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前的“九一三”事件中，我担任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的副驾驶，由于未登机而活了下来。陈士印在3685号直升机上，与林立果的死党进行了劫持与反劫持的斗争，最终另一个飞行员被周宇驰枪杀，陈士印侥幸活了下来。对于“九一三”事件本身，许多史书都做了介绍，作为亲历者，我仅对我和陈士印在事件前后的经历做些回忆。
　　我和陈士印都是1959年的中学应届毕业生，应空军招飞，成为空军飞行院校第1 5期飞行学员。我是高中毕业，所以年长他三岁。开始学飞行驾驶的时候，他在15期丁班，我在15期丙班。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我们学习飞行所用的苏制雅克—18初级教练机因缺乏航空器材供应而不得不延长毕业时间，再加上各种原因的淘汰减员，最后丙班与丁班合并在一个机场飞行。本来我们都是歼击机驾驶员的培养对象，但由于学制延长，组织上决定把我们分配到位于北京的空军专机部队，准备驾驶运输飞机。毕业的时候我们有5位同学被评为优秀飞行学员，我们两个都在其中。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作为学员班长，走上主席台，代表15期学员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当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身穿清一色的少尉军官制服，胸怀报国之志。
　　我们到专机部队后，陈士印被分配学习驾驶苏制里—2飞机，我学习驾驶苏制伊尔—14飞机，分别属于两个飞行团。面对新的机种，大家全力以赴，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两年以后，我在伊尔—14飞机上完成三种气象（昼间简单、复杂，夜间简单）的训练后，组织上决定调我到专机师飞机最好的飞行团，改飞当时机身更大、机体更重、速度更快、设备更复杂的苏制伊尔—18飞机。陈士印也顺利地掌握了里—2的驾驶技术，根据专机任务的需要，成为专机师较早的一批直升机驾驶员。后来在部队引进法国生产的“云雀型”直升机的时候，陈士印作为技术骨干，又成为专机部队第一批新型直升机的驾驶员。当时，他不到30岁，已经担任副大队长职务，成为我们这批飞行员中的佼佼者。我也完成了伊尔—18飞机三种气象的训练任务并担任飞行中队长之职。
　　1969年底，专机师准备引进更先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时，我又被任命为当时唯一一个三叉戟飞行中队的中队长。除了飞行技术，我高中毕业，会点儿英文，也成了被任命的重要因素。1970年夏，专机师副师长潘景寅带队，在广州白云机场进行三叉戟理论与技术改装学习。
　　谁也不会想到，1970年底，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一个大阴谋正在酝酿之中，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的魔爪已经悄悄地伸向专机部队。
　　位于沙河机场的直升机团接到了一项任务，就是组织带飞林彪身边的红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学习驾驶直升机，这个工作自然落到了陈士印的肩上。除了组织带飞，他还几次与周宇驰一起驾驶“云雀型”直升机到北戴河等地执行任务。机场后勤保证人员都知道有一个比较神秘的人物在学习飞行，习惯叫他“2号首长”。
　　专机师的大本营西郊机场也不平静。林立果在一片平房中建立黑据点，中层以上的干部中开始流传“路线斗争复杂”的议论，就是林立果、周宇驰们在发难。一次，林立果代表林彪接见专机师团以上干部，刚讲几句话，于新野说首长找林立果有事，于是周宇驰接着讲话。其基本精神就是在专机师制造“吴反林”的假象，说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私下还散布说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是吴法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政治背景下，谁也不敢怀疑那个“紧跟”毛泽东，已经被写进党章接班人的林副统帅有任何问题。后来“九一三”事件证实，三叉戟256专机恰恰就是在有意瞒着空军司令与专机师师长这两个最关键的人物，在林立果的直接授意下飞往北戴河山海关机场的。同样，在山海关机场，机长潘景寅满脑子想的也是“路线斗争复杂”的形势，于是挺身而出，抱着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的决心，在林立果的授意下，单枪匹马驾机升空，直到在空中面对林立果的枪口时，他才知道是自己把自己送到了绝路。
　　“九一三”事件后，每提到3685号直升机，都说成“陈士印伙同周宇驰”如何如何，他也因此被关押审查达10年之久。一般人们会认为，没有被打死，活下来的就是一伙的。而真实的情况是，直升机迫降后，林立果死党于新野向陈士印开枪射击，陈士印没有被打死纯属侥幸。之所以会产生如此重大的误解，主要是因为人们并不了解直升机上劫持与反劫持的全过程。从一个飞行员的角度，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可以证明陈士印的清白：第一，虽然前驾驶舱最后只剩陈士印一个人，但在客舱除于新野外还有李伟信活着，他起码可以把直升机当晚飞行活动的全过程说明白，也能证明于新野枪击陈士印的行为。第二，由于专机部队很重视严把空中防线的思想教育，从未发生过涉及空中越境、叛逃事故，就连空中遇到雷雨需要绕飞时，宁可向国内偏航100公里，也不能向国境线方向偏出1公里，这根弦在所有空勤人员的脑子里都是绷得紧紧的。第三，从直升机正副驾驶员的关系而言，从技术动作、设备使用、两个人的分工等方面看，必须密切协调配合才能完成返航。当晚，面对周宇驰的枪口，两个飞行员，如果一个愿意走，另一个要返航，飞机就不可能调换180度航向飞回北京。空中两个飞行员之间的默契，不用说出来，用一个眼神、手势或者驾驶杆上的一个动作提醒，对方就能理解。虽然是在夜空飞行，但在关键的时刻两个飞行员心照不宣，彼此不说一句话，用一个转弯动作就能达到统一返航行动的目的。
　　除了陈士印，包括我在内的林彪256专机机组未登机的五个人也曾被当作叛徒审查。我被关押了两年，释放后回到家里，三岁多的儿子已经不认识我了，母亲也已故去。可想而知，陈士印漫长的10年又是多么艰难。在我们被审查期间，陈士印是被单独关押的，而我们256机组可以在一起学习。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厕所里碰到了他。四目相对，我们都有说不出的酸楚，却又无法倾诉。
　　几十年后，我曾去过山海关机场，机场的位置、方向都没有变，但原来的房子都不见了，已经被新的候机楼代替，楼上边“秦皇岛机场”几个大字格外醒目。我还特意到停过256三叉戟的停机坪看看，站在那里，眺望机场跑道尽头的天空，那熟悉的三叉戟发动机的声音似乎在耳际回响……陈士印也说，虽然机场的房子变了，但是“九一三”事件时机场调度室的塔楼还矗立在那里。这个塔楼仍然见证着40多年前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
　　（编辑 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