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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至1945年8月，在苏联远东边境的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附近有一个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一直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军事和政治整训。1945年8月，这个旅的全体指战员在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及朝鲜期间。密切配合苏军进行了战斗。
退入苏联境内转入休整
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成员之一。在旅内担任过连指导员、连长，营司令部参谋，旅司令部参谋等职，上尉军衔。在1940年之前，我曾在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和第七军工作过。在1934年至1937年，参加过由第四军和第三军的联合部队在三江地区开辟新抗日游击区的军事行动。首先在松花江下游的宝清和富锦两县取得成功．打掉了许多区镇的伪警察署、自卫队和地主武装。在1937年初，与抗日联军第五军和第六军取得联系之后，声势更加壮大，抗日游击区扩大到松花江下游南北两岸的绥滨、萝北以及乌苏里江岸的虎林、饶河等县。在这20多个县境之内，孤立的伪警察署和自卫队纷纷投向抗日联军。地主武装也荡然无存。因此，共有抗日联军8个军的所属部队曾聚集于这一地域，人数近两万人。
这一形势引起了日本人的很大惊恐．也促使他们调集了近5万人的关东军和伪军到松花江下游三江地区“围剿”抗日联军；同时推行归屯并户政策，将靠近山边的居民点全部焚毁，强迫居民迁至平原地区，从而使抗日联军无法从农民手中取得支援。加上当时抗日部队对此缺少预见和应对措施，导致了1938年间的重大挫折。多数非共产党直接控制的部队溃散、投敌，也有少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做了逃兵。
到1938年底，抗日联军的总人数锐减至5000人。我所在的第四军为了突出重围被迫西征。我被指定为下江留守部队负责人。在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与敌周旋，避免了重大损失，尔后在1939年初被调至饶河地区任第七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在1939年和1940年两个年头的夏秋季节．我和师长王汝起率领部队以宝清、富锦、同江和抚远四个县境中间广大的沼泽地区为依托展开游击活动。在这两年当中，我们曾多次袭击伪警察所、分散孤立的伪军据点和日本人的“开拓团”。但一到冬季，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得不到粮食供应而又长期遭受日军袭击下，伤亡增多，叛逃者也时有发生。1940年底，我们有组织地撤退至苏联境内，转入休整期。
我们的计划是，利用冬季在苏联境内进行为期三四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学习，到春季冰雪融化时立即返回东北境内重新投入抗日游击斗争。我们并没有想到，苏联人为了自己的安全，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做。他们怕这样会引起和日本人之间的纠纷。
这次进入苏联境内，照例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尔后在边防军哨所的院中接受盘查。但所有人员都没有被看管，只被告知不要走出院墙。他们给了面包，还给了牛肉和土豆，要我们自己做饭吃。直到夜晚，才来了几辆大卡车。车辆是用大块帆布严密封闭的，利用夜晚将我们送至伯力市。在那里，苏军内务部人员接待了我们。休息、吃饭、洗澡，换下了早已破烂、长满了虱子的衣服，后又被送至距伯力市75公里处、位于黑龙江岸边的一个营地。
当我们下车后，突然发现在那里欢迎我们的都是抗日联军的战友．有的还是老相识。大家高兴地相互握手拥抱，随后被安置在一个个帐篷内。每个帐篷只能住10个人，靠大火炉取暖。这里就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营地。它隐藏在一片森林中，紧靠在黑龙江边。因为附近有一个小村庄叫弗亚斯克，苏联人称之为弗亚斯克野营，我们称之为北野营。在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蛤蟆塘还有一个同样性质的野营。那里住着第五军和第一路军的许多战士，我们称之为南野营。
那时。在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有近700人。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在苏军的情报部门。他们经常地直接由苏军派回东北境内进行武装侦察工作。多由三五人组成的小分队化装为日本军人，定点对日本人的军事设施进行短期的侦察活动。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的关系
在1938年之前．无论是东北抗日联军，还是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各省委。都未能和苏联远东军或远东地区的苏联共产党建立起联系。这个现象似乎有些不太正常。、当时，很多队伍活动在中苏边境地区，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1933年至1937年之间还一直领导着东北各省和抗日联军。但这些都未能帮助东北抗日联军从苏联远东军取得任何帮助。
1938年春，日军开始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抗联遭受了重大挫折。那时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回国，对抗联实际上采取了撒手不管的态度。这时，北满省委决定派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去苏联寻求援助。赵尚志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而当时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曾在黄埔军校授过课，当时称之为加伦将军。赵尚志想借过去的师生关系取得认可，就写了一封信给布留赫尔元帅来推荐自己。不幸的是，在1938年的春天，这位元帅正在接受审查。他被怀疑为日本奸细，以后因此而被处死。赵尚志当时不仅未受到朋友式的接待，还因此被关押受审，直到1939年才被释放回国。
和赵尚志相似的，还有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戴洪宾和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戴洪宾是在赵尚志越境几天之后，因与日军作战失利而被迫率500名抗联战士进人苏联。部队被苏军缴械后，绝大部分人被遣送新疆。祁致中想建兵工厂，想从苏联要些军工设备，因此被苏军扣留，与赵尚志关在同一个狱室。
冯仲云是比较幸运的。他在1939年9月以中共北满省委常委的身份。在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的带领下进入苏联境内。也许是苏联人此时已经从对赵尚志、戴洪宾和祁致中等人的审问中，得知抗日联军的许多情况，确信有个北满省委领导着这支武装，而且冯仲云还是个重要领导人。他们有礼貌地接待了冯仲云。当时，冯仲云还不知道赵尚志已在此前的6月间率领戴洪宾、祁致中还有100多名战士返回东北。因此。他向苏联人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将赵尚志释放回国。二是请苏联人向抗日部队提供武器援助。三是请苏联人帮助打通和延安之间的联系。
对此，苏联人答复说，赵尚志已经率队回国；打通和延安之间的联系问题他们可以报告莫斯科；至于提供援助问题，事实上已在执行，因为赵尚志率队回国时所携带的步兵武器全都是日本的最新武器，今后还会继续这样做。除此之外，苏联人还向冯仲云提出建议，说抗日联军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冯仲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这样的问题须由东北的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共同商议才能作出决定。目前的情况是，他们和吉东省委的负责人周保中很难联系上。如果苏联人有办法找到周保中，很愿意在苏联境内和他会见，共商大计。
在这一情况下，周保中于11月 到达伯力。12月间，赵尚志因部队在战斗中受挫，重新返回伯力。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在伯力举行会议。会议除了讨论如何在极为严峻形势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外，还在如何争取苏军援助方面取得共识。这些都得到了苏方的认可。同时由苏方指定一名少将王新林和一名校官海洛为固定联系人。从此，开始了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工作关系。稍有遗憾的是，由于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一直战斗在南满地区，距中苏边境较远，一直未能和苏联人取得联系。
抗联领导权问题
1940年10月，苏联远东军用王新林的名义发出电报，要求抗日联军的军以上领导人到伯力市开会，并说届时将有中共中央代表莅临。因此，在11月至12月间，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金策、崔石泉(崔庸健)、柴世荣、季青、王效明、金日成、安吉、徐哲等陆续来到了伯力市。这时，在东北境内依然保留了为数不多的游击队伍。
1941年1月，王新林告知周保中、李兆麟准备开会。当时，大家都以焦急的心情等待和中共中央代表见面．但王新林却闭口不谈此事。
在一再追问下，王新林解释说。实际上并没有中共中央代表要来。但我们认为确有必要请大家来共商东北抗日联军今后行动大计由于无法用远东军的名义召开这样的会议，所以才这样做，请大家谅解。周保中在表示遗憾之后又问，既然是这样，那会议又怎么个开法?王新林回答，由我参加和大家共商大计。周保中说，这不合适，如果有中共中央代表到会，理应由他主持这样的会议。现在是并没有中央代表到会，这样的会只能是抗日联军各部领导人自己人共同商讨的会议。在这样的阶段如果王新林参加进来，大家肯定是不会畅所欲言的，应该是在开始阶段先开抗日联军领导人的内部会议，尔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并和苏方共同商讨决定。
为郑重起见，周保中和李兆麟共同签署了一封给王新林的信，以书面形式表达上述意见。王新林原想由他来主持控制会议却遭到了拒绝，因此，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会议无法马上召开。
会议未能及时召开，王新林采取了另外的途径，以求实现自己的主张。他分别找了抗联各部领导人交谈，宣传他的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周保中在和战友们接触中，得知了王新林讲话内容。他们说王新林想找一位苏联将军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还说东北抗日联军应该和吉东、北满省委脱离关系，也就是说不要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周保中听到这些情况后．表示了自己的忧虑。他逐个地给抗联的同志分析情况讲清道理。他说，王新林的这两条意见都不能接受。如果照这两条做下去，那就不会再有东北抗日联军的存在。我们这支武装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怎么能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再说，由一个苏联人当我们的司令，他能够当得好吗?他会按照我们党中央的指示办事吗?
经过一番谈话之后，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都以明确的否定态度告知王新林。王新林大为不满，直接找到周保中交谈。王新林谈话的语气几乎是在吵架。周保中则冷静地说，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预定的会议就没有必要开了。我们将会带领抗日游击队立即返回东北战场，即使我们多数人会在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死去，也是光荣的。
事情陷入了僵局，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状况拖延了一个月之久。转机终于来了，将近一个月之后，苏联校官海洛领来了索尔金少将和周保中等人见面。海洛解释说，王新林同志已有职务上的调动，上级指定由索尔金将军接替他的工作。为了今后称呼上的方便．中国同志依然可称呼他为王新林同志。
周保中这时已经猜测到事情可能发生了变化。果然，这位王新林没有以前那位王新林那样盛气凌人。他在听取周保中陈述意见时，不断地点头称是。周保中说，东北抗日联军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事情是会扭转的。从1939年至1940年两年中，我们在夏秋两个季节里，对日军的战斗中．曾取得不小的胜利，只是在冬季处于被动局面。现在我们是要总结这几年的战斗经验．并考虑如何应对严冬的恶劣环境。比如说，如何在深山老林里贮备足够的粮食，可以把冬季变成我们的休整期等。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困难，我们的战场永远是在东北大地上。在这个战场上保留一支活跃的抗日武装，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国防安全也是有利的。再说，这支武装力量一直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尽管它一直未能和关内的八路军取得联系．但它依然是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布局中一个组成部分。这支队伍不能在另一种形式下被取消了。
王新林表示基本同意周保中的意见。并说，至于在冬季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依然会伸出援助之手。到那时因敌情所迫而退人苏联境内的抗日游击队．我们会安置他们临时整训，并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重新返回东北战场。这支队伍依然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王新林希望从抗联中选取一部人从事情报工作，周保中表示了同意。
1941年1月中旬，周保中在和抗联10多位领导人取得共识之后，在王新林的同意下，召开了只有抗联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形成了几项决议：一、此次会议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代表会。二、为实现东北地区的集中统一领导，由各省代表选举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临时委员会。委员暂定为三人。委员候选人为：魏拯民(原南满省委书记)、周保中(原吉东省委书记)、金策(原北满省委书记)，并从全会直接选举书记一人。临时机关暂设在伯力市，另外请求一位苏共同志给予工作上的指导。三、派遣一名代表在苏联人的协助下，去延安寻找党中央。四、建立统一的总司令部，推选周保中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此项有待党中央正式批准。
上述各项议定，因当时实际情况，未能全部实现。
对于会议的结果，大家是满意的。周保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事后，不少人回想起在开会的最初阶段，周保中顶住了压力，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原有性质不被改变，这是其他人很难做到的。在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组建过程中。周保中的作用还赢得了许多苏联人的赞赏。
到了3月下旬。这支抗日部队已开始分批返回东北战场。第三路军的李兆麟、王明贵，第二路军的王效明、姜信泰，都各自率领着一支分队返回东北境内投入战斗。但是到了4月中旬。苏联人却告知立即停止待命。同时，周保中也从伯力市赶到北野营。向在那里继续整训的几百名抗联战士说清了真相。原来那时苏联政府已经和日本政府共同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因此，苏联人已不可能协助抗联返回东北境内．以免引起苏日之间的纠纷。
斯大林建议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军正式番号
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了突然 袭击，大规模地入侵苏联。大家都很震惊。北野营立即召开了声讨希特勒法西斯的大会。
与此同时，苏军的许多部队也被部署在远东的国境线上。抗联中的许多人兴奋地认为，我们会很快地和苏联军队并肩作战了。
到了7月，北野营的全体抗联战士，到伯力市郊区一个空降兵训练基地进行了伞兵训练。任务完成之后，重新返回北野营。继续进行正常训练。
1941年12月，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引发了日美之间的太平洋大战。这一形势的突然变化，使苏联暂时解除了远东地区的忧虑。这时，王新林和周保中共同定下决心．要为野营人员制订长期的训练计划。
周保中的想法是，将南野营的抗联人员全部集中到北野营来，组建一个教导团，并聘请苏联人充任教官，行政管理工作则由抗联人员自己负责。周保中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还应保持在这个教导团之内。王新林完全同意，并说，苏军的教官应该有足够数目，以保证训练质量。
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根据这些意见制订了一个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团的方案。并上报苏军统帅部审批。当这一方案送到斯大林手中时，斯大林说，一个团的机构，经费有限，应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军正式番号，按苏军标准保证供应。根据这决定，王新林和周保中又重新修改了方案。王新林说，授予苏军正式番号的意义是：一、为了保密，不使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这样的字样出现在苏军的上下公文之中；二、为保证供应，今后这个旅的军需财务、武器供应都将正式列入远东军的预算之中，军官和士兵都享受与苏军同等的待遇，授予军衔，发薪金等。周保中说，我们只有近700人，与一个旅的兵员相距较远。王新林说，我们将会在入伍新兵中把远东地区的东方少数民族战士补充到教导旅中，还会有一些华裔侨民士兵调进。我们将使教导旅的员额达到t500人左右。
到了1942年7月，南野营的抗联人员已转移到北野营了。同时，新来了一大批苏联军官。7月中旬，周保中和王新林一同从伯力市来到北野营，向南、北两野营的人宣布了这个重大决定，并宣布了人事安排。周保中说，教导旅下设四个步兵营、一个通信营、一个迫击炮连。每个步兵营编两个步兵连。一个连为原东北抗联人员，另一个连由新入伍的东方少数民族战士组成。迫击炮连全部由东方少数民族战士组成。因其中绝大多数战士为纳纳依茨族，我们可以简称他们为纳纳依茨连。通信营编两个连，分为有线和无线。无线电连由抗联人员组成，有线连由苏联人组成。人事方面：周保中任旅长沙校军衔，1943年升为中校)，李兆麟任旅政治委员(少校军衔)，崔石泉为旅副参谋长(大尉军衔)，冯仲云为旅政治部新闻情报科长(上尉军衔)，副旅长为什林斯基少校f1944年晋升中校)和巴达林少校，参谋长为沙马科钦大尉(后晋升少校)。四个步兵营的营长和政委为原抗日联军的军一级干部。营长分别为金日成、王效明、徐亨植(牺牲后由王明贵接替)、柴世荣，营政委为安吉、姜信泰、金策、季青等人，均授予大尉军衔。连级干部是原抗联的师一级干部，其中有崔贤、朴德山、崔勇进、彭施鲁、金京石、金光侠、隋长清、张广迪、陶玉峰等，都被授予上尉军衔。通信营营长为苏军的一名大尉。在1943年苏军改为一长制之后，各级政委都改称政治副职。
旅设司令部之外，还有旅政治部、后勤部、军械处等，均由苏联少校一级军官任主官。此外，苏军还设有内务部，相当于我们的保卫部，但不属于政治部，在军队系统内受垂直的上级机关领导，部队的军政首长无权过问他们的工作。
步兵营有苏军的副营长、参谋长、翻译和参谋等人。步兵连有苏军副连长、翻译、副政治指导员等人。这样一来，旅内的苏联军官共有70多名。
由于苏籍军官和士兵的数目相当多，故苏共党员也相应增多。因此建立了苏共以及共青团的组织系统。旅设苏共党委书记。中共系统由崔石泉任党委书记。在苏军的制度中，党委书记是在旅长的领导下工作的，只做党务工作。
在7月底之前，一切组织工作就绪，700多名新入伍的纳纳依茨族战士以及华裔战士也都编入了有关连队。原抗联所有官兵都换了新军装并佩戴相应的军衔。8月1日，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纳申科大将在王新林少将的陪同下，来到北野营参加教导旅的成立典礼。阿巴纳申科致贺词，宣读各级军政干部任命名单。授予了部队的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旅。
1945年5月德国战败。远东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有十几名参加过对德战争的军官被调到八十八旅任职。经过他们，将最新的战斗经验传授过来。他们还带来了最新出版的步兵战斗条令。在五六月间，凡是从伯力市返回北野营的苏联军官，都会带来一些最新见闻：有大批的前线部队转移到远东地区了，大批的火炮和坦克经铁路运输呼啸而过了，等等。这些都明显发出一个信号，即对日军的进攻已迫在眉睫，大家对此兴奋不已。同时，八十八旅的伙食标准有了提高．虽未正式说明，但有人解释说这是属于第二线作战部队的标准．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过去看不见的黄油摆在了早餐桌上，午餐肉食的定量也增加了——在此之前是按后方部队供应的。这就使大家确信，我们会随时奔赴前线。
前线的军事行动出乎意料地川页利。教导旅的参战计划被多次修改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0日，北野营的黑龙江岸边停靠了一艘运输舰。我们事后才知道，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早就和周保中、李兆麟共同拟订了八十八旅的参战方案。在苏联的对日作战计划中，共投入100多万大军——后贝加尔湖的第一方面军、伯力地区的第二方面军及海参崴地区的第三方面军。第八十八旅配置在第二方面军序列之内。在向东北腹地的进攻中，八十八旅将沿松花江一直西进．预定在进攻佳木斯的战役中投入战斗，尔后再向哈尔滨方向攻击前进。除了作战任务外，八十八旅的全体指战员还肩负动员东北人民就地参战扩军计划。预计将以抗日联军现有人员为骨干，在连续的作战行动中扩编为六个步兵军。
前线的军事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很多县城不经战斗就进入了，长春、沈阳、哈尔滨三个大城市也在几天内被苏军占领，到处是溃逃的日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认为已没有必要将第八十八旅投入战斗，而是要考虑在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之后如何发挥其作用的问题。
当时，苏联并不想在中国的东北地区长期占领，并和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有一个协定，在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就撤军。对撤军之后的形势，周保中、李兆麟和苏军将领之间也有过分析。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是：一、国民党军队全面地接管整个东北地区。那时，以原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所组建起来的新型武装将会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但将处于相对劣势。二、中共中央将会派出八路军进入东北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展开 争夺东北的斗争，但所派出部队的数量无法估计，态势上孰优孰劣也难以估计。三、要做最困难的打算，即原东北抗联的队伍还要依托山林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游击战，那时将继续得到苏军的援助。
因此，周保中认为尽快地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争取八路军部队尽快地进入东北地区才是当务之急。根据这一设想，抗联教导旅若按原定作战方案向佳木斯、哈尔滨方向进军就没有意义了。必须尽快将这支力量分布到东北全境的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利用苏军占领期的有利条件．恢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寻找有可能依然存在的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通过他们取得与党中央的联系；收拢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失散人员，重新组建自己的队伍，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争取苏军移交一部分战利品，用以武装队伍。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几天之内，情况又有惊人的进展，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苏军不仅迅速控制了东北全境，而且已经进入朝鲜境内，和美国达成协议。以北纬38度线为分界线共同占领朝鲜。周保中和苏军将领迅速作出决定，将原东北抗日联军中的近300名朝鲜同志交由金日成率领进入平壤，利用苏军占领之便组建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因此．人员分布名单又作了修改，将所有的朝鲜干部和战士从东北各地分布名单中除去。
由于上述原因，八十八旅的全体官兵停止待命达半个多月。直到8月底．周保中、李兆麟才召开了原抗联人员的干部会，宣布了上述决定，并公布了在东北地区各大、中城市以及若干重要县城工作人员派遣名单，共57个工作组。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各率20至30余人进驻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三个大城市，并同时领导着10余个县市的工作组。每个县市的组长都被任命为该地区的苏军警备(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之所以这样做。是借用这个名义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样一来，就会引来当地的共产党秘密组织和原抗日联军失散人员前来联系。
开完这个会之后．各工作组于9月初进入了东北各目的地。9月3日，我率领40余人乘苏联军用运输机到达佳木斯市。并在第二天内将应到依兰、勃利、汤原、方正、通河、富锦、宝清、鹤岗各县市开展工作的各二至三人用苏军汽车送达目的地。我则率12名干部和战士到佳木斯地区苏军卫戍司令部报到，并立即开展工作。
经过几天在群众面前公开亮相之后，果然有人陆续找到我，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其中有自称是在依兰县委做过书记的，有在抗日联军第六军当团长的，有从河北省委派到鹤岗煤矿开展工作的。有在日军大“扫荡”中从山东根据地逃出来流亡到东北做劳工的，他们都希望能重新开始为共产党工作。我一时无法查清他们的真实历史，唯一的办法就是交给他们工作。从工作中认识他们的政治面目和工作能力。
当时，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有了自己的队伍。他们都是在日军溃逃之时，从那些散兵手中夺取了武器之后，自发地组成队伍。他们以某地自卫队的名义，清理当地的汉奸、走狗，没收日伪财产，也有些人借机打、砸、抢，成分相当复杂。
那时，我还不知道，八路军在冀东的部队在曾克林、唐凯的率领下已于9月上旬到达沈阳郊区。这是最先进入东北的一支队伍。但苏军不允许他们入城，理由是此前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曾有过协定，即在为期三个月的苏军占领期内，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以免造成军事管制上的混乱。当时抗联代表冯仲云还未抵达沈阳。后来，苏军得知曾克林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并在他们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之后，才默许他们的存在。同时，苏军派一名代表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飞机去了延安。中共中央这时才得知东北地区的最新情况，并立即决定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
首批人员在彭真的率领下很快乘飞机到达沈阳，并立即开展工作。接着．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从各个方向进入了东北。从各地抽调的党政干部也都匆匆进入东北的各大城市。佳木斯地区在10月下旬迎来了第一支八路军的队伍。11月中旬，又迎来了李范五、李延禄率领的党政干部40余人。在我和苏军司令部沟通之后，默许了他们在不大事张扬的情况下开始建军、建党和建政的工作。到1945年底，由中共中央派赴东北的10万大军和2万名党政干部都已到达各自的工作和战斗地区。
1945年12月下旬．周保中从长春向各地的原抗日联军干部发出通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东北各省、市、县的党组织都已建立起来。因此，原东北抗日联军所建立起来的党的工作系统已没有保留的必要。所有原抗日联军的干部必须在各省、市、县党委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从此，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退入苏联境内转入休整
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成员之一。在旅内担任过连指导员、连长，营司令部参谋，旅司令部参谋等职，上尉军衔。在1940年之前，我曾在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和第七军工作过。在1934年至1937年，参加过由第四军和第三军的联合部队在三江地区开辟新抗日游击区的军事行动。首先在松花江下游的宝清和富锦两县取得成功．打掉了许多区镇的伪警察署、自卫队和地主武装。在1937年初，与抗日联军第五军和第六军取得联系之后，声势更加壮大，抗日游击区扩大到松花江下游南北两岸的绥滨、萝北以及乌苏里江岸的虎林、饶河等县。在这20多个县境之内，孤立的伪警察署和自卫队纷纷投向抗日联军。地主武装也荡然无存。因此，共有抗日联军8个军的所属部队曾聚集于这一地域，人数近两万人。
这一形势引起了日本人的很大惊恐．也促使他们调集了近5万人的关东军和伪军到松花江下游三江地区“围剿”抗日联军；同时推行归屯并户政策，将靠近山边的居民点全部焚毁，强迫居民迁至平原地区，从而使抗日联军无法从农民手中取得支援。加上当时抗日部队对此缺少预见和应对措施，导致了1938年间的重大挫折。多数非共产党直接控制的部队溃散、投敌，也有少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做了逃兵。
到1938年底，抗日联军的总人数锐减至5000人。我所在的第四军为了突出重围被迫西征。我被指定为下江留守部队负责人。在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与敌周旋，避免了重大损失，尔后在1939年初被调至饶河地区任第七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在1939年和1940年两个年头的夏秋季节．我和师长王汝起率领部队以宝清、富锦、同江和抚远四个县境中间广大的沼泽地区为依托展开游击活动。在这两年当中，我们曾多次袭击伪警察所、分散孤立的伪军据点和日本人的“开拓团”。但一到冬季，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得不到粮食供应而又长期遭受日军袭击下，伤亡增多，叛逃者也时有发生。1940年底，我们有组织地撤退至苏联境内，转入休整期。
我们的计划是，利用冬季在苏联境内进行为期三四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学习，到春季冰雪融化时立即返回东北境内重新投入抗日游击斗争。我们并没有想到，苏联人为了自己的安全，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做。他们怕这样会引起和日本人之间的纠纷。
这次进入苏联境内，照例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尔后在边防军哨所的院中接受盘查。但所有人员都没有被看管，只被告知不要走出院墙。他们给了面包，还给了牛肉和土豆，要我们自己做饭吃。直到夜晚，才来了几辆大卡车。车辆是用大块帆布严密封闭的，利用夜晚将我们送至伯力市。在那里，苏军内务部人员接待了我们。休息、吃饭、洗澡，换下了早已破烂、长满了虱子的衣服，后又被送至距伯力市75公里处、位于黑龙江岸边的一个营地。
当我们下车后，突然发现在那里欢迎我们的都是抗日联军的战友．有的还是老相识。大家高兴地相互握手拥抱，随后被安置在一个个帐篷内。每个帐篷只能住10个人，靠大火炉取暖。这里就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营地。它隐藏在一片森林中，紧靠在黑龙江边。因为附近有一个小村庄叫弗亚斯克，苏联人称之为弗亚斯克野营，我们称之为北野营。在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蛤蟆塘还有一个同样性质的野营。那里住着第五军和第一路军的许多战士，我们称之为南野营。
那时。在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有近700人。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在苏军的情报部门。他们经常地直接由苏军派回东北境内进行武装侦察工作。多由三五人组成的小分队化装为日本军人，定点对日本人的军事设施进行短期的侦察活动。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的关系
在1938年之前．无论是东北抗日联军，还是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各省委。都未能和苏联远东军或远东地区的苏联共产党建立起联系。这个现象似乎有些不太正常。、当时，很多队伍活动在中苏边境地区，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1933年至1937年之间还一直领导着东北各省和抗日联军。但这些都未能帮助东北抗日联军从苏联远东军取得任何帮助。
1938年春，日军开始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抗联遭受了重大挫折。那时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回国，对抗联实际上采取了撒手不管的态度。这时，北满省委决定派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去苏联寻求援助。赵尚志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而当时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曾在黄埔军校授过课，当时称之为加伦将军。赵尚志想借过去的师生关系取得认可，就写了一封信给布留赫尔元帅来推荐自己。不幸的是，在1938年的春天，这位元帅正在接受审查。他被怀疑为日本奸细，以后因此而被处死。赵尚志当时不仅未受到朋友式的接待，还因此被关押受审，直到1939年才被释放回国。
和赵尚志相似的，还有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戴洪宾和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戴洪宾是在赵尚志越境几天之后，因与日军作战失利而被迫率500名抗联战士进人苏联。部队被苏军缴械后，绝大部分人被遣送新疆。祁致中想建兵工厂，想从苏联要些军工设备，因此被苏军扣留，与赵尚志关在同一个狱室。
冯仲云是比较幸运的。他在1939年9月以中共北满省委常委的身份。在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的带领下进入苏联境内。也许是苏联人此时已经从对赵尚志、戴洪宾和祁致中等人的审问中，得知抗日联军的许多情况，确信有个北满省委领导着这支武装，而且冯仲云还是个重要领导人。他们有礼貌地接待了冯仲云。当时，冯仲云还不知道赵尚志已在此前的6月间率领戴洪宾、祁致中还有100多名战士返回东北。因此。他向苏联人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将赵尚志释放回国。二是请苏联人向抗日部队提供武器援助。三是请苏联人帮助打通和延安之间的联系。
对此，苏联人答复说，赵尚志已经率队回国；打通和延安之间的联系问题他们可以报告莫斯科；至于提供援助问题，事实上已在执行，因为赵尚志率队回国时所携带的步兵武器全都是日本的最新武器，今后还会继续这样做。除此之外，苏联人还向冯仲云提出建议，说抗日联军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冯仲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这样的问题须由东北的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共同商议才能作出决定。目前的情况是，他们和吉东省委的负责人周保中很难联系上。如果苏联人有办法找到周保中，很愿意在苏联境内和他会见，共商大计。
在这一情况下，周保中于11月 到达伯力。12月间，赵尚志因部队在战斗中受挫，重新返回伯力。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在伯力举行会议。会议除了讨论如何在极为严峻形势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外，还在如何争取苏军援助方面取得共识。这些都得到了苏方的认可。同时由苏方指定一名少将王新林和一名校官海洛为固定联系人。从此，开始了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工作关系。稍有遗憾的是，由于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一直战斗在南满地区，距中苏边境较远，一直未能和苏联人取得联系。
抗联领导权问题
1940年10月，苏联远东军用王新林的名义发出电报，要求抗日联军的军以上领导人到伯力市开会，并说届时将有中共中央代表莅临。因此，在11月至12月间，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金策、崔石泉(崔庸健)、柴世荣、季青、王效明、金日成、安吉、徐哲等陆续来到了伯力市。这时，在东北境内依然保留了为数不多的游击队伍。
1941年1月，王新林告知周保中、李兆麟准备开会。当时，大家都以焦急的心情等待和中共中央代表见面．但王新林却闭口不谈此事。
在一再追问下，王新林解释说。实际上并没有中共中央代表要来。但我们认为确有必要请大家来共商东北抗日联军今后行动大计由于无法用远东军的名义召开这样的会议，所以才这样做，请大家谅解。周保中在表示遗憾之后又问，既然是这样，那会议又怎么个开法?王新林回答，由我参加和大家共商大计。周保中说，这不合适，如果有中共中央代表到会，理应由他主持这样的会议。现在是并没有中央代表到会，这样的会只能是抗日联军各部领导人自己人共同商讨的会议。在这样的阶段如果王新林参加进来，大家肯定是不会畅所欲言的，应该是在开始阶段先开抗日联军领导人的内部会议，尔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并和苏方共同商讨决定。
为郑重起见，周保中和李兆麟共同签署了一封给王新林的信，以书面形式表达上述意见。王新林原想由他来主持控制会议却遭到了拒绝，因此，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会议无法马上召开。
会议未能及时召开，王新林采取了另外的途径，以求实现自己的主张。他分别找了抗联各部领导人交谈，宣传他的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周保中在和战友们接触中，得知了王新林讲话内容。他们说王新林想找一位苏联将军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还说东北抗日联军应该和吉东、北满省委脱离关系，也就是说不要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周保中听到这些情况后．表示了自己的忧虑。他逐个地给抗联的同志分析情况讲清道理。他说，王新林的这两条意见都不能接受。如果照这两条做下去，那就不会再有东北抗日联军的存在。我们这支武装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怎么能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再说，由一个苏联人当我们的司令，他能够当得好吗?他会按照我们党中央的指示办事吗?
经过一番谈话之后，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都以明确的否定态度告知王新林。王新林大为不满，直接找到周保中交谈。王新林谈话的语气几乎是在吵架。周保中则冷静地说，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预定的会议就没有必要开了。我们将会带领抗日游击队立即返回东北战场，即使我们多数人会在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死去，也是光荣的。
事情陷入了僵局，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状况拖延了一个月之久。转机终于来了，将近一个月之后，苏联校官海洛领来了索尔金少将和周保中等人见面。海洛解释说，王新林同志已有职务上的调动，上级指定由索尔金将军接替他的工作。为了今后称呼上的方便．中国同志依然可称呼他为王新林同志。
周保中这时已经猜测到事情可能发生了变化。果然，这位王新林没有以前那位王新林那样盛气凌人。他在听取周保中陈述意见时，不断地点头称是。周保中说，东北抗日联军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事情是会扭转的。从1939年至1940年两年中，我们在夏秋两个季节里，对日军的战斗中．曾取得不小的胜利，只是在冬季处于被动局面。现在我们是要总结这几年的战斗经验．并考虑如何应对严冬的恶劣环境。比如说，如何在深山老林里贮备足够的粮食，可以把冬季变成我们的休整期等。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困难，我们的战场永远是在东北大地上。在这个战场上保留一支活跃的抗日武装，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国防安全也是有利的。再说，这支武装力量一直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尽管它一直未能和关内的八路军取得联系．但它依然是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布局中一个组成部分。这支队伍不能在另一种形式下被取消了。
王新林表示基本同意周保中的意见。并说，至于在冬季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依然会伸出援助之手。到那时因敌情所迫而退人苏联境内的抗日游击队．我们会安置他们临时整训，并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重新返回东北战场。这支队伍依然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王新林希望从抗联中选取一部人从事情报工作，周保中表示了同意。
1941年1月中旬，周保中在和抗联10多位领导人取得共识之后，在王新林的同意下，召开了只有抗联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形成了几项决议：一、此次会议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代表会。二、为实现东北地区的集中统一领导，由各省代表选举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临时委员会。委员暂定为三人。委员候选人为：魏拯民(原南满省委书记)、周保中(原吉东省委书记)、金策(原北满省委书记)，并从全会直接选举书记一人。临时机关暂设在伯力市，另外请求一位苏共同志给予工作上的指导。三、派遣一名代表在苏联人的协助下，去延安寻找党中央。四、建立统一的总司令部，推选周保中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此项有待党中央正式批准。
上述各项议定，因当时实际情况，未能全部实现。
对于会议的结果，大家是满意的。周保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事后，不少人回想起在开会的最初阶段，周保中顶住了压力，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原有性质不被改变，这是其他人很难做到的。在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组建过程中。周保中的作用还赢得了许多苏联人的赞赏。
到了3月下旬。这支抗日部队已开始分批返回东北战场。第三路军的李兆麟、王明贵，第二路军的王效明、姜信泰，都各自率领着一支分队返回东北境内投入战斗。但是到了4月中旬。苏联人却告知立即停止待命。同时，周保中也从伯力市赶到北野营。向在那里继续整训的几百名抗联战士说清了真相。原来那时苏联政府已经和日本政府共同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因此，苏联人已不可能协助抗联返回东北境内．以免引起苏日之间的纠纷。
斯大林建议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军正式番号
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了突然 袭击，大规模地入侵苏联。大家都很震惊。北野营立即召开了声讨希特勒法西斯的大会。
与此同时，苏军的许多部队也被部署在远东的国境线上。抗联中的许多人兴奋地认为，我们会很快地和苏联军队并肩作战了。
到了7月，北野营的全体抗联战士，到伯力市郊区一个空降兵训练基地进行了伞兵训练。任务完成之后，重新返回北野营。继续进行正常训练。
1941年12月，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引发了日美之间的太平洋大战。这一形势的突然变化，使苏联暂时解除了远东地区的忧虑。这时，王新林和周保中共同定下决心．要为野营人员制订长期的训练计划。
周保中的想法是，将南野营的抗联人员全部集中到北野营来，组建一个教导团，并聘请苏联人充任教官，行政管理工作则由抗联人员自己负责。周保中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还应保持在这个教导团之内。王新林完全同意，并说，苏军的教官应该有足够数目，以保证训练质量。
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根据这些意见制订了一个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团的方案。并上报苏军统帅部审批。当这一方案送到斯大林手中时，斯大林说，一个团的机构，经费有限，应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军正式番号，按苏军标准保证供应。根据这决定，王新林和周保中又重新修改了方案。王新林说，授予苏军正式番号的意义是：一、为了保密，不使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这样的字样出现在苏军的上下公文之中；二、为保证供应，今后这个旅的军需财务、武器供应都将正式列入远东军的预算之中，军官和士兵都享受与苏军同等的待遇，授予军衔，发薪金等。周保中说，我们只有近700人，与一个旅的兵员相距较远。王新林说，我们将会在入伍新兵中把远东地区的东方少数民族战士补充到教导旅中，还会有一些华裔侨民士兵调进。我们将使教导旅的员额达到t500人左右。
到了1942年7月，南野营的抗联人员已转移到北野营了。同时，新来了一大批苏联军官。7月中旬，周保中和王新林一同从伯力市来到北野营，向南、北两野营的人宣布了这个重大决定，并宣布了人事安排。周保中说，教导旅下设四个步兵营、一个通信营、一个迫击炮连。每个步兵营编两个步兵连。一个连为原东北抗联人员，另一个连由新入伍的东方少数民族战士组成。迫击炮连全部由东方少数民族战士组成。因其中绝大多数战士为纳纳依茨族，我们可以简称他们为纳纳依茨连。通信营编两个连，分为有线和无线。无线电连由抗联人员组成，有线连由苏联人组成。人事方面：周保中任旅长沙校军衔，1943年升为中校)，李兆麟任旅政治委员(少校军衔)，崔石泉为旅副参谋长(大尉军衔)，冯仲云为旅政治部新闻情报科长(上尉军衔)，副旅长为什林斯基少校f1944年晋升中校)和巴达林少校，参谋长为沙马科钦大尉(后晋升少校)。四个步兵营的营长和政委为原抗日联军的军一级干部。营长分别为金日成、王效明、徐亨植(牺牲后由王明贵接替)、柴世荣，营政委为安吉、姜信泰、金策、季青等人，均授予大尉军衔。连级干部是原抗联的师一级干部，其中有崔贤、朴德山、崔勇进、彭施鲁、金京石、金光侠、隋长清、张广迪、陶玉峰等，都被授予上尉军衔。通信营营长为苏军的一名大尉。在1943年苏军改为一长制之后，各级政委都改称政治副职。
旅设司令部之外，还有旅政治部、后勤部、军械处等，均由苏联少校一级军官任主官。此外，苏军还设有内务部，相当于我们的保卫部，但不属于政治部，在军队系统内受垂直的上级机关领导，部队的军政首长无权过问他们的工作。
步兵营有苏军的副营长、参谋长、翻译和参谋等人。步兵连有苏军副连长、翻译、副政治指导员等人。这样一来，旅内的苏联军官共有70多名。
由于苏籍军官和士兵的数目相当多，故苏共党员也相应增多。因此建立了苏共以及共青团的组织系统。旅设苏共党委书记。中共系统由崔石泉任党委书记。在苏军的制度中，党委书记是在旅长的领导下工作的，只做党务工作。
在7月底之前，一切组织工作就绪，700多名新入伍的纳纳依茨族战士以及华裔战士也都编入了有关连队。原抗联所有官兵都换了新军装并佩戴相应的军衔。8月1日，苏联远东军司令员阿巴纳申科大将在王新林少将的陪同下，来到北野营参加教导旅的成立典礼。阿巴纳申科致贺词，宣读各级军政干部任命名单。授予了部队的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旅。
1945年5月德国战败。远东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有十几名参加过对德战争的军官被调到八十八旅任职。经过他们，将最新的战斗经验传授过来。他们还带来了最新出版的步兵战斗条令。在五六月间，凡是从伯力市返回北野营的苏联军官，都会带来一些最新见闻：有大批的前线部队转移到远东地区了，大批的火炮和坦克经铁路运输呼啸而过了，等等。这些都明显发出一个信号，即对日军的进攻已迫在眉睫，大家对此兴奋不已。同时，八十八旅的伙食标准有了提高．虽未正式说明，但有人解释说这是属于第二线作战部队的标准．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过去看不见的黄油摆在了早餐桌上，午餐肉食的定量也增加了——在此之前是按后方部队供应的。这就使大家确信，我们会随时奔赴前线。
前线的军事行动出乎意料地川页利。教导旅的参战计划被多次修改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0日，北野营的黑龙江岸边停靠了一艘运输舰。我们事后才知道，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早就和周保中、李兆麟共同拟订了八十八旅的参战方案。在苏联的对日作战计划中，共投入100多万大军——后贝加尔湖的第一方面军、伯力地区的第二方面军及海参崴地区的第三方面军。第八十八旅配置在第二方面军序列之内。在向东北腹地的进攻中，八十八旅将沿松花江一直西进．预定在进攻佳木斯的战役中投入战斗，尔后再向哈尔滨方向攻击前进。除了作战任务外，八十八旅的全体指战员还肩负动员东北人民就地参战扩军计划。预计将以抗日联军现有人员为骨干，在连续的作战行动中扩编为六个步兵军。
前线的军事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很多县城不经战斗就进入了，长春、沈阳、哈尔滨三个大城市也在几天内被苏军占领，到处是溃逃的日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认为已没有必要将第八十八旅投入战斗，而是要考虑在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之后如何发挥其作用的问题。
当时，苏联并不想在中国的东北地区长期占领，并和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有一个协定，在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就撤军。对撤军之后的形势，周保中、李兆麟和苏军将领之间也有过分析。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是：一、国民党军队全面地接管整个东北地区。那时，以原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所组建起来的新型武装将会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但将处于相对劣势。二、中共中央将会派出八路军进入东北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展开 争夺东北的斗争，但所派出部队的数量无法估计，态势上孰优孰劣也难以估计。三、要做最困难的打算，即原东北抗联的队伍还要依托山林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游击战，那时将继续得到苏军的援助。
因此，周保中认为尽快地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争取八路军部队尽快地进入东北地区才是当务之急。根据这一设想，抗联教导旅若按原定作战方案向佳木斯、哈尔滨方向进军就没有意义了。必须尽快将这支力量分布到东北全境的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利用苏军占领期的有利条件．恢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寻找有可能依然存在的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通过他们取得与党中央的联系；收拢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失散人员，重新组建自己的队伍，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争取苏军移交一部分战利品，用以武装队伍。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几天之内，情况又有惊人的进展，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苏军不仅迅速控制了东北全境，而且已经进入朝鲜境内，和美国达成协议。以北纬38度线为分界线共同占领朝鲜。周保中和苏军将领迅速作出决定，将原东北抗日联军中的近300名朝鲜同志交由金日成率领进入平壤，利用苏军占领之便组建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因此．人员分布名单又作了修改，将所有的朝鲜干部和战士从东北各地分布名单中除去。
由于上述原因，八十八旅的全体官兵停止待命达半个多月。直到8月底．周保中、李兆麟才召开了原抗联人员的干部会，宣布了上述决定，并公布了在东北地区各大、中城市以及若干重要县城工作人员派遣名单，共57个工作组。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各率20至30余人进驻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三个大城市，并同时领导着10余个县市的工作组。每个县市的组长都被任命为该地区的苏军警备(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之所以这样做。是借用这个名义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样一来，就会引来当地的共产党秘密组织和原抗日联军失散人员前来联系。
开完这个会之后．各工作组于9月初进入了东北各目的地。9月3日，我率领40余人乘苏联军用运输机到达佳木斯市。并在第二天内将应到依兰、勃利、汤原、方正、通河、富锦、宝清、鹤岗各县市开展工作的各二至三人用苏军汽车送达目的地。我则率12名干部和战士到佳木斯地区苏军卫戍司令部报到，并立即开展工作。
经过几天在群众面前公开亮相之后，果然有人陆续找到我，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其中有自称是在依兰县委做过书记的，有在抗日联军第六军当团长的，有从河北省委派到鹤岗煤矿开展工作的。有在日军大“扫荡”中从山东根据地逃出来流亡到东北做劳工的，他们都希望能重新开始为共产党工作。我一时无法查清他们的真实历史，唯一的办法就是交给他们工作。从工作中认识他们的政治面目和工作能力。
当时，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有了自己的队伍。他们都是在日军溃逃之时，从那些散兵手中夺取了武器之后，自发地组成队伍。他们以某地自卫队的名义，清理当地的汉奸、走狗，没收日伪财产，也有些人借机打、砸、抢，成分相当复杂。
那时，我还不知道，八路军在冀东的部队在曾克林、唐凯的率领下已于9月上旬到达沈阳郊区。这是最先进入东北的一支队伍。但苏军不允许他们入城，理由是此前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曾有过协定，即在为期三个月的苏军占领期内，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以免造成军事管制上的混乱。当时抗联代表冯仲云还未抵达沈阳。后来，苏军得知曾克林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并在他们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之后，才默许他们的存在。同时，苏军派一名代表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飞机去了延安。中共中央这时才得知东北地区的最新情况，并立即决定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
首批人员在彭真的率领下很快乘飞机到达沈阳，并立即开展工作。接着．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从各个方向进入了东北。从各地抽调的党政干部也都匆匆进入东北的各大城市。佳木斯地区在10月下旬迎来了第一支八路军的队伍。11月中旬，又迎来了李范五、李延禄率领的党政干部40余人。在我和苏军司令部沟通之后，默许了他们在不大事张扬的情况下开始建军、建党和建政的工作。到1945年底，由中共中央派赴东北的10万大军和2万名党政干部都已到达各自的工作和战斗地区。
1945年12月下旬．周保中从长春向各地的原抗日联军干部发出通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东北各省、市、县的党组织都已建立起来。因此，原东北抗日联军所建立起来的党的工作系统已没有保留的必要。所有原抗日联军的干部必须在各省、市、县党委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从此，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