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我从老师手里接过奖状。微红着脸回到座位，同伴们无不羡慕地说：“你读书那么行，长大了肯定能当老师的。”我听了很高兴，但并没有想过长大后到底能干什么。上了初中，学习环境突然改变，学习任务一下子加重了许多，我有些吃不消。幸得表哥帮忙，几经周折到初三时成绩终于拔了尖。那时中专类学校很热门，但报考中专学校几乎是补习生的专利。其次是师范。然后才是高中。父亲说读高中如果考上了大学，家里恐怕供不起，再说我对上高中多少有些畏惧。所以中考填志愿时我几乎是别无选择地报了师范。中考之后怀着忐忑不安和焦虑的心情等了一个多月，等录取通知书到手时已经没有多少兴奋可言了。
　　父亲送我步行四十里到了凤冈师范学校，抱着铺盖交了钱报了名我就正式成为师范的学生了。师范那三年是怎么度过来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印象最深的就是听别人说当小学教师工资只有180块。好容易熬到了毕业，自由自在地玩了一个月，分配时间到了。一起毕业的几个同学都拿着介绍信高高兴兴地进了片区完小，只有我揣着介绍信极不情愿地进了教学点。那个教学点是我上小学的地方，可与那时相比已经恍若隔世：七十年代留下的砖木结构楼房已经摇摇欲坠，一至四年级四个班，稀稀拉拉的七十几个学生。可以说，我是怀着灰暗的心情走上工作岗位的。山里的孩子缺乏见识，虽说我是本村人，可有个师范生的头衔挂着，他们就觉得稀奇，仿佛欣赏个怪物似的，无论我走到哪儿，都有一大群学生跟着我，弄得我浑身不自在。在这里，与几个教师一起，我学会了抽烟、喝酒、打麻将。有一次在一个老师家喝醉了酒，回家时天已麻黑。那两里多路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醒来时很感幸运是躺在床上而不是在路边的臭水沟里。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教了一年。
　　然而，由于我在《凤冈教育》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当时的教办主任很是赏识。第二年就把我提为场坪完小的教导主任，这令我有些手足无措。也许是我天生就是个书呆子，所以干管理工作有些力不从心。好在教学方面还算顺利，我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科教学。那一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个头与我相差不多。在他们面前，我没有完全把自己当老师，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气势，学生与我很亲近。我把讲台当成了展示自己才艺的舞台，学生对我很敬佩，师生关系相处非常融洽，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师德感染的力量。那个班的班长叫黄治强，现在在遵义一家酒店上班，前不久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不是你最出色的学生。而您却是我最尊敬的教师。人生旅途中，您丰富了我的心灵。开发了我的智力，为我点燃了智慧的火炬……”。也许这条短信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创作，但反映了他真实的心声，我不能不说心里有些感动。另有两名学生在遵义师院分部读师范，是未来的人民教师，不知他们还记不记得我教给他们的那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之后我又连续接任了三个六年级的语文课程，每年都考出了不错的成绩。我很奇怪的是：有几个学生五年级时都很调皮，有的甚至很嚣张，可一到了我教的班级，他们就莫名其妙地变乖了，我也说不清楚是由于我的原因还是他们的自然转变。
　　虽说我已离开场坪好几年了，现在我从场坪经过时，那些学生和家长见了都要热情地打招呼。妻子夸张地说：“你在场坪可是万人敬仰啊!”我只是笑笑，心里暖烘烘的，对场坪的时光多少有些怀念。
　　到了双山，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有些学生居然对老师直呼其名。开学的第三天，我与同事经过操场去办公室，一个高年级的学生碰见了打招呼说“**老师”，同事没有答应，从表情上看他有点恼火。办公室门口围着几个学生在看临时课表，边看边议论，说的都是老师的名字，而这些教师就坐在办公室里。也许是在场坪教六年级教出了些名气，学校领导又安排我接任六(1)班语文兼班主任，这班学生女生占多数，开学工作很顺利，劳动卫生方面根本无需我费心。班上有个叫杨晓敏的，父亲得了精神病，常常在双山街上和学校周围大喊大叫。星期一升国旗时，他在学校的铁门外应和着大声唱国歌，同学们都在那儿笑，其中也有我们班的学生。杨晓敏很尴尬，简直无地自容。我看不下去了。升旗结束后回到教室我狠狠地训了同学们一顿。第二天班会课上，我对同学们说：“我们班有一名同学的境况很特殊，希望同学们不要歧视她，要理解她，多多帮助她。相信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同学们都会意地点点头，杨晓敏的眼里噙满了泪水，看得出来她很感动。然而好景不长，两星期之后学校安排重新分班，杨晓敏被分到了六(2)班，其他大部分同学都被分了出去。在交换学生时，杨晓敏死活不肯走。六(2)班班主任来叫她，她眼睛只盯着我，我猜得出来她为什么非要留在六(1)班，难道我那几句话产生了这么大的效用?我去劝她，她执拗着沉默不语。就这样僵持了几天，我对六(2)班的班主任说，算了，就让她留在六(1)班吧，多一个学生无所谓。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其实，一开始好多学生都反对重新分班。原先和谐的师生关系被打破，一切得从头开始。大部分学生对新的班主任和班集体有一种排斥心理，这种心理我也曾在读初二那年学校重新分班时体验过。新的六(1)班男生占多数，且调皮捣蛋的多。在班会课上我公开宣布：我喜欢原先六(1)班的学生，他们很听话。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却在不经意问伤害了同学们的心，为后来的班级工作埋下了祸根。几个调皮的学生屡教不改，那段时间我在感情上连遭失意，常常有意无意拿学生当出气筒，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师生关系越来越紧张。多数学生要求调换座位。我花了一节课的时间来调整位置，仍有几个学生在那儿愤愤不平。坐在最后一排的两个女生不同意我给调换的座位，我下了几次“最后通牒”，她们都无动于衷，我气急败坏地跑过去猛拉课桌，想吓唬吓唬她们，没想到有一条桌腿是坏的，课桌轰然倒下，砸在其中一个女生的脚背上，她痛得“妈呀”一声，然后哭了起来，全班同学都被我的举动吓呆了，大气不敢出。我不知道那女生的脚到底怎么样了，一时不知该如何收场，忙问她脚痛不痛，要不要上药，她说不要你管，然后一瘸一拐走出了教室，另外一个女生也跟着小跑出去了，我忙摸出10元钱叫班长带那个女生去上药。一会儿班长跑回来说她的脚背肿起很高，但她不去上药也不要钱。不一会儿那两个女生回来了，从板凳上提起书包又走出了教室，看样子是要回家。下课后我看见她们在操场边的花坛上坐着，怀里抱着书包。数学科任教师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好容易才把那两个女生劝住不让回家的。如果她们回了家，事情就不知会闹成什么样了。我倒吸了一口气，第二天我在班上作了自我检讨，并向两个女生道了歉。也许是我态度还不够诚恳，同学们的反应都冷冰冰的。后来在一次作文中有一个学生写到：那天同学们都被吓坏了，他不知道老师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希望老师以后不要这样了。我知道我的教育背离了学生，学生也背离了我。
　　学期快结束时一个女生写给我一张纸条，告诉我说有几个男生要在发成绩单的那天打我，让我当心点。我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想想这肯定是那几个调皮的男生，因为被我惩罚得过了火，怀恨在心，决定要在放学那天实施报复后一走了之。我本想在班上将此事说出来，然后查一查谁是主谋，谁是同谋，后来又觉得不妥，还是静观其变，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可到放学那天一切风平浪静。学生没有对我实施报复，却让我受到了更厉害的惩罚。那年毕业考试，我那班的语文成绩一塌糊涂。考试成绩下来那天，我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领导和同事已对我另眼相看，我知道。我遭遇到了从教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而今，我已慢慢地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心境归复了宁静。自己有了孩子，才觉得，孩子的心灵是纯真的，同时又是脆弱的。回首自己这几年的从教经历，归结起来，反躬自省，觉得我不能算一个好老师，虽说我成功过，但也伤害过那么多幼小的心灵。孩子的心灵是画布，画上什么便是什么。如果画错了或者不小心弄脏了，想涂改也难。多数学生喜欢“凶”一点的老师，其实，教师“凶”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因为你没有办法和技巧让学生乐于学习和遵守纪律，就不得不用“凶”来压制。如果你的“凶”用得不当，过分强调自己的师道尊严，就会重蹈我的覆辙。道德高尚的教师毕竟是少数，像霍懋征、盘振玉这样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对于一个普通教师来说。多给学生一点爱，便是你成功的开始。
　　今年，我接任了一年级一班的语文课。一次上完课，一个学生问我，今天还有没有语文课，我回答说，没有了。她失望地“哦”了一声，调皮地翻着白眼。我问为什么，她说他们越来越喜欢语文教师了，因为语文老师很好玩，其他几个学生也跟着这样说。我不知道孩子们心目中“好玩”是怎么定义的，但至少证明，我这个老师已经被他们接受了。
　　
　　(作者单位：贵州省凤冈县永和镇双山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