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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于2000年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在中国引发了长达数年的讨论,影响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转型。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会发现米勒、童庆炳与“文学终结论者”之间构成了三方对话的复杂状况,也更可凸显出米勒与童庆炳之间对话错位的内在原因。一方面,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体现了“读者中心论”的文学观念,强调读者亲自阅读文学中的“他者”,接受语言的施为作用,实现解构主义的现实旨趣;另一方面,童庆炳以“作者中心论”作为反对“文学终结论”的理论支点,建立了以作者为主体的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