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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一个王国，分不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因而将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亦视为同一个，或称之为“词”，或称之为“字”。
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两个王国，因而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
“语基”不同于“音节”。“音节”是语音单位；“语基”是语言单位。仅就语音形式而言，“语基”与“音节”也是不同的。“语基”的语音形式是人的听觉能感知的、能单独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而“音节”的语音形式却是多样的。汉语“音节”的语音形式，是一个“音节”一个“单音”即一个“语基”。印欧语的“音节”形式则不然，如俄语，有的是一个“单音”：“а”，一个“语基”；有的是两个“单音”：“так”，两个“语基”；有的是三个“单音”：“стол”，三个“语基”……
“语基”也不同于“音素”。“音素”同“音节”一样，只是语音的单位；而“语基”是语言单位。仅就语音形式而言，“语基”与“音素”也是不同的。“语基”的语音形式是人的听觉能感知的、能单独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个“单音”，这“单音”在口说语言中都能自由运用。而“音素”只是“语音学”中的“理论单位”，在口说语言中一个单纯的“音素”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因为单独发音的辅音，后边必有一个元音，单独发音的元音前边必有一个辅音。否则这辅音或元音是不能发出声来的。
总之，“语基”与“音节”“音素”除了在语音形式上不同而外，更主要的区别在于：“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是语音、语义、语法的统一体。而“音节”“音素”都只是语音的单位，不是语言单位。
我们说，“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口说语言的细胞，它不仅对应于汉语口说语言的每个单音节词，也指印欧语口说语言中人的听觉能感知的、能单独自由运用的最小的单位。如俄语“страна”中的“с”“т”“ра”“на”，是四个“语基”，英语的“tank”中的“tan”“k”是两个“语基”。
作为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分两类，一类是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的“语基”；一类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语基”。
什么是“自指义”？有的“语基”只表示语音自身，而不表示其他事物。这种“意义”就是“自指义”。
什么是“他指义”？“语基”表示的不是语音自身，而是语音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这种“意义”就是“他指义”。
以往所谓的“意义”，实际上只指一种，即“他指义”而不包括“自指义”。我们认为，“语音”也是事物的一种。口说语言的能指语音，既可表示其他事物，也可以表示自身。这是语言文字学家们一直忽略的内容。比如，汉语的“乌鲁木齐”，其中的4个字的“意义”绝不是“乌——黑”，“鲁——山东”，“木——木头”，“齐——整齐”。它们分别表示的是4个音：“u”“lǔ”“mù”“qí”。我们能说，“乌鲁木齐”4个字是没有“意义”的字吗？实事求是地讲，这4个字没有“他指义”的“意义”，但却有“自指义”的“意义”。而当“乌鲁木齐”作为一个整体的词时，就有了“他指义”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这个地名。所以，我们把“意义”分为两种：“自指义”和“他指义”。这对研究语言文字是有重大意义的。
汉语普通话的“语基”有1300多个，而且，只有一类：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的。印欧语每种语言的“语基”数量，过去没有考察，现在需要具体研究。
与汉语口说语言不同的是，印欧语的“语基”有两类，有的“语基”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有的“语基”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如，俄语“страна”中的“т”和“ра”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с”和“на”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在单词“страна”中，“с”“на”表示的是“自指义”，而在“с”表示前置词“用”时，“на”表示前置词“在……上”时，都是表示的“他指义”。“с”和“на”这两个“语基”，是属于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一类。
结构主义使语言学由“领先科学”沦为“滞后科学”的根本原因，是它没有认识到口说语言的细胞是什么，更没有认识到科学地分析口说语言的细胞对研究整个语言的重大意义。这是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致命缺欠。
一切口说语言的细胞，都是“语基”，这是人类口说语言的共同特点。
汉语的“语基”与音节是重合的，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所以汉语的“单语基词”也就是“单音节词”。
现在印欧语的“语基”与音节重合的数量较少，故其“单语基词”数量也就较少。
汉语的“语基”，一般都是“自指义”与“他指义”同时存在。印欧语的“语基”，主要是“自指义”为多数，同时具有“自指义”和“他指义”的“语基”，数量较少。
通过对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的分析，印欧语和汉语口说语言之间的差别根源就一目了然了。
汉语口说语言所以明确简约，是因为汉语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而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
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的较少，多数的音节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基”构成；而且，一个“语基”同时具有“自指义”和“他指义”的也较少，往往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自指义语基”组合起来才具有“他指义”。这同汉语口说语言相比，就显得冗长而不简约了。两者科学性的差别显露无遗。
一切口说语言的“词”“词素”并非都是“单语基”的。结构主义没有发现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这个层次，只注意到“词”“词素”，所以，虽然对语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局限使其走向了反面。
文字的细胞，我们称为“文基”。汉字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文基”——汉字的细胞。拼音文字的“词”与“字”是一致的，每个单词，就是一个“文基”——拼音文字的细胞。
汉语的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是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就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每一个方块字，不管笔画多少、部件多少，都成为一个个相等的方块形，易于分辨。所以，汉字也是“明确简约”的优点突出。拼音文字的细胞“文基”——“词”(即字)与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是不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一个文字细胞“文基”——“词”(即字)完全对应的较少，大多数都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词”(即字)，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口说语言细胞“语基”相对应。而且，每个“文基”“词”（字）的字母都是线性排开，字形长短不一，相差很大。所以，“明确简约”的程度，就比不上汉字了。
索绪尔说：“由于不能直接掌握语言具体实体或单位，我们将以词为材料进行研究。词虽然同语言单位的定义不完全相符，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近似的观念，并且有一个好处，就是具体。因此，我们将把词当作共时系统实际要素相等的标本；由词引出的原理对于一般实体也是同样有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59页，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
索绪尔从历代语言学家只就文字研究语言的倾向里走出来，重视了口说语言的研究，做出伟大的贡献。但他认为在口说语链中，难以区分出具体的单位，只好借助文字的单位——“词”（法语称“mot”，英语称“word”）来作为口说语言的单位，这样就将口说语言真正的基本结构单位——“语基”，即口说语言真正的细胞掩盖起来，将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视为一体，在细胞上就没有分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这就是结构主义虽然称语言和文字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但却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一个王国”的根本原因。
最后还要说明：“语基”也不同于“语素”。《现代汉语词典》称：“语素”即“词素”{1}。“词
素”：“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词根、前缀、后缀、词尾都是词素，有的词只包含一个词素，‘如人、蜈蚣’等”{2}。可见，“语素”（词素）既没区分开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差别，又不是语言和文字的“最小的”单位。汉语文的“蜈蚣”是一个“语素”（词素），但就口说语言来说，是两个“语基”；就文字而言，是两个“文基”。而印欧语的一个词根、一个前缀、一个后缀、一个词尾，就口说语言来讲，很多是不只一个“语基”；就文字而言，它们并不是一个“文基”（单字），只是一个文基（单字）的部件。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12月第1版，1996年7月修订第3版，1997年7月北京第201次印刷，第1539页。
{2}同{1}，第205页。
（通讯地址：100142北京第119信箱）
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两个王国，因而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
“语基”不同于“音节”。“音节”是语音单位；“语基”是语言单位。仅就语音形式而言，“语基”与“音节”也是不同的。“语基”的语音形式是人的听觉能感知的、能单独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而“音节”的语音形式却是多样的。汉语“音节”的语音形式，是一个“音节”一个“单音”即一个“语基”。印欧语的“音节”形式则不然，如俄语，有的是一个“单音”：“а”，一个“语基”；有的是两个“单音”：“так”，两个“语基”；有的是三个“单音”：“стол”，三个“语基”……
“语基”也不同于“音素”。“音素”同“音节”一样，只是语音的单位；而“语基”是语言单位。仅就语音形式而言，“语基”与“音素”也是不同的。“语基”的语音形式是人的听觉能感知的、能单独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个个“单音”，这“单音”在口说语言中都能自由运用。而“音素”只是“语音学”中的“理论单位”，在口说语言中一个单纯的“音素”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因为单独发音的辅音，后边必有一个元音，单独发音的元音前边必有一个辅音。否则这辅音或元音是不能发出声来的。
总之，“语基”与“音节”“音素”除了在语音形式上不同而外，更主要的区别在于：“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是语音、语义、语法的统一体。而“音节”“音素”都只是语音的单位，不是语言单位。
我们说，“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口说语言的细胞，它不仅对应于汉语口说语言的每个单音节词，也指印欧语口说语言中人的听觉能感知的、能单独自由运用的最小的单位。如俄语“страна”中的“с”“т”“ра”“на”，是四个“语基”，英语的“tank”中的“tan”“k”是两个“语基”。
作为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分两类，一类是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的“语基”；一类是既有“自指义”同时又有“他指义”的“语基”。
什么是“自指义”？有的“语基”只表示语音自身，而不表示其他事物。这种“意义”就是“自指义”。
什么是“他指义”？“语基”表示的不是语音自身，而是语音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这种“意义”就是“他指义”。
以往所谓的“意义”，实际上只指一种，即“他指义”而不包括“自指义”。我们认为，“语音”也是事物的一种。口说语言的能指语音，既可表示其他事物，也可以表示自身。这是语言文字学家们一直忽略的内容。比如，汉语的“乌鲁木齐”，其中的4个字的“意义”绝不是“乌——黑”，“鲁——山东”，“木——木头”，“齐——整齐”。它们分别表示的是4个音：“u”“lǔ”“mù”“qí”。我们能说，“乌鲁木齐”4个字是没有“意义”的字吗？实事求是地讲，这4个字没有“他指义”的“意义”，但却有“自指义”的“意义”。而当“乌鲁木齐”作为一个整体的词时，就有了“他指义”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这个地名。所以，我们把“意义”分为两种：“自指义”和“他指义”。这对研究语言文字是有重大意义的。
汉语普通话的“语基”有1300多个，而且，只有一类：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的。印欧语每种语言的“语基”数量，过去没有考察，现在需要具体研究。
与汉语口说语言不同的是，印欧语的“语基”有两类，有的“语基”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有的“语基”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如，俄语“страна”中的“т”和“ра”只有“自指义”，而无“他指义”。“с”和“на”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在单词“страна”中，“с”“на”表示的是“自指义”，而在“с”表示前置词“用”时，“на”表示前置词“在……上”时，都是表示的“他指义”。“с”和“на”这两个“语基”，是属于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一类。
结构主义使语言学由“领先科学”沦为“滞后科学”的根本原因，是它没有认识到口说语言的细胞是什么，更没有认识到科学地分析口说语言的细胞对研究整个语言的重大意义。这是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致命缺欠。
一切口说语言的细胞，都是“语基”，这是人类口说语言的共同特点。
汉语的“语基”与音节是重合的，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所以汉语的“单语基词”也就是“单音节词”。
现在印欧语的“语基”与音节重合的数量较少，故其“单语基词”数量也就较少。
汉语的“语基”，一般都是“自指义”与“他指义”同时存在。印欧语的“语基”，主要是“自指义”为多数，同时具有“自指义”和“他指义”的“语基”，数量较少。
通过对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的分析，印欧语和汉语口说语言之间的差别根源就一目了然了。
汉语口说语言所以明确简约，是因为汉语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而每个“语基”都是既有“自指义”又有“他指义”。
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一个“语基”就是一个音节的较少，多数的音节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基”构成；而且，一个“语基”同时具有“自指义”和“他指义”的也较少，往往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自指义语基”组合起来才具有“他指义”。这同汉语口说语言相比，就显得冗长而不简约了。两者科学性的差别显露无遗。
一切口说语言的“词”“词素”并非都是“单语基”的。结构主义没有发现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这个层次，只注意到“词”“词素”，所以，虽然对语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局限使其走向了反面。
文字的细胞，我们称为“文基”。汉字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文基”——汉字的细胞。拼音文字的“词”与“字”是一致的，每个单词，就是一个“文基”——拼音文字的细胞。
汉语的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是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就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字”。每一个方块字，不管笔画多少、部件多少，都成为一个个相等的方块形，易于分辨。所以，汉字也是“明确简约”的优点突出。拼音文字的细胞“文基”——“词”(即字)与印欧语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是不一致的。一个口说语言的细胞“语基”与一个文字细胞“文基”——“词”(即字)完全对应的较少，大多数都是一个文字的细胞“文基”——“词”(即字)，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口说语言细胞“语基”相对应。而且，每个“文基”“词”（字）的字母都是线性排开，字形长短不一，相差很大。所以，“明确简约”的程度，就比不上汉字了。
索绪尔说：“由于不能直接掌握语言具体实体或单位，我们将以词为材料进行研究。词虽然同语言单位的定义不完全相符，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近似的观念，并且有一个好处，就是具体。因此，我们将把词当作共时系统实际要素相等的标本；由词引出的原理对于一般实体也是同样有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59页，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
索绪尔从历代语言学家只就文字研究语言的倾向里走出来，重视了口说语言的研究，做出伟大的贡献。但他认为在口说语链中，难以区分出具体的单位，只好借助文字的单位——“词”（法语称“mot”，英语称“word”）来作为口说语言的单位，这样就将口说语言真正的基本结构单位——“语基”，即口说语言真正的细胞掩盖起来，将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视为一体，在细胞上就没有分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这就是结构主义虽然称语言和文字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但却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一个王国”的根本原因。
最后还要说明：“语基”也不同于“语素”。《现代汉语词典》称：“语素”即“词素”{1}。“词
素”：“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词根、前缀、后缀、词尾都是词素，有的词只包含一个词素，‘如人、蜈蚣’等”{2}。可见，“语素”（词素）既没区分开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差别，又不是语言和文字的“最小的”单位。汉语文的“蜈蚣”是一个“语素”（词素），但就口说语言来说，是两个“语基”；就文字而言，是两个“文基”。而印欧语的一个词根、一个前缀、一个后缀、一个词尾，就口说语言来讲，很多是不只一个“语基”；就文字而言，它们并不是一个“文基”（单字），只是一个文基（单字）的部件。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12月第1版，1996年7月修订第3版，1997年7月北京第201次印刷，第1539页。
{2}同{1}，第205页。
（通讯地址：100142北京第119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