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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古称“天府之国”，在农业生产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如：肥沃的土地、优越的气候、大量的荒地等。然而，抗日战争前，四川由于地处边远西部，交通不便，资金、技术缺乏，入口稀少，政府不重视等因素导致粮食生产长期滞后。抗战爆发后东部地区沦陷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大量人口内迁客观上推动了四川粮食生的发展，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生存需要，也为支持抗战和救济难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1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无耻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处境。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掠夺和杀戮下中国东北、华北和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加之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严重，导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和大量难民的出现。据统计，“自‘七七事变’以前半年间，冀、察、绥晋、鲁、苏、皖诸省继东北4省之后，又大都陷于敌手。不包括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和海南岛后粤、鄂等省的失地，仅前述11省沦陷区的面积就有25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2以上。沦陷区农业劳动力的损失在13000万左右，而畜力仅耕牛一项的损失就有800多万头，为耕牛总数的2/5。”[1]除日本的侵略外，人们还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的痛袭。如：“1938——1947年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河水漫淹豫、皖苏3省44县农田被淹1993万亩，1250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被淹5万平方公里，受灾面积5200万亩，淹没村庄12700个，华北交通几乎完全断绝;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灾民3000余万，饿死300万人;1942——1943广东大饥荒，死亡约50万人（一说300万人）。”[2]日本的侵略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中国广大沦陷区的人民带了巨大的灾难。
大量农田的破坏，使人民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加之战争连年，家园被毁，学校、厂房的破坏，沦陷区的人民远迁他乡，沦为难民，而西南大后方就是他们迁徙的主要方向。作为西南各省之首的四川，在当时就涌入了大量难民。有学者估计：抗战时期流入四川的人口即使只算难民也不会少于100万人。[3]另据国民政府的赈济委员会统计，“在1938——1940年的三年间，经该委员会移民至后方者为1713699人。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救济的难民人数，三年间（1937——1939）共计有6704412人。在整個抗日战争期间迁入西南、西北地区的人口没有过确切的统计数字，推算在抗战的七、八年中由东南及中部各省区迁入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人口约在千万人左右。”[4]由此可见，当时的难民之多，而且多数迁入了西南各省。在西南各省中，四川四难民的主要迁入地之一，虽然没有准确数字，但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描述中看出：“如华东诸省的难民，便随国民政府先是内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又迁往四川等地。”[5]又如“在抗战时期，主要有这样三大逃难路线：第一条：长江沿线到四川，第二条：武昌到贵阳，第三条，上海到株洲。第一条是当时最主要的难民内迁路线，有数千万的难民沿着这条黄金路线通过长江向内地迁移，到达四川。四川是当时的大后方，也是国民政府临时首都所在地，所以聚集在这里的外省籍移民也较多。一份该省的战后人口统计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抗战时期来川避难的人数为100万。但因战后统计时，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已回到了光复的故乡，实际上当时流落在四川的难民总数远远超过100万。”[5]
大量内迁的难民为四川农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由于主要粮食产地的破坏和大量难民的内迁，使得战时的粮食供给成为一大难题，四川作为后方首省必须肩负为抗战提供抗战所需的一切财力、人力和物力的重任。因此，战时四川粮食生产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鉴于发展粮食生产对支撑抗战局面和维护其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国民政府强调：“中国为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民皆为农民，故中国的经济基础在于农业。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国民党1938年3月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新中国成立纲领》《战时土地政策》决定，确立要‘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农村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的方针。”[6]国民政府和四川当局为摆脱日本的经济封锁，解决国统区的军用民需，采取了开垦荒地、资金信贷、兴修水利、改善交通、科技兴农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台使得四川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可见，大量内迁人口的到来，对抗战时期四川粮食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战时四川粮食生产的发展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四川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天优势，日本帝国主义忙于占领掠夺华北、东北和沿海地区，对后方相对落后地区的侵略有所放松，这就给后方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等。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M].北京：北京出版社，1957.50-51.
[2]张瑞静.抗日战争时期灾荒状况及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J].绥化学院学报.2008，（2）：137-138.
[3]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67.
[4]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00.425.
[5]苏智良，毛剑锋，蔡亮，江文君等.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89，58，18.
[6]赵文欣，吕火明.天府之国的四川农业[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2，5，27.
1931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无耻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处境。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掠夺和杀戮下中国东北、华北和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加之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严重，导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和大量难民的出现。据统计，“自‘七七事变’以前半年间，冀、察、绥晋、鲁、苏、皖诸省继东北4省之后，又大都陷于敌手。不包括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和海南岛后粤、鄂等省的失地，仅前述11省沦陷区的面积就有25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2以上。沦陷区农业劳动力的损失在13000万左右，而畜力仅耕牛一项的损失就有800多万头，为耕牛总数的2/5。”[1]除日本的侵略外，人们还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的痛袭。如：“1938——1947年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河水漫淹豫、皖苏3省44县农田被淹1993万亩，1250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被淹5万平方公里，受灾面积5200万亩，淹没村庄12700个，华北交通几乎完全断绝;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灾民3000余万，饿死300万人;1942——1943广东大饥荒，死亡约50万人（一说300万人）。”[2]日本的侵略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中国广大沦陷区的人民带了巨大的灾难。
大量农田的破坏，使人民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加之战争连年，家园被毁，学校、厂房的破坏，沦陷区的人民远迁他乡，沦为难民，而西南大后方就是他们迁徙的主要方向。作为西南各省之首的四川，在当时就涌入了大量难民。有学者估计：抗战时期流入四川的人口即使只算难民也不会少于100万人。[3]另据国民政府的赈济委员会统计，“在1938——1940年的三年间，经该委员会移民至后方者为1713699人。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救济的难民人数，三年间（1937——1939）共计有6704412人。在整個抗日战争期间迁入西南、西北地区的人口没有过确切的统计数字，推算在抗战的七、八年中由东南及中部各省区迁入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人口约在千万人左右。”[4]由此可见，当时的难民之多，而且多数迁入了西南各省。在西南各省中，四川四难民的主要迁入地之一，虽然没有准确数字，但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描述中看出：“如华东诸省的难民，便随国民政府先是内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又迁往四川等地。”[5]又如“在抗战时期，主要有这样三大逃难路线：第一条：长江沿线到四川，第二条：武昌到贵阳，第三条，上海到株洲。第一条是当时最主要的难民内迁路线，有数千万的难民沿着这条黄金路线通过长江向内地迁移，到达四川。四川是当时的大后方，也是国民政府临时首都所在地，所以聚集在这里的外省籍移民也较多。一份该省的战后人口统计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抗战时期来川避难的人数为100万。但因战后统计时，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已回到了光复的故乡，实际上当时流落在四川的难民总数远远超过100万。”[5]
大量内迁的难民为四川农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由于主要粮食产地的破坏和大量难民的内迁，使得战时的粮食供给成为一大难题，四川作为后方首省必须肩负为抗战提供抗战所需的一切财力、人力和物力的重任。因此，战时四川粮食生产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鉴于发展粮食生产对支撑抗战局面和维护其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国民政府强调：“中国为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民皆为农民，故中国的经济基础在于农业。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国民党1938年3月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新中国成立纲领》《战时土地政策》决定，确立要‘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农村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的方针。”[6]国民政府和四川当局为摆脱日本的经济封锁，解决国统区的军用民需，采取了开垦荒地、资金信贷、兴修水利、改善交通、科技兴农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台使得四川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可见，大量内迁人口的到来，对抗战时期四川粮食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战时四川粮食生产的发展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四川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天优势，日本帝国主义忙于占领掠夺华北、东北和沿海地区，对后方相对落后地区的侵略有所放松，这就给后方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等。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M].北京：北京出版社，1957.50-51.
[2]张瑞静.抗日战争时期灾荒状况及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J].绥化学院学报.2008，（2）：137-138.
[3]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67.
[4]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00.425.
[5]苏智良，毛剑锋，蔡亮，江文君等.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89，58，18.
[6]赵文欣，吕火明.天府之国的四川农业[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