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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往往成为引爆大规模政策辩论的导火索。每到这个时候，美国政坛便热闹非凡，凡是选民关心的事务，从对外关系、战争与和平等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到物价高低、银行利率升降、税率升降、企业盈亏兴衰等有关民生的大小议题，无不引起激烈的争论。美国的政策辩论并不局限于大选。凡是遇到重大问题，或者美国朝野认为涉及国家或社会重大利益的重要问题，往往都会展开政策辩论。综观美国政策辩论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某些共性：
一是美国政策辩论的主体虽然主要是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研究机构等民间组织，但是政策辩论的结论或者倾向性意见对于政府决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在大选期间，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往往主动调整自己的政纲政策，以迎合舆论的变化。
二是美国的政策辩论往往根据涉及议题的重要程度，保持相应的持续和关注程度。冷战时期对于前苏联的政策、上世纪40年代末以后的对华政策，均被关注了几十年，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政策辩论。
三是政策辩论的参与者中尽管经常可以看到各个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身影，甚至可以发现利益集团设法控制的迹象。但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无法长期垄断政策辩论的话语权，无法长期引导政策辩论的方向。美国的政策辩论更多的是围绕国家利益、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中产阶级的好恶这几个主轴运转。
四是美国的政策辩论往往侧重于事后的检讨与补救。越南战争和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准备和爆发阶段似乎都没有引起重大的分歧，待到遭遇严重困难之后，才引起激烈的争论和强烈的批评。这一方面反映美国自我反省和自我调整的机制非常健全和强有力——这也是美国历经挫折仍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暴露出美国的政策辩论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
五是政策辩论的影响日益广泛。出于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的担忧，国际社会往往以十分复杂的心态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许多国家不仅努力做出及时的反应，甚至设法影响辩论的进程。
我國对于美国的政策辩论的态度，经历了微妙的变化。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政府往往把美国的政策辩论视为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分赃不均引发的争吵，形容为“狗咬狗，两嘴毛”。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两国交往的日益密切，我们往往将其视之为“选举秀”和“口水仗”。近年来，我们对美国的政策辩论开始有所重视，但是往往停留在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注，而且仍然坚持“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不会发生变化，美国政策可能会发生暂时的某些变化，但最终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对美国的政策辩论基本上持“淡漠的远距离注意”的态度，很少有人予以深入地研究。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习惯贴上的标签，抛开美国文化特有的政治喧嚣，不难发现，美国这样大规模的周期性的政策辩论其实有着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可以给我们许多值得借鉴的有益启示。
第一，政策辩论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现实生活中，民主的含义及其包括的内容，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定义。民主的内涵尽管非常丰富，从政治权力运行的角度，仍然可以简单概括为：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使之得到充分体现的政治制度。
政府或者某个政党的良好意愿或者真诚的声明并不能直接实现人民意愿的代表和利益的维护。人民利益的维护只能通过具体政策的实施来实现，以具体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因此，在社会治理和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中，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具体执政政策的设计、选择和实施，执政政策的实际运行效果，对于人民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人民不能简单地将政策的设计、制定和运行控制权完全委托给政府机构或政党组织。这是基于以下三个前提：其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能够完全代表全体人民的“全民党”。因此，任何政党都只能是一定阶级或者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局限性。其二，随着现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各个阶层、社会群体利益构成的复杂化，单一的政策设计往往难以适应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动态的利益变化。因此，在政策设计和制定的过程中，必须在利益关系人之间进行充分的协商。这个过程，客观上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而政策辩论，本质上就是社会利益博弈和在更高的协调更广泛人民利益的层次上进一步整合的过程。其三，社会利益的博弈，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下公开进行。社会政策的制定涉及方方面面的重大利益，但传统的博弈方法明显存在重大瑕疵。过去一种做法是不顾群众的感受，强行推行领导者个人的政策主张。“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就是如此。这种做法尽管当时可以雷厉风行得到贯彻，但是社会和人民会说当时还是事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巨大的。另一种做法是内部协调，甚至在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之间秘密协商，暗箱操作，将负担转嫁给群众，内部瓜分利益。目前被揭露的某些腐败官员已经具备明显的类似特征。这实际上是非法博弈，是腐败的一种形式。其结果是导致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和政府危机，引发重大社会冲突。
相比较而言，进行公开的政策辩论，是在人民和社会的监督下公开进行利益博弈。辩论的公开性，将迫使政策的设计者必须顾及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迫使所有的社会政策必须接受全体公民的审视和高度专业的批评。这就能够从源头上减少甚至阻止危害大多数人的政策进入决策选择的范围，从而从根本上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权利。
第二，政策辩论有利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国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实践层面进行了许多尝试，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党内民主的改革探索等等，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就实践层面而言，民主政治的建设除了需要关注正确的路径之外，还应该注意系统的整体综合推进。在民主的各项基本制度之间，还存在某些重要的节点，通过这些节点把各个核心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民主政治的整体运行机制。政策的公开辩论就是这样的节点。一方面它是人民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体现。如果不能公开就政府的重大决策进行公开辩论，就谈不上人民的表达自由；另一方面它又是民主选举的前提。人民选举代表，并不是因为某人是自己人，而是被选举人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贯彻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能，也只应该通过具体的政策来体现。没有政策辩论的重要环节，表达自由将沦为肤浅的互相吹捧和自吹自擂以及同样肤浅的情绪化的攻击谩骂，选举也可能变成集团分赃和阶级、阶层对立冲突的舞台。建设理性的科学的充分的政策辩论机制，并且逐步将政策辩论与民主决策机制结合起来，推动国家尽快形成能够整合各社会阶层利益的政策制定和科学决策的机制，国家才可能摆脱“精英”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对立，逐步化解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部分群众与暴富群体之间的尖锐矛盾，推动国家走上健康、平稳的复兴之路。同时也能够使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超越精英政治和民粹主义的阶段，建成理性的、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和支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我国基层民主选举的实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地区的黑社会、邪教和宗法组织乘机窃取基层政权；少数地区贿选风行，某些群众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选票。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选举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的原因外，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没有民主传统，群众缺乏民主训练造成的。部分群众误认为民主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的直接具体利益，对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权力的运用和监督反而不甚关心。这种倾向长期发展下去是非常有害而且危险的。它可能加剧已有的贫富对立，鼓动民粹主义情绪，加快社会精英同底层群众、不同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的分裂和对抗，导致国家陷入“拉美陷阱”之中。
加强社会的民主训练，其中重要的方法就是开展公开的政策辩论，引导群众在维护个人利益、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学会尊重他人的利益，维护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具体利益和抽象利益的关系。如果在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推行公开的政策辩论制度，一是有利于规范和引导候选人的竞选行为，提高基层民主选举竞选活动的道德层次。引导候选人从热衷于对选民作出具体的利益承诺，转变为展示运用权力和政策杠杆，公平合理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的政策设计和执行能力。二是有利于控制基层选举中财富和权力结合的倾向。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动员“致富能人”参加基层选举、出任基层政权负责人。这种做法表面上似乎开辟了加快基层经济发展的捷径，客观上为财富控制权力打开了后门，违反了公共权力以公平公正为核心价值的民主原则。三是有利于确定以公平公正和综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能力而不是财富拥有量或者赚钱能力作为竞争基层权力的标准，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基层单位领导人的政治素质和能力水平。因此，有没有公开的政策辩论的环节，可能影响我国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发展的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不能缺少这个环节。
第三，政策辩论是决策科学化的必经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政府决策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社会越来越难以忍受政府的决策错误或决策瑕疵。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影响决策效果的各种内外因素越来越多，政府决策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近年来我国政府决策的情况来看，在某些事关稳定大局和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中，政府决策意图与决策效果之间出现明显差距，甚至背道而驰的现象也时常出现。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从政府决策的过程来看，缺乏充分的决策论证和科学周密严谨的政策设计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建立决策咨询系统，努力听取专家和研究机构的咨询意见，但是这种集中在少数精英分子中间的有限咨询，其局限性非常明显，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性咨询甚至成为某些权力部门掩盖内幕交易、制造虚假论证的方法。
依靠政策辩论提高决策水平，是当前解决政府决策科学化的可行的选择。政策公开辩论的过程，将迫使参与政策辩论的各有关方面，全力论证其主张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尽可能地发现和指责对方观点、资料、论证方法方面的错误和瑕疵，通过不同观点和主张之间的反复辩驳，真理越辩越明，新的政策得以在更高的层次上综合完善，政府决策的水平和能力将得到明显的提高。
第四，通过政策辩论凝聚民族意志并形成社会共识。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快速发展之后，正在进入内外决策风险快速扩大的发展阶段。在面对将要出现的大量危机问题时，迫切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需要国内某些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付出更多的牺牲，需要全民族在重大历史时刻，有勇气付出重大民族牺牲，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争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机遇。
形成共同的民族意志和高度的社会共识对于面临危及民族和国家生存的严重危机的时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事实证明，在重大危机来临时，没有统一的民族意志和民族凝聚力，政府将很难做出可能涉及牺牲部分人民或者牺牲全体人民某些重大利益的重大决策，政府的行动能力和决策范围将受到严重的限制。如果没有事先的讨论和充分的精神准备，仅仅遭遇危机的消息，就可能引发大范围的严重骚乱和普遍的过激反应，甚至可能在局势特别紧张时，爆发公开的社会冲突和严重的舆论和政治分裂。缺乏明确的社会共识的情况，还可能导致潜在的对手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我方无力做出强硬的回应，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实施更加冒险、更加具有攻击性、侵犯性的边缘政策，从而导致局势交替升级，最终走向全面冲突和战争。国际政治中还存在这样的现实可能性，霸权主义国家故意制造严重的国际危机，以诱发、引爆新兴国家的内部矛盾，乘机削弱肢解它们，退而求其次，也可迫使新兴国家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仓促应战，从而陷入战略被动局面。
充分的政策辩论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提醒人民高度关注国家和民族可能面临的严重危机和困难局面，动员人民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好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充分的政策辩论可以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把危机时期可能遭遇的困难和可以采取的对策、可能引发的反应等问题，设想得更加全面、更加具体一些，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充分的政策辩论有利于动员和汇聚全民族的智慧和思维能力，把各种分散的看法和观点集中起来，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辩论过程，形成多元的、多样化的决策选择。充分的政策辩论有利于排除非理性的、极端主义的、偏袒某些利益集团的观点。通过充分的政策辩论凝聚社会共识，比较依靠盲目信赖盲目追随所造就的舆论一律，其形成的民族意志和社会凝聚力更加持久、更加强大，能够真正成为政府决策和行動的可靠的精神和政治基础。
公开的政策辩论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有了这个环节，民主制度就能够比较顺利地走上健康、理性发展的轨道。诚然，公开政策辩论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但民主政治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环节的逐步完善，最终成为成熟的、完备的政治制度，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姜德福
一是美国政策辩论的主体虽然主要是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研究机构等民间组织，但是政策辩论的结论或者倾向性意见对于政府决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在大选期间，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往往主动调整自己的政纲政策，以迎合舆论的变化。
二是美国的政策辩论往往根据涉及议题的重要程度，保持相应的持续和关注程度。冷战时期对于前苏联的政策、上世纪40年代末以后的对华政策，均被关注了几十年，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政策辩论。
三是政策辩论的参与者中尽管经常可以看到各个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身影，甚至可以发现利益集团设法控制的迹象。但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无法长期垄断政策辩论的话语权，无法长期引导政策辩论的方向。美国的政策辩论更多的是围绕国家利益、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中产阶级的好恶这几个主轴运转。
四是美国的政策辩论往往侧重于事后的检讨与补救。越南战争和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准备和爆发阶段似乎都没有引起重大的分歧，待到遭遇严重困难之后，才引起激烈的争论和强烈的批评。这一方面反映美国自我反省和自我调整的机制非常健全和强有力——这也是美国历经挫折仍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暴露出美国的政策辩论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
五是政策辩论的影响日益广泛。出于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的担忧，国际社会往往以十分复杂的心态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许多国家不仅努力做出及时的反应，甚至设法影响辩论的进程。
我國对于美国的政策辩论的态度，经历了微妙的变化。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政府往往把美国的政策辩论视为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分赃不均引发的争吵，形容为“狗咬狗，两嘴毛”。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两国交往的日益密切，我们往往将其视之为“选举秀”和“口水仗”。近年来，我们对美国的政策辩论开始有所重视，但是往往停留在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注，而且仍然坚持“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不会发生变化，美国政策可能会发生暂时的某些变化，但最终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对美国的政策辩论基本上持“淡漠的远距离注意”的态度，很少有人予以深入地研究。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习惯贴上的标签，抛开美国文化特有的政治喧嚣，不难发现，美国这样大规模的周期性的政策辩论其实有着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可以给我们许多值得借鉴的有益启示。
第一，政策辩论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现实生活中，民主的含义及其包括的内容，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定义。民主的内涵尽管非常丰富，从政治权力运行的角度，仍然可以简单概括为：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使之得到充分体现的政治制度。
政府或者某个政党的良好意愿或者真诚的声明并不能直接实现人民意愿的代表和利益的维护。人民利益的维护只能通过具体政策的实施来实现，以具体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因此，在社会治理和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中，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具体执政政策的设计、选择和实施，执政政策的实际运行效果，对于人民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人民不能简单地将政策的设计、制定和运行控制权完全委托给政府机构或政党组织。这是基于以下三个前提：其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能够完全代表全体人民的“全民党”。因此，任何政党都只能是一定阶级或者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局限性。其二，随着现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各个阶层、社会群体利益构成的复杂化，单一的政策设计往往难以适应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动态的利益变化。因此，在政策设计和制定的过程中，必须在利益关系人之间进行充分的协商。这个过程，客观上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而政策辩论，本质上就是社会利益博弈和在更高的协调更广泛人民利益的层次上进一步整合的过程。其三，社会利益的博弈，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下公开进行。社会政策的制定涉及方方面面的重大利益，但传统的博弈方法明显存在重大瑕疵。过去一种做法是不顾群众的感受，强行推行领导者个人的政策主张。“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就是如此。这种做法尽管当时可以雷厉风行得到贯彻，但是社会和人民会说当时还是事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巨大的。另一种做法是内部协调，甚至在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之间秘密协商，暗箱操作，将负担转嫁给群众，内部瓜分利益。目前被揭露的某些腐败官员已经具备明显的类似特征。这实际上是非法博弈，是腐败的一种形式。其结果是导致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和政府危机，引发重大社会冲突。
相比较而言，进行公开的政策辩论，是在人民和社会的监督下公开进行利益博弈。辩论的公开性，将迫使政策的设计者必须顾及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迫使所有的社会政策必须接受全体公民的审视和高度专业的批评。这就能够从源头上减少甚至阻止危害大多数人的政策进入决策选择的范围，从而从根本上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权利。
第二，政策辩论有利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国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实践层面进行了许多尝试，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党内民主的改革探索等等，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就实践层面而言，民主政治的建设除了需要关注正确的路径之外，还应该注意系统的整体综合推进。在民主的各项基本制度之间，还存在某些重要的节点，通过这些节点把各个核心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民主政治的整体运行机制。政策的公开辩论就是这样的节点。一方面它是人民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体现。如果不能公开就政府的重大决策进行公开辩论，就谈不上人民的表达自由；另一方面它又是民主选举的前提。人民选举代表，并不是因为某人是自己人，而是被选举人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贯彻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能，也只应该通过具体的政策来体现。没有政策辩论的重要环节，表达自由将沦为肤浅的互相吹捧和自吹自擂以及同样肤浅的情绪化的攻击谩骂，选举也可能变成集团分赃和阶级、阶层对立冲突的舞台。建设理性的科学的充分的政策辩论机制，并且逐步将政策辩论与民主决策机制结合起来，推动国家尽快形成能够整合各社会阶层利益的政策制定和科学决策的机制，国家才可能摆脱“精英”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对立，逐步化解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部分群众与暴富群体之间的尖锐矛盾，推动国家走上健康、平稳的复兴之路。同时也能够使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超越精英政治和民粹主义的阶段，建成理性的、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和支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我国基层民主选举的实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地区的黑社会、邪教和宗法组织乘机窃取基层政权；少数地区贿选风行，某些群众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选票。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选举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的原因外，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没有民主传统，群众缺乏民主训练造成的。部分群众误认为民主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的直接具体利益，对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权力的运用和监督反而不甚关心。这种倾向长期发展下去是非常有害而且危险的。它可能加剧已有的贫富对立，鼓动民粹主义情绪，加快社会精英同底层群众、不同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的分裂和对抗，导致国家陷入“拉美陷阱”之中。
加强社会的民主训练，其中重要的方法就是开展公开的政策辩论，引导群众在维护个人利益、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学会尊重他人的利益，维护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具体利益和抽象利益的关系。如果在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推行公开的政策辩论制度，一是有利于规范和引导候选人的竞选行为，提高基层民主选举竞选活动的道德层次。引导候选人从热衷于对选民作出具体的利益承诺，转变为展示运用权力和政策杠杆，公平合理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的政策设计和执行能力。二是有利于控制基层选举中财富和权力结合的倾向。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动员“致富能人”参加基层选举、出任基层政权负责人。这种做法表面上似乎开辟了加快基层经济发展的捷径，客观上为财富控制权力打开了后门，违反了公共权力以公平公正为核心价值的民主原则。三是有利于确定以公平公正和综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能力而不是财富拥有量或者赚钱能力作为竞争基层权力的标准，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基层单位领导人的政治素质和能力水平。因此，有没有公开的政策辩论的环节，可能影响我国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发展的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不能缺少这个环节。
第三，政策辩论是决策科学化的必经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政府决策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社会越来越难以忍受政府的决策错误或决策瑕疵。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影响决策效果的各种内外因素越来越多，政府决策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近年来我国政府决策的情况来看，在某些事关稳定大局和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中，政府决策意图与决策效果之间出现明显差距，甚至背道而驰的现象也时常出现。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从政府决策的过程来看，缺乏充分的决策论证和科学周密严谨的政策设计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建立决策咨询系统，努力听取专家和研究机构的咨询意见，但是这种集中在少数精英分子中间的有限咨询，其局限性非常明显，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性咨询甚至成为某些权力部门掩盖内幕交易、制造虚假论证的方法。
依靠政策辩论提高决策水平，是当前解决政府决策科学化的可行的选择。政策公开辩论的过程，将迫使参与政策辩论的各有关方面，全力论证其主张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尽可能地发现和指责对方观点、资料、论证方法方面的错误和瑕疵，通过不同观点和主张之间的反复辩驳，真理越辩越明，新的政策得以在更高的层次上综合完善，政府决策的水平和能力将得到明显的提高。
第四，通过政策辩论凝聚民族意志并形成社会共识。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快速发展之后，正在进入内外决策风险快速扩大的发展阶段。在面对将要出现的大量危机问题时，迫切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需要国内某些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付出更多的牺牲，需要全民族在重大历史时刻，有勇气付出重大民族牺牲，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争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机遇。
形成共同的民族意志和高度的社会共识对于面临危及民族和国家生存的严重危机的时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事实证明，在重大危机来临时，没有统一的民族意志和民族凝聚力，政府将很难做出可能涉及牺牲部分人民或者牺牲全体人民某些重大利益的重大决策，政府的行动能力和决策范围将受到严重的限制。如果没有事先的讨论和充分的精神准备，仅仅遭遇危机的消息，就可能引发大范围的严重骚乱和普遍的过激反应，甚至可能在局势特别紧张时，爆发公开的社会冲突和严重的舆论和政治分裂。缺乏明确的社会共识的情况，还可能导致潜在的对手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我方无力做出强硬的回应，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实施更加冒险、更加具有攻击性、侵犯性的边缘政策，从而导致局势交替升级，最终走向全面冲突和战争。国际政治中还存在这样的现实可能性，霸权主义国家故意制造严重的国际危机，以诱发、引爆新兴国家的内部矛盾，乘机削弱肢解它们，退而求其次，也可迫使新兴国家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仓促应战，从而陷入战略被动局面。
充分的政策辩论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提醒人民高度关注国家和民族可能面临的严重危机和困难局面，动员人民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好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充分的政策辩论可以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把危机时期可能遭遇的困难和可以采取的对策、可能引发的反应等问题，设想得更加全面、更加具体一些，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充分的政策辩论有利于动员和汇聚全民族的智慧和思维能力，把各种分散的看法和观点集中起来，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辩论过程，形成多元的、多样化的决策选择。充分的政策辩论有利于排除非理性的、极端主义的、偏袒某些利益集团的观点。通过充分的政策辩论凝聚社会共识，比较依靠盲目信赖盲目追随所造就的舆论一律，其形成的民族意志和社会凝聚力更加持久、更加强大，能够真正成为政府决策和行動的可靠的精神和政治基础。
公开的政策辩论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有了这个环节，民主制度就能够比较顺利地走上健康、理性发展的轨道。诚然，公开政策辩论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但民主政治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环节的逐步完善，最终成为成熟的、完备的政治制度，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姜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