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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议综述，义和团，近代民众启蒙，天津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6—0069—02
2010年11月20日，由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津市历史学学会、天津市档案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义和团与近代民众启蒙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市档案馆召开，市社联党组书记李家祥教授、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委主任万新平教授、市档案局副局(馆)长方昀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市档案馆、市社会科学院、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等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义和团与天津”、“义和团与近代民众启蒙”等论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义和团与天津
天津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地区，与会学者对义和团在天津的活动进行了考证。天津红桥区档案局李庆祥在《义和团在天津遗址考证》一文中指出现设在天津市红桥区的吕祖堂，曾是当年义和团在天津运动的总坛口，著名的紫竹林、老龙头战斗以及整个天津保卫战的战斗计划都是在此拟定的；天津河北区档案局贾宝利《义和团运动在河北区活动考》考证河北区界内的娘娘庙、大佛寺、白庙等地也都是义和团的坛口，义和团在这一带英勇的抵抗外国侵略军的侵略，梳理出较为完整的义和团在津遗址。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云兰的《20世纪初都统衙门对天津的城市管理探析》认为，对外国的侵略不能一概而论，联军成立的都统衙门对天津城市行政、司法、治安、卫生与经济生活各方面都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使千疮百孔的城市很快获得了新生。对于天津来说，尽管该时期尚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是国家、民族的耻辱，但是，殖民者带有西方文明色彩的城市管理为以后城市管理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城市遗产。天津市档案馆张石的《“文化”视角下的天津义和团运动》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得以迅速发展的潜在动因。天津的地域文化基础较好，作为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很自然地成为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重点城市和前哨阵地，天津的西南郊和西北郊地处于运河、大清、子牙等河流两岸和京津铁路沿线，来往行旅很多，能及时地传来直隶和山东义和团的斗争信息，这使得从四面八方来到天津的义和团团民，不同于偏远乡村那样闭塞，很多人见多识广，这是天津和其他地区相比有利于义和团发展的一大长处。另外，天津地区的多元文化、武术文化以及独特的民间文化心理和局部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也是义和团运动在到达天津后得以迅速发展的“文化土壤”。虽然主要因素在于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加剧，但近代天津的发展变化，潜在的文化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义和团与近代民众启蒙
义和团与中国近代的民众启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很多学者都就此阐发观点。会议取得了两方面的认识：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的《义和团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转型——立足于近代民众抗争运动的比较分析》一文，论证了义和团运动是从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转折的历史界标。从早期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到后来持续不绝的“反洋教”，直到义和团运动，都是在传统民族意识主导下的民族运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互承接和步步递进，既反映着民族矛盾及其力量构成的历史变化，也揭示着民族意识内在发展演进的基本路向。义和团“灭洋”的口号及其实践，将传统文化框架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向了顶点；从而无论在抗争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使得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必须突破传统文化理念的制约，才能获得新的活力，并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动员民众的时代旗帜。义和团以其愚昧的壮烈和失败的惨烈，成为近代中国民众的民族抗争运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转折，以“主权”为核心，以“争利权”为基本诉求的一系列民族抗争，构成1901年以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表征。以“革命话语”为主导的“新的民族觉醒”的历史转折也始于义和团运动。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转折进程中，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必然的历史中介，是连接传统民族抗争运动和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必然环节。对“现代化史观”把义和团运动排斥在其外的立场是不能接受的。
天津市档案馆高鹏在《浅析“北拳南革”的历史成因——立足于华北地区的特殊性》中分析指出，从客观上讲义和团运动在组织、纪律、领导者的眼界以及行动纲领的可行性等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无法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义和团民在思想中充满迷信，组织上极其松散，行动中充盈着愤怒、暴力和过激的色彩，义和团运动的结局是慷慨、悲壮又令人扼腕的，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值得肯定的是，它的失败没有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从此消沉下去，它的运动在不停地转换着形式，义和团运动启发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意识，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
三、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新视角
在本次会议中，与会学者采用了许多新的视角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研究。从文本类型比较研究的视角来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李尹蒂的《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传递着这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文本，展露出“拳匪”与“英雄”两个如天渊之隔的社会记忆。究其原因，我们不难体悟出不同历史记忆主体利益诉求的不同。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受限于特定时代需求和历史文化背景，也定义了这个背景。义和团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经由书写而形成文本，文本与语境的结合则构成了历史的重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和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人为构建物，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因此，义和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重构中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近代化的视角来看，天津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刘翔《中国近代化视角下的“盲目排外”——兼论义和团运动根源》论证了义和团运动绝不是盲目排外，只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特定的斗争方式，尽管其表现出了一定的不成熟性，但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状况造成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义和团运动的根源是由于清政府拒斥近代化所造成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邵璐璐则从清末知识界的文明话语视角着眼，义和团运动是颇具影响力的事件，以此为契机，知识群体对现代文明价值的全面认同，文明话语的普及与流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思想与精神变动的重要象征。
[作者简介]孙俊，男，1980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制度史。
[责任编辑：侯林莉]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6—0069—02
2010年11月20日，由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津市历史学学会、天津市档案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义和团与近代民众启蒙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市档案馆召开，市社联党组书记李家祥教授、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委主任万新平教授、市档案局副局(馆)长方昀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市档案馆、市社会科学院、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等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义和团与天津”、“义和团与近代民众启蒙”等论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义和团与天津
天津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地区，与会学者对义和团在天津的活动进行了考证。天津红桥区档案局李庆祥在《义和团在天津遗址考证》一文中指出现设在天津市红桥区的吕祖堂，曾是当年义和团在天津运动的总坛口，著名的紫竹林、老龙头战斗以及整个天津保卫战的战斗计划都是在此拟定的；天津河北区档案局贾宝利《义和团运动在河北区活动考》考证河北区界内的娘娘庙、大佛寺、白庙等地也都是义和团的坛口，义和团在这一带英勇的抵抗外国侵略军的侵略，梳理出较为完整的义和团在津遗址。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云兰的《20世纪初都统衙门对天津的城市管理探析》认为，对外国的侵略不能一概而论，联军成立的都统衙门对天津城市行政、司法、治安、卫生与经济生活各方面都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使千疮百孔的城市很快获得了新生。对于天津来说，尽管该时期尚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是国家、民族的耻辱，但是，殖民者带有西方文明色彩的城市管理为以后城市管理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城市遗产。天津市档案馆张石的《“文化”视角下的天津义和团运动》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得以迅速发展的潜在动因。天津的地域文化基础较好，作为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很自然地成为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重点城市和前哨阵地，天津的西南郊和西北郊地处于运河、大清、子牙等河流两岸和京津铁路沿线，来往行旅很多，能及时地传来直隶和山东义和团的斗争信息，这使得从四面八方来到天津的义和团团民，不同于偏远乡村那样闭塞，很多人见多识广，这是天津和其他地区相比有利于义和团发展的一大长处。另外，天津地区的多元文化、武术文化以及独特的民间文化心理和局部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也是义和团运动在到达天津后得以迅速发展的“文化土壤”。虽然主要因素在于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加剧，但近代天津的发展变化，潜在的文化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义和团与近代民众启蒙
义和团与中国近代的民众启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很多学者都就此阐发观点。会议取得了两方面的认识：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的《义和团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转型——立足于近代民众抗争运动的比较分析》一文，论证了义和团运动是从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转折的历史界标。从早期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到后来持续不绝的“反洋教”，直到义和团运动，都是在传统民族意识主导下的民族运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互承接和步步递进，既反映着民族矛盾及其力量构成的历史变化，也揭示着民族意识内在发展演进的基本路向。义和团“灭洋”的口号及其实践，将传统文化框架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向了顶点；从而无论在抗争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使得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必须突破传统文化理念的制约，才能获得新的活力，并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动员民众的时代旗帜。义和团以其愚昧的壮烈和失败的惨烈，成为近代中国民众的民族抗争运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转折，以“主权”为核心，以“争利权”为基本诉求的一系列民族抗争，构成1901年以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表征。以“革命话语”为主导的“新的民族觉醒”的历史转折也始于义和团运动。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转折进程中，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必然的历史中介，是连接传统民族抗争运动和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必然环节。对“现代化史观”把义和团运动排斥在其外的立场是不能接受的。
天津市档案馆高鹏在《浅析“北拳南革”的历史成因——立足于华北地区的特殊性》中分析指出，从客观上讲义和团运动在组织、纪律、领导者的眼界以及行动纲领的可行性等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之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无法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义和团民在思想中充满迷信，组织上极其松散，行动中充盈着愤怒、暴力和过激的色彩，义和团运动的结局是慷慨、悲壮又令人扼腕的，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值得肯定的是，它的失败没有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从此消沉下去，它的运动在不停地转换着形式，义和团运动启发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意识，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
三、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新视角
在本次会议中，与会学者采用了许多新的视角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研究。从文本类型比较研究的视角来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李尹蒂的《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传递着这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文本，展露出“拳匪”与“英雄”两个如天渊之隔的社会记忆。究其原因，我们不难体悟出不同历史记忆主体利益诉求的不同。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受限于特定时代需求和历史文化背景，也定义了这个背景。义和团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经由书写而形成文本，文本与语境的结合则构成了历史的重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和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人为构建物，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因此，义和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重构中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近代化的视角来看，天津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刘翔《中国近代化视角下的“盲目排外”——兼论义和团运动根源》论证了义和团运动绝不是盲目排外，只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特定的斗争方式，尽管其表现出了一定的不成熟性，但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状况造成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义和团运动的根源是由于清政府拒斥近代化所造成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邵璐璐则从清末知识界的文明话语视角着眼，义和团运动是颇具影响力的事件，以此为契机，知识群体对现代文明价值的全面认同，文明话语的普及与流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思想与精神变动的重要象征。
[作者简介]孙俊，男，1980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制度史。
[责任编辑：侯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