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经传通解》中，“经”指的是《仪礼》，“传”指的是《礼记》《周礼》等其他经书。在此前提下，朱熹将《仪礼》的〈冠礼〉等篇，分别以《礼记》的〈冠义〉各篇作为主从关系配附。但《仪礼》佚失颇多，所存多为士礼，能将二礼整整齐齐相配合的情况有限。然朱熹心目中的礼书蓝图，不仅仅着眼于士礼，而是涵盖家、乡、学、邦国、王朝各个层面的礼仪。《仪礼》经文的不敷使用，迫使朱熹不得不转向寻求其他各经的内容以弥补《仪礼》经文的不足。其中，以《礼记》使用最多、拆分最散。朱熹在《通解》中如何定位《礼记》一经？界定《礼记》经、传的标准是什么？当研究焦点都放在朱熹如何整理《仪礼》的同时，笔者以为，在《通解》中，朱熹如何处理《礼记》，也是探讨其礼学非常根本的问题。本文将《通解》所使用到《礼记》的内容与《礼记》原文比对，发现朱熹不仅忽视《礼记》作为经书的地位，对《礼记》做了相当大程度的删改、合并、调整顺序的工作，从实用礼学的角度出发，以经书为基础，重新制作一套新礼仪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