职行为人，不但要受到法律的处罚，而且在经济上也要使他们无利可图。
二是切实保证环境生产的基础地位。从环境历史学的角度全面判定人类生产活动的性质和意义，就须把人的生产活动置于自然生态大系统的持续运行过程之中，分析人与自然双向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持续后果。发展环境生产的意义决不是局限于一国一地的局部利益，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关系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长远需要。
三是加强超越行政区划、超越国界的环保协作。人类共有一个地球。环境生产既然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就是一种完全开放的普及性生产，就没有任何严格的界限。它需要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世界各国的人们联手协作，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不能再允许“下游治理，上游污染”、“此处搞环保，别处照污染”的现象存在，不能再允许环境问题上“污染特权”的滋生。
只有彻底转变观念，真正把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视为自然界中的普通一员，把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家园，环境生产才能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是亲近自然还是远离自然，是维护生态环境还是破坏生态环境，已成为判定人的活动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一切真正启动和认真开展环境生产的人们，不仅能够获取真实的生存利益，而且在全局和未来的时空维度上，正切实为全人类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2]楼培敏.“可持续发展”：从发展观到发展战略[M]//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248.
[3]童世骏.当代马克思主义：坚守“内核”放宽“外围”[J].新华文摘，2006（12）.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