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典作品不复受大众欢迎这一状况的痛心疾首，是阿兰·布鲁姆这位怀着堂吉诃德般激情的老刻币在大学讲台上的标志性动作。他1981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的政治》的《前言》第一句话就说：“关于当代大学生，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再没有任何经典书籍能够塑造他们的爱好与想象。”
　　布鲁姆接下来的阐述，倘若用描述中国当代大学生境况的话翻译过来，大体意思是：我们本以为考上大学就事事顺遂，毕业后却发现自己其实卖不了几个钱；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一年半载青春的价值等同于大城市里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面积，但事实似乎就是如此，我们不知道爱情是开房、上床、同居，还是买房、结婚、生娃或别的什么。最最郁闷的是，课堂里说过的那些“人文经典”似乎根本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充满激隋的布鲁姆老师也许会一拍讲桌大叫一声：“不!”他会对我们说，《圣经》和莎士比亚在这个时代依旧是我们生活的重要指导，可以为我们提供判断善与恶、真理和谬误的依据。
　　“只有教导人们莎士比亚真正说过什么，莎士比亚才能重新影响亟需他影响的这一代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深谋远虑的意见。”为了发掘莎士比亚的永恒价值，布鲁姆从政治视角分析了《威尼斯商人》、《奥瑟罗》、《裘力斯·凯撒》三部莎剧，同另一学者哈瑞·雅法对《李尔王》选段的解读，台编成这本《莎士比亚的政治》。
　　布鲁姆说，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暴君的命运、明主的性格、朋友的情谊和公民的责任”，得以最生动而广泛的展现，“慷慨或贪婪、英勇或怯懦、公正或狡诈、节制或放纵”这些人性的两极得以再现——“读者可以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因莎士比亚而深刻。”尤为关键的是，以《麦克白》、《裘力斯·凯撒》及《安东尼和克莱奥佩特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深刻揭示了渴望权力的人和这些欲望对他们命运的影响，而这恰恰是对容易迷失在种种欲望(包括权力)
　　魔沼中的人们的警醒。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尚且有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动力来维持文明传承，那么如今高等教育的衰落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人文教育没什么用。在这样一个书籍只被当作狭义的“进步的阶梯”的时代，布鲁姆的苦口婆心无疑是宝贵的，他重树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静心聆听经典的教益，我们也许能够重获生命的完满，也许能够重新发现通往失落的和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