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虚话也。实际上只要爱财，就不可能是君子。
　　
　　中国在大型的突发事件中，无论是正义战争、爱国运动、革命起义还是战胜天灾人祸的全民性行动，都会涌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但是能将那样的非常现象视为通用的道德法则么？也不能。道理很简单：那是突发事件，那是一时一事的特殊行为。与事后人们的平时行为尤其是个人行为不是一回事。更何况某些壮烈行为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有的源于无私的正义冲动，有的也可能基于从众意识、从上意识或其它功利目的。总之，不能用非常事件中的非常举动去形成通用的道德法则。
　　真正的通用道德法则，既不等于官方法则、圣贤法则、英雄法则、哲人法则，也不能流于庸人法则、世俗法则、市井法则，而只是指国民中大多数正常人愿意遵守也能实践的道德法则。也就是说，只有中国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官还是民，无论是名人还是凡人）的道德都在及格线之上，尤其是能够切实地落实到个人、自身，中国的道德才能实际化、实效化。
　　中国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法则其实常常是偏颇的，左右摇摆的。古代重“义”，就在彻底否定“利”，必须远离“利”的沙基上，虚造了貌似堂皇的道德空中楼阁。今天重“利”，就直接地或变相地把个人利益视为世上首要的（甚而唯一的）圣物。与此同时，也公开地或隐含地将“义”当成戏弄对象。针对这样的状况，中国能建立和形成科学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法则么？实话说来很难。
　　何以如此？义的遥远化、利的直接化所致也。
　　什么是真正可信的道德体系和法则？通俗地说就是对合理的利予以有力的肯定和尊重，对合情的义予以有效的提倡和彰扬。总之，要使合理的利和合情的义都直接化。
　　如何使义和利都直接化，都正常化，这才是中国道德读本的第一章节。中国古代经典性的道德读本，首推《论语》、《孟子》等等。孔子百分之百地推崇“义”，百分之百地否定“利”，甚而将重义或重利视为君子和小人的首要区别。孔子生在春秋时代，观念自然老些。生在战国时代的孟子，脑袋就灵活多了。他公然说“义者，利也”，并解释说“无恒产必无恒心”，意思是连基本利益都无法保证的人很难有可信的道德。可惜他的话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没有什么实践性。中国的道德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事太多了！空洞的道德宣讲之所以很难产生实际的行为效应，还包括我们的另一种无知：不懂得任何道德一经与法律脱节，都必然苍白无力。在法律强风吹拂下的道德，才有可能成为坚实的道德。在种种追名逐利之风（尤其是贪腐之风）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强行树立某些“道德楷模”让人跟着去学样，不仅无大作用，甚而有“愚民政策”意味。
　　道德从来不能自生，是正确的社会约束、社会规范的结果。人见利则趋之，这样的事不用学就会。人见利而思义，做事有道，是要靠强行去学的，靠刻苦修练的。但是中国德育的传统性缺点（而且是致命的缺点）是：主要靠将道德的抽象信条向人（尤其向少年儿童）的心里硬灌，硬塞、硬插，连教育者本人也未必身体力行。于是造成道德的皮与肉分家，即知和行的分家，说和做的分家，最后必将导致利和义的分家。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虚话也。实际上只要爱财，就不可能是君子。同样，只要是君子，就不会爱财。怎样使利和义统一起来？正确的答案只有两条：一、人没必要在任何时候都去做毫不顾及自己利益的超世君子（特殊情况除外），做个正常人即可；二、必须弄明白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和爱财（尤其是图财、谋财）不是一回事。任何时候实实在在地创造财富，都与爱财有根本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