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名人余秋雨在“2005上海书展”上发表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演讲。余秋雨先在开场白中提出“艺术比我们想象的都要重要”这一观点。后举例说了欧洲战后首先重建的就是音乐厅。但在中国，艺术似乎并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他在访美期间，许多美国人都好奇地问他，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教育事业也搞得轰轰烈烈，出版业也风风火火，为何文学艺术总体上还是那么滞后呢？余秋雨认为，那是因为在中国还没有充分的保护机制来安顿那些寂寞而脆弱的艺术家。单个的艺术家是所有艺术创造的杠杆。这些人很脆弱，太容易消失。  “一百个博士都抵不过一个寂寞的艺术家。”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艺术创造环境，正视艺术的重要性。
　　“一百个博士都抵不过一个寂寞的艺术家”，通过网络流传后，现已成为余秋雨的一句惊动学术界的名言。
　　假如我们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去类比，可能仅是无知的愚民。因为一百个博士可能会再培养出一千个、一万个学子成才，其在文化传统上的继承与发扬，文化教育上潜移默化的渗透功能，其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无法估量，是“一个寂寞的艺术家”无法类比的。假如一百个博士还可能再培养出一群后一辈的艺术家，这个艺术家群体中还有可能出现更出类拔萃的“寂寞的艺术家”。依以上思路推测，“一个寂寞的艺术家抵不过一百个博士”。
　　但是，余秋雨先生的观点我们其实应该这样理解：在论文造假、学术腐败，教授们勾心斗角，争名夺利，学子们因毕业后的就业压力大而不思上进，只想早早混出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当代校园求知文化背景下，众多教授们也缺失了为人师表、传道授业的事业心。他们在学术上平平庸庸，没有或者少有建树。那么，这类平庸的教授群体培养出来的平庸的一百个博士，可能抵不过一个寂寞的艺术家，可能抵不过一个艺术作品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艺术创造人才。此外，我们还更应该这样理解：因职业惰性，教授们传道授业，绝大多数人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思维，而因艺术特性，艺术家们创造艺术作品却具有强烈喷发的原创力。如仅从文化、艺术创造力方面和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恒久的历史文化艺术感染力方面上来讲，的确“一百个博士都抵不过一个寂寞的艺术家。”
　　筆者借余秋雨先生的这句名言，是想谈古玩收藏问题，谈古玩收藏研究的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
　　我的观点是：一百个平庸的文博专家，抵不过一个藏品丰富的杰出的收藏家。
　　记得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这句话实际上说的就是人才培养中培育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科学家在发明创造的活动中，可发现宏观世界、微观世界的伟大。也许头脑僵硬不懂得形象思维的人真的会反问：给你一个支点，你怎样来撬动地球呢？可能我们只会无奈地苦笑。也许有人会责问：一个藏品丰富的杰出收藏家，真的能抵得上一百个平庸的文博专家？假如真的有人这样傻傻地问我，我肯定会微笑地对他说：早已离开故宮的当代孤独的古典家具文人收藏家王世襄，其一个人抵得过一百个平庸的博物馆古典家具专家。我还会说，买一张飞机票去北京，再去问问文人收藏家马未都先生，能说会道的他可能会直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或者你在参观过马未都先生创办的“观复博物馆”之后，你自己就会有感悟，心里就会找到答案了。
　　一个曾经是孤独的文人学者型收藏家王世襄，一个曾经是寂寞的草根型收藏家马未都，前者出版过《明清家具珍赏》等收藏名著，后者能为世人留下如此壮观的一座民间收藏博物馆。那么，一百个平庸的文博专家能与之相比吗？
　　马未都先生的年龄和文化背景与笔者相仿，其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收藏，被称之为“草根收藏家”，比我1973年进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上海文物商店当时属于该公司）创办的工艺美校，听由上海文物商店老专家为我们专业授课，讲古陶瓷、古书画鉴定课程晚了十年，整整比我晚了十年才入古玩这一行。所以，我本人特别了解马未都先生当年求知古玩的艰辛。但马未都先生与我一样，都遇上了百废待兴的收藏好时代。当年三百元“捡漏”一件清乾隆官窑器或一件明黄花梨书柜，如今在苏富比、佳士得拍卖会上，可能要实际出价（包括佣金）三百万元才能拍下。三十年来，精品、绝品古玩平均上涨了约一万倍，这就是一个时代留给马未都与我们这一辈民间收藏家的历史机遇。
　　无论是余秋雨先生所说的“一百个博士都抵不过一个寂寞的艺术家”，还是笔者所说的“一百个平庸的文博专家，抵不过一个藏品丰富的杰出的收藏家”，我们都是借题发挥而已。我们都想表达：继承传统固然重要，但继承传统后的创新发展更重要;传道授业固然重要，但传道授业过程中发现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更重要;职业的文博收藏研究固然重要，但在职业的文博收藏研究过程中不断发现、收藏、研究从未在博物馆出现过的国宝级的藏品更重要。
　　仅从“个人收藏”这一点来讲，民间收藏家比博物馆专家更具有得天独厚的收藏文化优势。因为中国文博界至今仍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文博界专业工作者，不能收藏与本专业相关的文物古玩。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文博体系的机制存在，专业的文博专家只能相对被动地研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画地为牢般框住或囚禁了文博专家们的考古研究的创新思维，使得他们对民间古玩（文物考古）市场上出现的古玩文物缺乏独特的收藏考古敏感性。更令人叹息的是：部分学识浅薄又自命清高的文博专家，内心轻视民间收藏家，看不起民间古玩市场上的古玩文物藏品，认为都是假货、赝品、低档货、垃圾货。而事实上呢？专业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是在田野文物发掘现场从事考古研究的，专业的博物馆专家是在博物馆里从事考古研究的，而民间收藏家们是在古玩城、古玩商店、古玩地摊市场上从事收藏考古研究的。田野考古学家考古的件件都是真品，博物馆专家考证的大部分也是真品，而民间收藏界里的“民间考古学家”可能是在一千件、一万件、十万件、百万件假货、赝品、仿品、普通品中发现出一件连博物馆专家也没见过的国宝级的古玩文物珍品、稀品，其收藏发现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精力、财力，远远大于专业考古研究者及博物馆专家。也就是说，民间收藏家辨别赝品的眼力，整体上远远高于博物馆专家。部分博物馆专家如逛纷杂的民间古玩市场，可能多是两眼一抹黑，这就是例证。 　　正是因为有了文博界不成文的潜规则，限制了文博专家的收藏兴趣及研究敏感度;正是因为有了文博界瞧不起民间收藏家的错误观念在作祟，框住了文博专家拓宽文物研究新领域的思维。他们局限在博物馆藏品的范围里考证研究，造就了一批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到博物馆从事文博研究工作的新一代平庸的中壮年文博专家。
　　而老一辈的文博专家却不一样，如一代明清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他本身就是从北京琉璃厂古玩店做学徒出身，新中国成立后随其师傅孙瀛洲进入故宮博物院从事专业古陶瓷研究工作，其本身的经历与当代民间古陶瓷收藏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精力可行时，民间古陶瓷收藏界找其鉴定古陶瓷者众多。如一代文博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生前是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还曾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等都被称之为中国权威鉴定大家。史树青1950年与王世襄参加爱国大游行时，两人花了5元钱从卖凉粉的老妇人手中买下一件明代官窑器。后来他从一名古玩出卖人手中买下一件“成吉思汗腰牌”，现藏国家博物馆，并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退休后，他仍常逛民间古玩市场。当然，文物泰斗到了晚年，“走眼”之案例比例升高，这是人的生理等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自然规律无法违抗。但文物泰斗晚年仍常逛古玩市场，这对众多平庸了大半辈子躲在博物馆里做考古研究学问的中壮年文博专家而言是一种启迪，也是一种考古研究的身教言传。如想拓展文物考古新领域，找到文物考古研究的新思路，做出文物考古新学问，应该多到民间古玩市场第一线多走走、多看看。因为“实践出真知”永远是真理，笔者想忠告那些不愿意走出象牙塔的文博专家，多去民间收藏界寻访更能呼吸到考古研究的新空气，拓展考古研究的新领域，激发考古研究的新思维。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约四十年里，中国社会快步进入基本建设的发展期，兴修公路、兴修铁路、新建新城镇、新建工业新园区，地下新发现、新发掘的文物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上发掘的总量。比如红山文化玉器的出现、马家窑文化大批量陶器的出土，汝窑、钧窑遗址的发掘，元青花窖藏藏品的問世，三星堆文化的横空出世等，都震惊了专业的文物考古界和业余的民间收藏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考古发掘收藏研究的浪潮。国有博物馆仅是一块小小的学术研究天地，而民间鱼龙混杂的古玩市场则是年轻的文博学子锻炼成长的大课堂。
　　笔者提出“一百个平庸的文博专家，抵不过一个藏品丰富的杰出的收藏家”这一观点，并非有意给专业的文博专家脸上抹黑，为业余的民间收藏家脸上贴金。笔者的本意是：无论是专业的田野文物考古学者们，专业的博物馆文博专家们，还是民间收藏界中热衷于在古玩城、古玩商店、古玩地摊市场上淘宝，从事古玩文物考古研究的业余收藏家们，都可以取长补短，互相交流，为中国传统的古玩文物考古收藏文化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因为在当代中国，还没有充分的文博保护机制来安顿那些孤独而寂寞的收藏家及藏品。单个的收藏家是历代古玩书画艺术品收藏大业的铺路石，这些收藏家很脆弱，太容易自生自灭。大胆夸张地说“一百个平庸的文博专家，抵不过一个藏品丰富的杰出的收藏家”，是想告诉官方文博界的权威者，应该给民间收藏家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收藏、研究、展览环境，进一步感知民间收藏在我们这个国富民强、盛世兴收藏的时代的重要性。
　　从专业博物馆走向民间收藏界，是一种收藏文化研究的大胸怀。从民间收藏界走向民间博物馆，是一种收藏文化研究的高境界。既“藏宝于国”又“藏宝于民”，  “国宝”最终为国家倾力所藏，  “民宝”永远在民间得到呵护珍藏。这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国民的文化素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记。唯有专业田野考古学者、专业文博专家与民间收藏家共同挥毫，才能真正书写中国当代文物考古研究、古玩收藏文化辉煌的新篇章。
　　（本文选自梁志伟著《古玩密码》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