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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国不进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推广，就相当于每年放弃了200亿元的收入”
2009年末，路透社消息称，中国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为转基因水稻发放了生物安全证书，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可于两三年后开始。
此前，全世界无任何一国尝试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包括转基因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在水稻的故乡，在水稻约占谷物总产量40％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是否会率先登场?
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工作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简称安委会)，经过历时10年的安全评价，2008年12月作出结论：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对照水稻同样安全。农业部于2009年8月17日批准了“华恢1号”及杂交组合“Bt汕优63”在湖北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
不过，农业部方面也表示，安全证书与商业化种植以及端上餐桌，还有相当距离。转基因品种在获得安全证书后，还要进行品种审定，在控制条件下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考察其利用价值和适宜区域，试验合格的，颁发品种审定证书。之后，企业还将申领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批准后方可进行商业化生产。
本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对于转基因水稻都是三缄其口。低调的态度之下，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政策近年却不断发力。2008年4月农业部为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行调研。有报道称，调研在结果中提出应该“在科学、安全的前提下，适当简化原先过于复杂的审批程序，缩短转基因作物上市的过程”。此后，不过一年时间，转基因水稻就取得了“安全证书”。
身处争议漩涡，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仍在加速推进，究竟源自何种动力?当商业化种植不可避免，转基因水稻在进入13亿人口的食物链之前，还面临哪些未知的风险?
90％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每年将创造370亿元福利
“现在要赶紧补上这一课，我们自己不发声，公众就犯糊涂了。”谈及“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历程”，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是安委会委员中为数不多的“高调者”。
他指出，从全球发展趋势看，转基因水稻眼下已经进入战略机遇期。全球目前已有涉及抗虫、抗病、抗除草剂、品质和农艺性状改良等数百例转基因水稻获准田间试验。
尽管各种争议不断，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已是大势所趋。这一趋势始于1996年，当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达到170万公顷；2004年突破至8100万公顷，是1996年的47倍。
值得关注的是，2030年到2004年间，就在国外转基因作物发展进入“快车道”时，中国反倒放慢了脚步。“2000年，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在全世界排第四位。这几年我们掉到了第六位，印度现在也跑到我们前面了。”
“放慢脚步”的前兆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渐多，农业部开始慎重考虑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问题。
“放慢脚步”的过程中出现一个特别现象。中国因贸易摩擦曾想抵制美国转基因产品进口，最后的策略演变为：我们不发展转基因大豆，你也别进来。结果还是没控制住，从2003年开始中国大量从美国、巴西等国进口转基因大豆。
“这是一个判断上的失误。”黄大昉指出，“现在我国大量进口的是一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而当时的看法是中国有的是人力，不需要除草剂，也不需要抗除草剂的大豆。结果随着农村劳力减少，除草问题越发突出，才意识到这种需要，这时再抓有点晚。大量的转基因大豆进来了，而国内核心的产权、技术却都没有开发出来。”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国。中国大豆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退居第四。“这是一个深刻教训，教育我们在水稻的问题上非抓不可，否则也可能被国外控制。”黄大昉说。 2004年，转基因商业化“步子快一点”的想法逐步成型。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提出“转基因水稻应迅速批准商业化生产”。
“步子快一点”的想法，除了粮食安全战略上的考虑，转基因水稻将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题中之义。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副所长朱祯向本刊记者指出，转基因作物可以使用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生产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谷物。其中主要是口粮，可以养活一半的人口。产量约可提高6％。转基因作物的总农药使用量可减少20万吨，相当于中国现在农药使用量减少20％。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教授曾公开指出，转基因水稻可以使农民每公顷平均增收600元。如果中国90％的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将为社会每年创造37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福利。
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诱惑，几乎难以阻挡。
同时，转基因水稻研究持续投入却不能实现成果转化，其压力也让商业化种植益发迫切。
中国农科院作物遗传工程实验室主任贾士荣，作为最早一批参与转基因水稻研究的专家，上世纪90年代曾研制出一种抗病转基因水稻。“当时是超前的，效果也很好，但审批通不过。耽误了七八年后，出现了能达到同样效果的新技术，这种技术只要用常规育种手段，不像转基因那样严格受限，应用很快。”
十多年的时间就此白费。而最近得到安全证书的项目研究人员也曾表示“不希望无限地等”，因为一个很有优势的品种，若干年后就可能丧失竞争力。
有业内专家指出，更不能等待的是“国家的投入”。从863计划开始，转基因项目就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持续投入，即使在90年代末争议较大时，项目也没有停，队伍也没有散。过去20年，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集中在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上。“如果我国不进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推广，就相当于每年放弃了200亿元的收入。” 农业部相关部门告诉本刊记者，我国水稻生产中存在着病虫危害严重、干旱等逆境造成严重减产、单产有待进一步提高和稻米品质亟待改良等主要问题。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在水稻方面，统筹考虑抗虫、抗病、高产和优质等综合性状优良的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
农业部方面称，新兴的转基因技术将有助于“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确保我国粮食安全”。这也是率先取得世界性突破的良机。
商业化未必能在两三年内开始
2004年，“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重大专项，作为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专项，总预算超过200 亿元。从此，转基因水稻掀起热潮，单这一年，中国政府花费5亿元用于转基因水稻开发。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发展的意愿增强了，但是，政府对于何时放开、如何放开商业化，依然相当谨慎。
“转基因重大专项直到2008年才真正启动，中间论证了四年，各部门对转基因发展的认识始终有分歧。特别是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管理，怎么把握尺度。环保部觉得要充分论证，一论证就有反对意见，一反对，国家就决定搁一搁。”黄大昉说。
为缓解争议，国家在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研究上投入巨大。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所长吴孔明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通过审批的两种转基因水稻，90年代末就从科研层面完成了技术研发，剩余的时间，几乎全部围绕着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评价做工作。
安全评价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胜实验等五个阶段。从本次获得“安全证书”的品种看，每个阶段需近一年，完成全部评价在五年左右。然而，最终却用了近十年。
“主要是农业部考虑到转基因水稻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万无一失。即便研究单位自己完成了评价，农业部最后还得委托几家检测机构，将所有的东西重新做一遍。”吴孔明说。
农业部在检测过程中扩大了实验范围，在不同地方进行检测，以保证结果更加安全。如“Bt汕优63”，除在湖北实验区有试验性种植，还在安徽、浙江、福建等地进行了安全评价。
这些接受农业部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全国共有几十家，大部分在农业部系统内部，如中国农科院的水稻研究所。它们和研究单位没有利益关联。
这些颇为谨慎的做法，在不少转基因专家眼中成了另一番景象。“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审批程序太过繁复，尽管2008年农业部提出简化，但并没有做。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产业化不是硬件问题，而是软环境跟不上。”朱祯表示。
官方迟迟未公布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时间表。因此也有意见认为，在转基因提速的背景下，拿到“准生证”的转基因水稻很快就会广泛种植。
吴孔明特别指出，转基因水稻的生产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种子法》两部法律管着。只有两部法律颁发的“准生证”都到手，才能开始商业化。现在只拿到“条例”上批准的一张，还要按照《种子法》规定通过品种审定。审定时间—般是两三年。
不少国外媒体据此预测，中国转基因水稻将在“两三年内”开始商业化种植。吴孔明则表示，即使两三年后也不一定能开始，因为品种审定中还有一个淘汰机制。
“就是让转基因水稻种子和其他水稻种子竞争，比得过，就通过审定。现在批准的是作为抗虫的转基因性状，但如果长得不好、产量低，还得换成其他水稻。”
“底下也分不清哪些是转基因，哪些不是”
即便拿到了“准生证”，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之路，仍蕴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在安全性评价时期，转基因水稻的种植规模有限，一旦商业化，种植规模迅速扩张，随着地区、气候变化等因素，整个生态学链条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什么结果，过去只是理论上的预测，在现实中需要根据监测动态，确定新的风险管理办法。”吴孔明说。
黄大昉指出，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管理上，现在中央一级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算和国际接轨。特别是安全风险检测机制上，国家的体系相当严格，对于《安全性管理条例》已有的问题目前正在修改之中。“内容还不能公开，主要的目的是更有利于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同时又保障安全。”
农业部有关部门告诉本刊记者，转基因粮油等主要作物的品种审定不同于普通作物品种，有关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将在严格可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具体办法农业部正在研究制定中。
对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农业部方面称“严之又严、慎之又慎”，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但是，监管最终还是靠地方，特别是大面积推广以后，地方监管的范围有哪些，具体怎么管，可能是个问题。
这个“可能”出现的监管问题，对于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来说，已经是个现实问题。2005年4月，该组织经过两个月调查发现，湖北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等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在非法售卖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南方市场。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提供的数据，综合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有950吨～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亩～25000亩。
2007年9月，在位于怀化市的湖南省中稻区域试验田，绿色和平组织又发现：在农业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种实为转基因品种的水稻，冒充常规杂交水稻做了两年田间实验，并已进入最后的品种审定阶段，试图绕过转基因生物安全审定，直接获取商业化种植资格。
“这些品种都是从国内的实验室里流出来。这背后自然有很多商业利益，而政府的监管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方立锋指出，一旦商业化种植放开，监管会更困难。
黄大昉也认为，国内地方上对转基因的监管有点混乱。他说，不久前在国家发改委的一次会议上，还有人反映华南几省有不少国外转基因作物，没在国家登记就开始种植。
“底下也分不清哪些是转基因，哪些不是。中央的条例到了地方，还得拿出一些具体办法，现在看来还是一个空缺。”黄大昉说，首要的是把地方管理体系建立起来，地方政府才能真正负责。
黄大昉也认为，国内地方上对转基因的监管有点混乱。他说，不久前在国家发改委的一次会议上，还有人反映华南几省有不少国外转基因作物，没在国家登记就开始种植。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
专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外界对这个机构充满好奇猜测，农业部方面首次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这个机构的委自由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推荐，农业部聘任。农业部已相继组建了三届安委会。第三届安委会共有60名委员，其中植物及植物微生物专家29名，动物及动物微生物专家11名，食用安全专家18名，管理类2名，分别来自教育、中科院、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环境保护、质检和农业系统。委员会按照科学、民主、集中的原则，根据有关法规、规章和评价指南要求，通过会议集体研究形式对申请资料和检测试验结果进行安全评价，形成评价结论。
2009年末，路透社消息称，中国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为转基因水稻发放了生物安全证书，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可于两三年后开始。
此前，全世界无任何一国尝试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包括转基因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在水稻的故乡，在水稻约占谷物总产量40％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是否会率先登场?
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工作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简称安委会)，经过历时10年的安全评价，2008年12月作出结论：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对照水稻同样安全。农业部于2009年8月17日批准了“华恢1号”及杂交组合“Bt汕优63”在湖北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
不过，农业部方面也表示，安全证书与商业化种植以及端上餐桌，还有相当距离。转基因品种在获得安全证书后，还要进行品种审定，在控制条件下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考察其利用价值和适宜区域，试验合格的，颁发品种审定证书。之后，企业还将申领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批准后方可进行商业化生产。
本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对于转基因水稻都是三缄其口。低调的态度之下，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政策近年却不断发力。2008年4月农业部为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行调研。有报道称，调研在结果中提出应该“在科学、安全的前提下，适当简化原先过于复杂的审批程序，缩短转基因作物上市的过程”。此后，不过一年时间，转基因水稻就取得了“安全证书”。
身处争议漩涡，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仍在加速推进，究竟源自何种动力?当商业化种植不可避免，转基因水稻在进入13亿人口的食物链之前，还面临哪些未知的风险?
90％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每年将创造370亿元福利
“现在要赶紧补上这一课，我们自己不发声，公众就犯糊涂了。”谈及“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历程”，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是安委会委员中为数不多的“高调者”。
他指出，从全球发展趋势看，转基因水稻眼下已经进入战略机遇期。全球目前已有涉及抗虫、抗病、抗除草剂、品质和农艺性状改良等数百例转基因水稻获准田间试验。
尽管各种争议不断，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已是大势所趋。这一趋势始于1996年，当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达到170万公顷；2004年突破至8100万公顷，是1996年的47倍。
值得关注的是，2030年到2004年间，就在国外转基因作物发展进入“快车道”时，中国反倒放慢了脚步。“2000年，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在全世界排第四位。这几年我们掉到了第六位，印度现在也跑到我们前面了。”
“放慢脚步”的前兆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渐多，农业部开始慎重考虑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问题。
“放慢脚步”的过程中出现一个特别现象。中国因贸易摩擦曾想抵制美国转基因产品进口，最后的策略演变为：我们不发展转基因大豆，你也别进来。结果还是没控制住，从2003年开始中国大量从美国、巴西等国进口转基因大豆。
“这是一个判断上的失误。”黄大昉指出，“现在我国大量进口的是一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而当时的看法是中国有的是人力，不需要除草剂，也不需要抗除草剂的大豆。结果随着农村劳力减少，除草问题越发突出，才意识到这种需要，这时再抓有点晚。大量的转基因大豆进来了，而国内核心的产权、技术却都没有开发出来。”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国。中国大豆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退居第四。“这是一个深刻教训，教育我们在水稻的问题上非抓不可，否则也可能被国外控制。”黄大昉说。 2004年，转基因商业化“步子快一点”的想法逐步成型。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提出“转基因水稻应迅速批准商业化生产”。
“步子快一点”的想法，除了粮食安全战略上的考虑，转基因水稻将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题中之义。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副所长朱祯向本刊记者指出，转基因作物可以使用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生产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谷物。其中主要是口粮，可以养活一半的人口。产量约可提高6％。转基因作物的总农药使用量可减少20万吨，相当于中国现在农药使用量减少20％。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教授曾公开指出，转基因水稻可以使农民每公顷平均增收600元。如果中国90％的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将为社会每年创造37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福利。
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诱惑，几乎难以阻挡。
同时，转基因水稻研究持续投入却不能实现成果转化，其压力也让商业化种植益发迫切。
中国农科院作物遗传工程实验室主任贾士荣，作为最早一批参与转基因水稻研究的专家，上世纪90年代曾研制出一种抗病转基因水稻。“当时是超前的，效果也很好，但审批通不过。耽误了七八年后，出现了能达到同样效果的新技术，这种技术只要用常规育种手段，不像转基因那样严格受限，应用很快。”
十多年的时间就此白费。而最近得到安全证书的项目研究人员也曾表示“不希望无限地等”，因为一个很有优势的品种，若干年后就可能丧失竞争力。
有业内专家指出，更不能等待的是“国家的投入”。从863计划开始，转基因项目就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持续投入，即使在90年代末争议较大时，项目也没有停，队伍也没有散。过去20年，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集中在转基因水稻的开发上。“如果我国不进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推广，就相当于每年放弃了200亿元的收入。” 农业部相关部门告诉本刊记者，我国水稻生产中存在着病虫危害严重、干旱等逆境造成严重减产、单产有待进一步提高和稻米品质亟待改良等主要问题。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在水稻方面，统筹考虑抗虫、抗病、高产和优质等综合性状优良的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
农业部方面称，新兴的转基因技术将有助于“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确保我国粮食安全”。这也是率先取得世界性突破的良机。
商业化未必能在两三年内开始
2004年，“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重大专项，作为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专项，总预算超过200 亿元。从此，转基因水稻掀起热潮，单这一年，中国政府花费5亿元用于转基因水稻开发。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发展的意愿增强了，但是，政府对于何时放开、如何放开商业化，依然相当谨慎。
“转基因重大专项直到2008年才真正启动，中间论证了四年，各部门对转基因发展的认识始终有分歧。特别是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管理，怎么把握尺度。环保部觉得要充分论证，一论证就有反对意见，一反对，国家就决定搁一搁。”黄大昉说。
为缓解争议，国家在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研究上投入巨大。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所长吴孔明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通过审批的两种转基因水稻，90年代末就从科研层面完成了技术研发，剩余的时间，几乎全部围绕着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评价做工作。
安全评价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胜实验等五个阶段。从本次获得“安全证书”的品种看，每个阶段需近一年，完成全部评价在五年左右。然而，最终却用了近十年。
“主要是农业部考虑到转基因水稻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万无一失。即便研究单位自己完成了评价，农业部最后还得委托几家检测机构，将所有的东西重新做一遍。”吴孔明说。
农业部在检测过程中扩大了实验范围，在不同地方进行检测，以保证结果更加安全。如“Bt汕优63”，除在湖北实验区有试验性种植，还在安徽、浙江、福建等地进行了安全评价。
这些接受农业部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全国共有几十家，大部分在农业部系统内部，如中国农科院的水稻研究所。它们和研究单位没有利益关联。
这些颇为谨慎的做法，在不少转基因专家眼中成了另一番景象。“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审批程序太过繁复，尽管2008年农业部提出简化，但并没有做。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产业化不是硬件问题，而是软环境跟不上。”朱祯表示。
官方迟迟未公布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时间表。因此也有意见认为，在转基因提速的背景下，拿到“准生证”的转基因水稻很快就会广泛种植。
吴孔明特别指出，转基因水稻的生产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种子法》两部法律管着。只有两部法律颁发的“准生证”都到手，才能开始商业化。现在只拿到“条例”上批准的一张，还要按照《种子法》规定通过品种审定。审定时间—般是两三年。
不少国外媒体据此预测，中国转基因水稻将在“两三年内”开始商业化种植。吴孔明则表示，即使两三年后也不一定能开始，因为品种审定中还有一个淘汰机制。
“就是让转基因水稻种子和其他水稻种子竞争，比得过，就通过审定。现在批准的是作为抗虫的转基因性状，但如果长得不好、产量低，还得换成其他水稻。”
“底下也分不清哪些是转基因，哪些不是”
即便拿到了“准生证”，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之路，仍蕴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在安全性评价时期，转基因水稻的种植规模有限，一旦商业化，种植规模迅速扩张，随着地区、气候变化等因素，整个生态学链条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什么结果，过去只是理论上的预测，在现实中需要根据监测动态，确定新的风险管理办法。”吴孔明说。
黄大昉指出，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管理上，现在中央一级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算和国际接轨。特别是安全风险检测机制上，国家的体系相当严格，对于《安全性管理条例》已有的问题目前正在修改之中。“内容还不能公开，主要的目的是更有利于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同时又保障安全。”
农业部有关部门告诉本刊记者，转基因粮油等主要作物的品种审定不同于普通作物品种，有关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将在严格可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具体办法农业部正在研究制定中。
对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农业部方面称“严之又严、慎之又慎”，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但是，监管最终还是靠地方，特别是大面积推广以后，地方监管的范围有哪些，具体怎么管，可能是个问题。
这个“可能”出现的监管问题，对于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来说，已经是个现实问题。2005年4月，该组织经过两个月调查发现，湖北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等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在非法售卖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南方市场。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提供的数据，综合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有950吨～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亩～25000亩。
2007年9月，在位于怀化市的湖南省中稻区域试验田，绿色和平组织又发现：在农业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种实为转基因品种的水稻，冒充常规杂交水稻做了两年田间实验，并已进入最后的品种审定阶段，试图绕过转基因生物安全审定，直接获取商业化种植资格。
“这些品种都是从国内的实验室里流出来。这背后自然有很多商业利益，而政府的监管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方立锋指出，一旦商业化种植放开，监管会更困难。
黄大昉也认为，国内地方上对转基因的监管有点混乱。他说，不久前在国家发改委的一次会议上，还有人反映华南几省有不少国外转基因作物，没在国家登记就开始种植。
“底下也分不清哪些是转基因，哪些不是。中央的条例到了地方，还得拿出一些具体办法，现在看来还是一个空缺。”黄大昉说，首要的是把地方管理体系建立起来，地方政府才能真正负责。
黄大昉也认为，国内地方上对转基因的监管有点混乱。他说，不久前在国家发改委的一次会议上，还有人反映华南几省有不少国外转基因作物，没在国家登记就开始种植。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
专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外界对这个机构充满好奇猜测，农业部方面首次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这个机构的委自由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推荐，农业部聘任。农业部已相继组建了三届安委会。第三届安委会共有60名委员，其中植物及植物微生物专家29名，动物及动物微生物专家11名，食用安全专家18名，管理类2名，分别来自教育、中科院、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环境保护、质检和农业系统。委员会按照科学、民主、集中的原则，根据有关法规、规章和评价指南要求，通过会议集体研究形式对申请资料和检测试验结果进行安全评价，形成评价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