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灾后背井离乡、封建迷信活动盛行以及“人市”等非正常现象往往随之更加严重，这种现象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社会痼疾，如国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抗灾能力极低以及政府救灾不力等，这也是当时社会政治腐败、科技不发达以及封建迷信思想依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的必然表现。
　　
　　【关键词】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灾后现象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民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战乱不断，原有防灾救灾机制遭到破坏，自然灾害较前更为严重。综观民国38年历史，几乎无年不灾，无处不灾，而且绝大多数年份是多灾并发。严重的自然灾害给灾民带来致命打击，每次大灾之后，都会出现一些灾后特有现象。我们可通过对这些非正常现象的梳理，探求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
　　民国时期灾后现象
　　迷信活动大行其道。民国年间，每次大灾之后，尤其是旱灾和蝗灾之后，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求神祈雨、拜神灭蝗事件随处可见，屡见不鲜。如1920年，华北五省（直、鲁、豫、陕、晋）发生四十年未有的大旱灾，很多地方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据时人记载：人们疯狂地祈神祷雨，龙王爷置若罔闻。①
　　1925年，湖南发生春荒夏旱，50多个县青苗枯萎。当时湖南省长赵恒惕大搞祈神闹剧。据当时《申报》报道：湘省亢旱成灾，省当局迎陶、李两真人神像入城，供之于玉泉山。不雨，则又向药材行借虎头骨数斤，以长索系之，沉入城外各深潭中，冀蛰龙见之相斗，必能兴云布雨……无效，则迎周公真人及所谓它龙将军者，并供之于玉泉山庙。仍无影响，则又就省公署内，设坛祈雨。②
　　1926年，山东省春夏40余县亢旱。当时统治山东的督办是奉系军阀张宗昌，宣布“禁屠”祈雨，据《申报》载：（张宗昌）率军政长官，日日徒步赴城内龙神庙祈雨。③同年，奉天大旱，张作霖也率商民祈雨，停屠三日。随后，乡民来城祈雨的接踵而来。
　　据粗略统计，从1912年至1928年，不到17年间，仅散见于《申报》关于祈雨的迷信记载就多达80多件，可谓连篇累牍。正如时人所说：一旦旱魃为虐，灾民惟有赶紧用泥塑好水龙，由地方官绅领着求雨，有了蝗虫，也是到蚂蚱菩萨面前，虔诚祷告。万一凑巧，目的达到，便说是至诚感神，要不然便说时运不济，命该如此，不怨天，不尤人。④
　　卖儿弃女现象屡见不鲜。灾难不仅剥夺了人们的所有，也摧残着他们的灵魂。每次大灾之后，卖人之事时有所闻。有些灾民，为了苟延残喘，只好出卖自己的家人，或妻子，或儿女。价格有的以岁数论价，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只能卖洋十六七元，至于七八岁的女子，只卖洋两三元。有的以个数论价。1920年大旱，据华洋义赈会报告，唐山、内邱、任县、巨鹿、平乡五县，被赎卖者5057人，价格由一元至十元或自四十元至百五十元不等。⑤
　　卖人现象如此普遍，以致灾后会形成“人市”。1929年河南洛阳旱风交作，麦收绝无，卖子鬻女，纷集成市，名曰人市。⑥1930年，陕西连年荒旱，田野荒芜，村舍为墟，饥饿死亡者至少200万人以上。很多灾民为了生存，只好卖儿弃女。一些人贩子也趁机贩卖妇女，谋取暴利。据时人报道：“兴平、武功、醴泉、扶风、凤翔等处，竟设有人市。夫携其妻，父带其女，入市求售。人贩凭货做价，买之一空。最初仅能卖四、五元之妇女，继之获利颇丰，人贩麋集，价涨至四五十元不等。”“报载西安东仓门帝君庙巷内有程某者，原系卖酒……，今以贩卖人口，获利已达三千余元。”⑦
　　草根、野菜、树皮、观音土等成为主要食物，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象。大灾之后，粮价飞涨几乎成了必然现象。1920年华北大旱，河间、献县一带“粮价奇涨，高粱初则一斗只值五六毛钱，今则涨至两元上下。玉黎蜀（俗称棒子）初则一斗只值一元上下，今则一斗须三元上下。其他各样粮米，大抵增长三倍有奇。”⑧
　　丧失了购买力的灾民，没有粮食果腹，只能吃树皮、草根、野菜等。1920年大旱灾后，有人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结果列出如下食谱：糠、树叶、野菜粉、漂白土、花籽、杨树芽、玉米棒、锯末、花生壳、草根、甘薯秧……。⑨1929年河南大旱后，饥民食麻饼、榆皮、麸子、青草。禹县饥民多剜草根树皮，碎石面以为食。⑩
　　如果说吃草根、树叶、观音土已够惨不忍睹了，但更可怕的是，在致命的饥饿驱使下，一些灾民丧失人性，开始向同类攻击，上演一幕幕人吃人的惨剧。此类记载触目惊心。1915年四川春旱，灾情奇重，米价暴涨。在食物奇缺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据4月10日的《申报》载：平日一个行为正直的李姓人，由于耐不住饥饿的煎熬，竟然同妻子商议杀死三岁的孩子聊以充饥。孩子被杀死后，其妻子因伤子之死自缢而亡，此人也后悔不及而自杀，邻人见之无不洒泪。
　　灾民流离失所，四处流浪。每次大灾之后，都会出现一支流浪大军，他们沿公路或铁路前行，四处逃荒。安土重迁本是中国百姓的普遍心态，但是在大灾之年，灾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远走他乡的征途。1928年华北旱荒中，山东最困苦之灾民,总计有千万以上，其中三百万人赴外省就食 。{11}
　　逃荒的路充满坎坷和艰辛，灾民们沿途乞讨，饱尝颠沛流离之苦。1937年豫西亢旱成灾，有人记下了饥民流离的惨状。由郑州往西，坐在陇海铁路的火车上，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色。到了陕州，车站、街道，满都被穷人站严了。破烂的衣服，苍白的脸色，一咧嘴一蠕动，处处使人如陷鬼域。墙根埝边，也常常发现不能移动的病人，和饿死的腐烂尸体，呻吟的声音，污臭的气味，尤其是日暮人静，更会促人恐怖。{12}
　　民国时期灾后乱象反映的社会问题
　　国民文化素质低下，封建迷信思想依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拜神消灾是封建社会的遗毒，在中国传统社会，一遇灾荒，尤其是旱灾和蝗灾，上至官员下至普通百姓都会去拜神祈雨，拜神灭蝗。在清代，清政府曾明令规定：“岁遇水旱灾，则遣官祈祷天神、地神、太岁、社稷。”{14}从灾后人们虔诚地祈雨求神的现象来看，民国时期，科学精神并没有深入人心，封建迷信思想依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
　　农村经济凋敝，百姓抗灾能力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百姓在丰年仅得温饱，稍遇天灾人祸，就会受冻饿之苦。从当时人们的收入情况便可得到佐证。仅以河北为例，如果以農民年入款150元为农村生活最低贫困线，据华洋义赈会的调查结果，河北各村，150元以下者占82.5%，151～500元占12.4%，501～1000元占3%，1001～5000元占2%，5000元以上者占0.2%。”{14}可见农村经济之凋敝。
　　民国时期，战乱不断，从区域性的军阀混战到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硝烟一直弥漫着中国大地。每次大战，村无完村，城无完堡，成片的庄稼被践踏，大军过境，米面柴草和蔬菜被抢掠一空，人民仅有的一点糊口粮也被掠得精光。{15}日本全面侵华后，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铁蹄所至顿成废墟”。据1943年1月4日《新华日报》中所载：“自九月十二日起，敌寇集中万余兵力，在德石路南、枣南、故城、成武等地区，进行了两个星期的残酷清剿，无论牲畜、粮食、衣服、物资，甚至破铜烂铁，均被掠夺一空，不能带走者被放火焚烧。”一场战争就是一场浩劫。
　　政府救灾不力。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是一重要特征。每届政府上台后，忙于争权夺利，扩军备战，巩固自己统治，至于关系民生的灾害救助则很少顾及。每次大灾之后，虽然历届政府在社会压力之下，都采取一定措施予以救助，但是，多以财力不济，决心不坚而收效甚微。关于政府的不作为，时人多有揭露。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区之广，灾民之众，灾情之烈举世震惊。而“中国当局对于三万人生死关头之灾荒，竟然漠然视之，并不努力救济，但引虚文行事，而政府中人之奢侈逸乐，依然如故，不但剥削人民之膏血，甚至借外债以饱其私囊”。{16}
　　面对如此腐败政治，难怪时人发出如此感叹：“彼苍苍者，制造灾祸之天然机械也，军阀官僚，制造灾祸之巧匠也 。”{17}（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河北自然灾害及救治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2010429。）
　　
　　注释
　　①③④《晨报》，1920年9月13日。
　　②李文海等：《近代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1页。
　　⑤⑥《申报》，1921年5月21日。
　　⑦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店,1935年，第771页。
　　⑧《申报》,1920年9月21日。
　　⑨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2页。
　　⑩河南省赈务会编：《河南各县灾情状况》,1929年，第1～59页。
　　{11}《大公报》，1928年4月24日。
　　{12}《益世报》，1934年11月4日。
　　{13}刘仰东：“近代中国社会灾荒中的神崇拜现象”，《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4期。
　　{14}李树青：“中国农民的贫穷程度”，《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
　　{15}“直系军阀始末”，《河北文史资料》，第22辑，第55页。
　　{16}《民国日报》，1920年9月22日。
　　{17}《申报》，1921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