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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上的巧手艺
第一次见到陈美娥，是在10年前。2007年秋，由于搜集社火资料，我去陕西陇县调研。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便是去寻访东南镇演峪山村的农妇陈美娥。
陇县位于关中西陲的群山之中，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陈美娥生活的演峪山村，位于县城向南约5千米距离的半山腰处。
经过一小时步行，我到达了陈美娥的家。没有大门，齐人高的残垣断壁围绕着院子。除了正房，西侧有一间小而简陋的厨房。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农村女性一样，陈美娥在出嫁前即习得了简单的女红手艺。“我的手艺主要是跟婆婆学的，在乡村里，针线活做不好，会被人笑话。”她说，“几个孩子的衣服穿戴都由我来做。一些邻里觉得我做得好，也拿来让我做。从易到难，我做了数也数不清的老虎枕、虎头帽、鞋子、裹肚、门帘和鞋垫，手艺也就练出来了。”
此后10年间，我再无陈美娥的任何音讯。直到今年正月，才得知她已搬到县城居住数年。电话相约后，我们在她家里相见。
当我问及她是否还在做手艺活时，陈美娥顺手拉出两个一米高的大纸箱子，里面全是她做的布艺品。除了几十件布猪，还有鞋垫、布老虎、老虎枕。老人情绪很好，将东西摆了一桌子。“这是我几年来攒的东西，手工活慢得很，一年也做不了兀个。以前是乡里人买了送给娃娃的，现在风俗淡了，主顾不多，能卖几个是几个，指望这也赚不了钱。”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显得轻松而淡定。
1995年，陈美娥制作的布猪被选为中国邮电部发行的乙亥年邮票主图。当宝鸡市邮政局将这一喜讯告知她时，对于一位乡村妇女而言，陈美娥并未意识到这件事情对她有多重要。出人意料的是，这件被很多人看来都极其重要的事，并不曾给她的人生带来多少改变。
说起邮票事件，陈美娥并未显现出自豪。“邮票发行的时候，我到宝鸡去参加了个发行仪式，领导讲话、剪彩，还让我签字。”陈美娥拿出一个很大的提兜，里面装满她这些年来获取的荣誉和资料。她指着一张照片说，“这就是当时剪彩的仪式，你看还给了我这么些邮票，也没啥报酬。”提兜里除了叶张邮局发行的乙亥年猪票之外，还有政府给她抵做稿费的邮票、明信片和信封等，用的都是陈美娥布猪的图案。她喃喃自语道：“这证书多得没眉眼（非常多）！也没啥用。”
她的小儿子在一旁听见，赶忙补充道：“布猪邮票刚发行的那几年，宝鸡的订货商还是很多。”陈美娥就在村里找了些手艺比较好的乡亲，一起制作。只是乡里人老实，利润压得很薄。客商见生意不太好，好些货又退了回来。“有一年，我拿着邮票和布猪到广州、上海去寻找商机，但市场反应也很平淡。”
当时，她的布猪每只批发15元，零售25元。这样的手工费是参照当时农业生活标准制定的。利用闲暇时间做针线活，曾是农妇们交流手艺、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这种非职业化、非作坊化的制作方式是布艺生产的最大特点，也制约了布艺的生产和销售。不能与市场经济接轨，手艺也就渐渐衰退。
一手创造质朴温醇的美
邮票发行后的10年间，陈美娥和乡亲们制作的布猪，多见于宝鸡的诸多工艺品商店。这些店铺，多位于火车站附近。陈美娥的作品一度是店里的招牌。布猪的规格很多，最大者有一米开外，小的则不足三寸（10厘米）。其造型之美，工艺之巧，我一见之下，为之着迷，才有了后来的拜访。
当我得知村史馆里还有一件陈美娥当年制作的大型布猪时，喜出望外，便和老人一同前去。這件布猪有一米多长，近半米高，正是被当年宝鸡客商退回来的。陈美娥抚摸着作品，眼神中流露出怜爱。“布猪原来都做得小，是外婆送给满月娃娃的，寓意命粗好养活，且驱邪保平安，让娃娃健康成长。民间有金猪纳财的讲究，一些客商就让做得大些，放在店里陈列。”只是金猪纳财，布猪却卖不出去。
十几年来，宝鸡的馆所和地摊上，都有不少布猪工艺品。在陈美娥的家乡，也有不少妇女，用她创造的样板和工艺制作售卖。但以形象和工艺而论，仍是以陈美娥的最好。毕竟“这个布猪的样子是陈美娥创造的”。
“以前没有这个样子的布猪。1982年我试着做了几个，先是画样板，琢磨造型。然后再配颜色，想针法，不断地比较，慢慢就成型了。”陈美娥不善言谈，说起她创造的布猪形象，也就几句话，“布猪用的布料是土布，从前都是自己织。以前做过白颜色的猪，后来发现黑布比白布的效果好，白的就不做了。人家都说我的布猪好看，其实针法不复杂，布艺这个东西，就是造型要好，颜色搭配好，看起来美观就行。”
陈美娥制作的布猪通体以黑料为底，着重在头部施以红、黄、蓝、绿、粉、白等细部点缀。在传统配色中，红与黑是最和谐的搭配。因而布猪的嘴部、内耳、眼睛用红布做成，还有猪尾配上红色的流苏，更显调皮、醒目。猪的眉毛是蓝色，以两端浑圆的弧形布条造型，与叶状的眼睛组合，相得益彰，互不冲突。为了避免眉毛的单调，用红、黄、粉紫色棉线绣成扇状纹饰。眼睛上用断针，绣两圈。一方面起到固定作用，同时也是猪的睫毛。猪的嘴部很长，更需要得体的打扮。陈美娥用红、黄、粉、绿四色彩线，以锁针法交叠穿梭，使线条富有生动的立体感，并巧妙转换线条弧度，组成各样纹饰，为布猪增色。白色运用极少，只在猪脚和耳背处进行视觉调节，形成呼应。
从造型来看，陈美娥的布猪适度夸张身躯和头部，缩短四肢，使肚皮紧贴地面。这样便于放置，也体现出猪的肥壮和慵懒，是民间智慧的总结。猪耳、眼睛、眉毛、嘴部、鼻孔等剪裁造型，都适度考虑了之间的协调组合关系，使得整体、表面和线条之间形成微妙的含蓄之美。小小布猪，虽用针不多，但点到为止，以少胜多。这是它耐人寻味的匠心独运和精妙之处，体现出陈美娥质朴、温醇、含蓄和慧巧。
其实，布艺最具难度的，应该是“塑”。这是立体布艺的核心，也容易被人忽略。
有些研究者将此类布艺称为“软雕塑”。作品的塑形，—方面来自于外形剪裁，另一方面取决于内部填充。“布猪的填充物用的是麦秸草，过去农村人用碌碡碾麦，麦秸秆干净又柔软。用铡刀铡成小段，再用剪刀剪成半寸（约1.6厘米）长，然后用手揉搓，让麦秸草变得更柔软。用这个东西填充，布猪既不会变潮，也不生虫，塑出来的猪样子也好看。”麦秸草一点点慢慢往里送，将布猪内腔的各个角落填足。随时掌握布猪身体的结构起伏，手劲不能过蛮，也不能太欠，个中分量全在于艺人的拿捏中。
与10年前相同的是，陈美娥没能依靠自己的手艺使生活有所改善。家庭开销，都来自儿子、儿媳经营的小饭馆。但从她的言谈中，能听出对手艺的情感，只要有销路，陈美娥和儿媳还是愿意制作布艺。
“女红文化”的滑落，是时代演进的必然结果，其中包括手工技艺的丧失和其物化形态的式微。而“女红文化”背景的丧失，更使织绣技术的传承成为难题。因为它的技艺传承是散落于各家各户中，且织绣的复杂程度远大于剪纸等技艺，持有者也大多局限于女性。使其更难适应时代文化背景的转换，更难抵御现代文明的冲撞。或许，这就是民间手工艺商业化最大的阻力。
第一次见到陈美娥，是在10年前。2007年秋，由于搜集社火资料，我去陕西陇县调研。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便是去寻访东南镇演峪山村的农妇陈美娥。
陇县位于关中西陲的群山之中，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陈美娥生活的演峪山村，位于县城向南约5千米距离的半山腰处。
经过一小时步行，我到达了陈美娥的家。没有大门，齐人高的残垣断壁围绕着院子。除了正房，西侧有一间小而简陋的厨房。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农村女性一样，陈美娥在出嫁前即习得了简单的女红手艺。“我的手艺主要是跟婆婆学的，在乡村里，针线活做不好，会被人笑话。”她说，“几个孩子的衣服穿戴都由我来做。一些邻里觉得我做得好，也拿来让我做。从易到难，我做了数也数不清的老虎枕、虎头帽、鞋子、裹肚、门帘和鞋垫，手艺也就练出来了。”
此后10年间，我再无陈美娥的任何音讯。直到今年正月，才得知她已搬到县城居住数年。电话相约后，我们在她家里相见。
当我问及她是否还在做手艺活时，陈美娥顺手拉出两个一米高的大纸箱子，里面全是她做的布艺品。除了几十件布猪，还有鞋垫、布老虎、老虎枕。老人情绪很好，将东西摆了一桌子。“这是我几年来攒的东西，手工活慢得很，一年也做不了兀个。以前是乡里人买了送给娃娃的，现在风俗淡了，主顾不多，能卖几个是几个，指望这也赚不了钱。”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显得轻松而淡定。
1995年，陈美娥制作的布猪被选为中国邮电部发行的乙亥年邮票主图。当宝鸡市邮政局将这一喜讯告知她时，对于一位乡村妇女而言，陈美娥并未意识到这件事情对她有多重要。出人意料的是，这件被很多人看来都极其重要的事，并不曾给她的人生带来多少改变。
说起邮票事件，陈美娥并未显现出自豪。“邮票发行的时候，我到宝鸡去参加了个发行仪式，领导讲话、剪彩，还让我签字。”陈美娥拿出一个很大的提兜，里面装满她这些年来获取的荣誉和资料。她指着一张照片说，“这就是当时剪彩的仪式，你看还给了我这么些邮票，也没啥报酬。”提兜里除了叶张邮局发行的乙亥年猪票之外，还有政府给她抵做稿费的邮票、明信片和信封等，用的都是陈美娥布猪的图案。她喃喃自语道：“这证书多得没眉眼（非常多）！也没啥用。”
她的小儿子在一旁听见，赶忙补充道：“布猪邮票刚发行的那几年，宝鸡的订货商还是很多。”陈美娥就在村里找了些手艺比较好的乡亲，一起制作。只是乡里人老实，利润压得很薄。客商见生意不太好，好些货又退了回来。“有一年，我拿着邮票和布猪到广州、上海去寻找商机，但市场反应也很平淡。”
当时，她的布猪每只批发15元，零售25元。这样的手工费是参照当时农业生活标准制定的。利用闲暇时间做针线活，曾是农妇们交流手艺、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这种非职业化、非作坊化的制作方式是布艺生产的最大特点，也制约了布艺的生产和销售。不能与市场经济接轨，手艺也就渐渐衰退。
一手创造质朴温醇的美
邮票发行后的10年间，陈美娥和乡亲们制作的布猪，多见于宝鸡的诸多工艺品商店。这些店铺，多位于火车站附近。陈美娥的作品一度是店里的招牌。布猪的规格很多，最大者有一米开外，小的则不足三寸（10厘米）。其造型之美，工艺之巧，我一见之下，为之着迷，才有了后来的拜访。
当我得知村史馆里还有一件陈美娥当年制作的大型布猪时，喜出望外，便和老人一同前去。這件布猪有一米多长，近半米高，正是被当年宝鸡客商退回来的。陈美娥抚摸着作品，眼神中流露出怜爱。“布猪原来都做得小，是外婆送给满月娃娃的，寓意命粗好养活，且驱邪保平安，让娃娃健康成长。民间有金猪纳财的讲究，一些客商就让做得大些，放在店里陈列。”只是金猪纳财，布猪却卖不出去。
十几年来，宝鸡的馆所和地摊上，都有不少布猪工艺品。在陈美娥的家乡，也有不少妇女，用她创造的样板和工艺制作售卖。但以形象和工艺而论，仍是以陈美娥的最好。毕竟“这个布猪的样子是陈美娥创造的”。
“以前没有这个样子的布猪。1982年我试着做了几个，先是画样板，琢磨造型。然后再配颜色，想针法，不断地比较，慢慢就成型了。”陈美娥不善言谈，说起她创造的布猪形象，也就几句话，“布猪用的布料是土布，从前都是自己织。以前做过白颜色的猪，后来发现黑布比白布的效果好，白的就不做了。人家都说我的布猪好看，其实针法不复杂，布艺这个东西，就是造型要好，颜色搭配好，看起来美观就行。”
陈美娥制作的布猪通体以黑料为底，着重在头部施以红、黄、蓝、绿、粉、白等细部点缀。在传统配色中，红与黑是最和谐的搭配。因而布猪的嘴部、内耳、眼睛用红布做成，还有猪尾配上红色的流苏，更显调皮、醒目。猪的眉毛是蓝色，以两端浑圆的弧形布条造型，与叶状的眼睛组合，相得益彰，互不冲突。为了避免眉毛的单调，用红、黄、粉紫色棉线绣成扇状纹饰。眼睛上用断针，绣两圈。一方面起到固定作用，同时也是猪的睫毛。猪的嘴部很长，更需要得体的打扮。陈美娥用红、黄、粉、绿四色彩线，以锁针法交叠穿梭，使线条富有生动的立体感，并巧妙转换线条弧度，组成各样纹饰，为布猪增色。白色运用极少，只在猪脚和耳背处进行视觉调节，形成呼应。
从造型来看，陈美娥的布猪适度夸张身躯和头部，缩短四肢，使肚皮紧贴地面。这样便于放置，也体现出猪的肥壮和慵懒，是民间智慧的总结。猪耳、眼睛、眉毛、嘴部、鼻孔等剪裁造型，都适度考虑了之间的协调组合关系，使得整体、表面和线条之间形成微妙的含蓄之美。小小布猪，虽用针不多，但点到为止，以少胜多。这是它耐人寻味的匠心独运和精妙之处，体现出陈美娥质朴、温醇、含蓄和慧巧。
其实，布艺最具难度的，应该是“塑”。这是立体布艺的核心，也容易被人忽略。
有些研究者将此类布艺称为“软雕塑”。作品的塑形，—方面来自于外形剪裁，另一方面取决于内部填充。“布猪的填充物用的是麦秸草，过去农村人用碌碡碾麦，麦秸秆干净又柔软。用铡刀铡成小段，再用剪刀剪成半寸（约1.6厘米）长，然后用手揉搓，让麦秸草变得更柔软。用这个东西填充，布猪既不会变潮，也不生虫，塑出来的猪样子也好看。”麦秸草一点点慢慢往里送，将布猪内腔的各个角落填足。随时掌握布猪身体的结构起伏，手劲不能过蛮，也不能太欠，个中分量全在于艺人的拿捏中。
与10年前相同的是，陈美娥没能依靠自己的手艺使生活有所改善。家庭开销，都来自儿子、儿媳经营的小饭馆。但从她的言谈中，能听出对手艺的情感，只要有销路，陈美娥和儿媳还是愿意制作布艺。
“女红文化”的滑落，是时代演进的必然结果，其中包括手工技艺的丧失和其物化形态的式微。而“女红文化”背景的丧失，更使织绣技术的传承成为难题。因为它的技艺传承是散落于各家各户中，且织绣的复杂程度远大于剪纸等技艺，持有者也大多局限于女性。使其更难适应时代文化背景的转换，更难抵御现代文明的冲撞。或许，这就是民间手工艺商业化最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