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其他理事会、委员会、花样繁多的专业会、会前会、会中会、以会落实会的会、全体会、小范围会……数不胜数。我个人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晚上出席6个宴会和招待会，结果根本没吃饭，还得回家吃方便面。我“晋升”为爷爷后，有一次3岁的孙女佳馨听妈妈说她姥爷阎维文要去“开会”，她天真好学地问：“爷爷，什么叫开会？”我一时语塞，甚感惭愧。我开了那么多会，却说不清“开会”的定义。还是她妈妈聪明，帮我解围，说：别问了，快吃饭。开会就是两个人以上在一块儿说话，也可以一边吃一边说……
　　有的会开完要投票。在安理会，投什么票，成员国通常事先打招呼、沟通、讨价还价，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会开会有个多年形成的习惯：会议厅的第一排必须坐上人，若该成员国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补上来，代表该成员国参加会议和投票表决；若第一排位子空着，就被视为弃权缺席。
　　我到联合国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我中学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对，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想发言，就把桌上自己国家的木制标牌竖立起来，表示向这位秘书报名。
　　在安理会发言有三句必要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要先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尔后说，祝贺（前一位发言者）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的话；发言的最后一句是“谢谢主席先生”——相当于说“句号”。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请发言。当我请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大使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他报名发言后不久睡着了。我又叫了一遍，他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这位老大使很快进入状态，有板有眼地开始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祝贺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全场哄堂大笑，因为他祝贺的那位大使还没有发言。
　　在安理会，最活跃的角色当属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在热点问题上会有不少共识，有分歧也会高调沟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随时举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
　　五常的作用极为重要，在非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外广大国家心目中却恰恰暴露出国际秩序不太公平。五常年年月月有代表待在安理会，也不太把这当回事。会外国家却很羡慕。据说中东某国等了几十年才头一次被选进安理会，便百里挑一，找了位正部级官员去当两年大使，并通过广播向全国介绍这位大使的履历。一般只有名人谢世才如此介绍，他有的亲戚朋友没有从头听，越听越害怕，以为出意外事故了，赶快打电话问，才知道，原来是重大喜事！
　　（摘自《东西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