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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的这副好嗓子一定遗传自我妈。
记得那时每次给她捶背,她就拿我的拳头当节拍器使,在“咚咚”的节奏声里,哼《唱支山歌给党听》。她乐感挺不错,音准也到位,只是声音里有某种缺乏历练的疲软和不自信。她唱歌的时候,我的拳头在她背上落下去,觉得她胸腔里塞了个高频震动的马达,震得我小手一酥一酥。“你妈唱歌不错吧?想当年,我天蒙蒙亮就站在山上唱,多少人来听。”
我相信她过去的确有副清亮的嗓音,不知父亲当年爱上她的理由里有没有这一份。但我想她因为这副好嗓子而被赋予的无穷魅力,一定让她在貌美如花的年轻时代,收获过许多温柔的异性目光。
后来她没再唱,这份可能发光的天赋葬送给了厨房的烟熏火燎。我一直很想听她好好唱一次,可我不问,她也不提。有一天她跟我说:“如果你想走音乐这条路,我不反对。”虽然最终选了一条所谓的正路,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她曾经对我说的这句话。
她已年愈六十,走过人生大半。二〇一五年八月,毅然结束了与家父三十八年的婚姻生活。如今的她,和姐姐一起住在离家几百公里以外的出租房内,每天守着一台劣质电视机,看漫长无聊的肥皂剧,偶尔下厨做几道菜,把抽烟机开得轰轰响。
由此,我近来常常想,这就是她的一生了吗?
那天,她新家的电视机顶盒出现故障,搜不到节目,晚上,我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放电影给她看,我说:“屏幕小了点,将就一下吧,修电视的明天早上来。”她说:“你忙的话不用陪我,我坐这儿打打毛线,一个晚上也过去了。”“没事,我存了好多电影,你想看哪个?”“你放什么我看什么。”我说:“你还是挑一个吧。”她挑了《山河故人》。
她不知道贾樟柯,也不懂什么电影叙事,但影片里三个主角一上场,几句台词,几个动作,她就大体猜中结局。在我认识她的二十几年里,从来没有哪一次这么崇拜过她。那一瞬间,我才真正意识到她六十多岁了。
《山河故人》整整两小时,这大概是我和她这么多年单独相处过的最长时间。
影片结尾处,女主角在漫天雪花里起舞,她说:“这个好。”我说:“你那时候也跳过?”她说:“舞倒没跳过,但我也曾经上台演过戏的。”我说:“你演的什么?”她哈哈一笑,“忘了,不过是很厉害的角色啊!”看她继续笑,我也跟着笑。过了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这时我突然问她:“你还记不记得2001年你送我的那只娃娃?”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这个,她显然也很意外。“什么娃娃呀?亏你还记得。”
那年,全家一起逛商厦,在一个玩具柜台旁,我驻足很久,盯着玻璃下边的娃娃出神。它们在灯光映照下,莹莹地闪着。父亲把我拉开,说:“要那些破玩意儿做什么?”语气里全是我习以为常的怨怒与责难。我们离柜台越来越远,但我仍频频回头,想最后看几眼。这时我突然看到她手里拿着娃娃,踩着高跟鞋,一路“噔噔”地朝我们跑过来。商场里人很多,她奋力拨开人群,一路跑,一路喊:“等一下,等一下。”她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明亮。
我觉得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认识她的,同时相信,她与父亲之间长达多年的对抗也始于此。我有时想,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在我父亲心里,她曾经的面容不再美丽?迷人的歌声不再动听?我神经质一般地渴望在生活的罅隙处寻求婚姻里诸多恩怨的真相。
但其实这世上所有的恩怨都大同小异。
父亲走南闯北半辈子,所见人世风雨之多,她永不可及。我一度以为,他对她早已寡淡无情了。那次她被查出患有肿瘤,需要切除。手术有风险,医生让父亲做好准备。那段时间,他们正处于一场白热化冷战中,像两个孩子一样煞有介事地彼此敌对。直到她被推进手术室前,他都一声不吭,但在大门即将关闭的剎那,他喊了她一声几十年都没提过的小名。
手术很成功,她仍旧是他活着的健康的妻子。可那句小名,也并没能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挽救什么,横亘在他们感情之间那座巨大的孤岛,岿然不动。
父亲一直痛恨着她最热衷的事。每逢初一或重要节日,她都要和镇上的老太太们出去烧香、拜菩萨。她说菩萨慈悲为怀,保佑家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家乡有个据说算命很准的神婆,对我们家中每一位成员的命运,都有着超乎她想象的了如指掌。她对神婆的预言信奉之至。对此,父亲不理解,斥为愚昧,并多次封锁她在这件事上的经济开销,甚至曾激烈阻止过她去寺庙上香。那一次,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说了一通气话,其中一句语带哽咽,恨自己赚不到钱。父亲在门外气得跳脚。
我高考前夕,她不远万里去了趟普陀山。听人说那里的菩萨是全国最灵通的,她兴奋得不得了,跟着一帮老太太坐了很久的车,爬了很高的山,把庙里菩萨拜了个遍,该买的买了,该供的供了,回来,包里抛光护身符一大摞。那段时间,她看上去比谁都开心,像下了一个必赢的赌。可我最终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父亲说:“灵啊,灵怎么没考上?”她说:“不怪菩萨。”
没有人知道那些失信于她的神灵们是否在她心里顷刻间崩塌,但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仿佛看见她脸上有一种除却失落以外的更深的绝望。那一刻,我觉得她才是我们全家最难过的人,但也不知怎么安慰她。大家都很沉默。
自此以后,我原本以为她不再信奉神灵,但适逢初一,她仍旧和那些老太太一起,背着一袋子香,嘻嘻哈哈地挤公交。我从未告诉过她,每次见她迈开步子,神采奕奕地出门,为追逐这个时代鲜有人相信的善良、奇迹和赤子之心,对此,我有多替她骄傲。
虽然,她好像至今仍不清楚电视要怎么从直播切到点播,也不知道法国总统是谁,但她会把我的衣服放在米缸里为我收魂。她说人一旦生气、受惊,魂会从身体里飞出去,把贴身衣物盖在米上,魂就会回来。
她总是做着这样的事情。她将我所有的荣誉证书收起来,把奖状贴墙上,也会在我看书的时候,进来放一只削好的苹果,见我状态不对,就偷偷将我的衣服塞进米缸。那些奖状,不过是些没用的废纸,她削一只苹果,还不如为我解一道方程组,米缸里的衣服,也收不了什么魂。她不懂得那些奖状的含金量,也不懂得怎么解一道方程组。
她看起来是个一无是处的母亲。
但在我所有失意与不安的时刻里,最先想起的居然是她诸多的“一无是处”,那些奖状,苹果和放在米缸里的衣服。
上大学以后,我不能常常见到她了。这些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旧疾新病一起来。最近一次看她,是去她的新家过年。除夕夜前一天,她洗完澡突然昏厥,倒在卫生间,身体死沉,我和姐姐合力才将她抬起。一路上,她口中发出低沉颤抖的呻吟,头歪向一边,脸上没擦干的水不住地往下滴。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这个样子。她疲软的神态和因疼痛发出的呻吟让我顿觉这一刻离她如此遥远。醒来以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别告诉他,他一定会借机劝我跟他回去。”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不至于垮得太快,她其实近几年一直坚持下地干活,戴着草帽,扛着锄头,早出晚归。我问她:“你真那么喜欢种菜?”她说:“锻炼身体不蛮好?反正你也不在,天天对着他,受不了。”
那时他们还没分开,有次她跟我说∶“你爸怀疑我在外面有人,他现在不让我出门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咯咯”地笑个不停,“你说好玩不好玩?他还讲我站在阳台上朝外面看,是在看那个人,想象力倒蛮好。”
尽管如此,她的身体仍无甚好转。关于那次昏厥,她事后说是因为出现了个人疾病史上罕见的心绞痛,全家人都不让她干活,她傲人的厨艺也因此退步。
我和那個曾经认识的母亲越来越远了。
今年三月,我报考上海某高校硕士研究生,进入复试。面试前的早上,起来推开房门,发现她在客厅里点了香和蜡烛,摆了贡品,所有的房间都弥漫着一股焦味。她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缓缓地把头低下去,口中念念有词。我没有打扰她,退回房里,把门轻轻关上。
面试结果不尽如人意,几天后,我灰溜溜地打包好行李,出了家门。在二十多小时的长途火车上,我朝窗外看去,在一处农田里看见一个弯腰劳作的农妇。那一刻我想到了她,想到那个早上她跪在地上的样子。
这时列车进入一条漆黑漫长的隧道,风不停地往人的领口钻,车厢里一阵阴冷,耳朵也由于气压变化而感到极为不适。借着黑暗,我终于抑制不住地落下泪来。
记得那时每次给她捶背,她就拿我的拳头当节拍器使,在“咚咚”的节奏声里,哼《唱支山歌给党听》。她乐感挺不错,音准也到位,只是声音里有某种缺乏历练的疲软和不自信。她唱歌的时候,我的拳头在她背上落下去,觉得她胸腔里塞了个高频震动的马达,震得我小手一酥一酥。“你妈唱歌不错吧?想当年,我天蒙蒙亮就站在山上唱,多少人来听。”
我相信她过去的确有副清亮的嗓音,不知父亲当年爱上她的理由里有没有这一份。但我想她因为这副好嗓子而被赋予的无穷魅力,一定让她在貌美如花的年轻时代,收获过许多温柔的异性目光。
后来她没再唱,这份可能发光的天赋葬送给了厨房的烟熏火燎。我一直很想听她好好唱一次,可我不问,她也不提。有一天她跟我说:“如果你想走音乐这条路,我不反对。”虽然最终选了一条所谓的正路,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她曾经对我说的这句话。
她已年愈六十,走过人生大半。二〇一五年八月,毅然结束了与家父三十八年的婚姻生活。如今的她,和姐姐一起住在离家几百公里以外的出租房内,每天守着一台劣质电视机,看漫长无聊的肥皂剧,偶尔下厨做几道菜,把抽烟机开得轰轰响。
由此,我近来常常想,这就是她的一生了吗?
那天,她新家的电视机顶盒出现故障,搜不到节目,晚上,我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放电影给她看,我说:“屏幕小了点,将就一下吧,修电视的明天早上来。”她说:“你忙的话不用陪我,我坐这儿打打毛线,一个晚上也过去了。”“没事,我存了好多电影,你想看哪个?”“你放什么我看什么。”我说:“你还是挑一个吧。”她挑了《山河故人》。
她不知道贾樟柯,也不懂什么电影叙事,但影片里三个主角一上场,几句台词,几个动作,她就大体猜中结局。在我认识她的二十几年里,从来没有哪一次这么崇拜过她。那一瞬间,我才真正意识到她六十多岁了。
《山河故人》整整两小时,这大概是我和她这么多年单独相处过的最长时间。
影片结尾处,女主角在漫天雪花里起舞,她说:“这个好。”我说:“你那时候也跳过?”她说:“舞倒没跳过,但我也曾经上台演过戏的。”我说:“你演的什么?”她哈哈一笑,“忘了,不过是很厉害的角色啊!”看她继续笑,我也跟着笑。过了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这时我突然问她:“你还记不记得2001年你送我的那只娃娃?”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这个,她显然也很意外。“什么娃娃呀?亏你还记得。”
那年,全家一起逛商厦,在一个玩具柜台旁,我驻足很久,盯着玻璃下边的娃娃出神。它们在灯光映照下,莹莹地闪着。父亲把我拉开,说:“要那些破玩意儿做什么?”语气里全是我习以为常的怨怒与责难。我们离柜台越来越远,但我仍频频回头,想最后看几眼。这时我突然看到她手里拿着娃娃,踩着高跟鞋,一路“噔噔”地朝我们跑过来。商场里人很多,她奋力拨开人群,一路跑,一路喊:“等一下,等一下。”她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明亮。
我觉得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认识她的,同时相信,她与父亲之间长达多年的对抗也始于此。我有时想,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在我父亲心里,她曾经的面容不再美丽?迷人的歌声不再动听?我神经质一般地渴望在生活的罅隙处寻求婚姻里诸多恩怨的真相。
但其实这世上所有的恩怨都大同小异。
父亲走南闯北半辈子,所见人世风雨之多,她永不可及。我一度以为,他对她早已寡淡无情了。那次她被查出患有肿瘤,需要切除。手术有风险,医生让父亲做好准备。那段时间,他们正处于一场白热化冷战中,像两个孩子一样煞有介事地彼此敌对。直到她被推进手术室前,他都一声不吭,但在大门即将关闭的剎那,他喊了她一声几十年都没提过的小名。
手术很成功,她仍旧是他活着的健康的妻子。可那句小名,也并没能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挽救什么,横亘在他们感情之间那座巨大的孤岛,岿然不动。
父亲一直痛恨着她最热衷的事。每逢初一或重要节日,她都要和镇上的老太太们出去烧香、拜菩萨。她说菩萨慈悲为怀,保佑家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家乡有个据说算命很准的神婆,对我们家中每一位成员的命运,都有着超乎她想象的了如指掌。她对神婆的预言信奉之至。对此,父亲不理解,斥为愚昧,并多次封锁她在这件事上的经济开销,甚至曾激烈阻止过她去寺庙上香。那一次,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说了一通气话,其中一句语带哽咽,恨自己赚不到钱。父亲在门外气得跳脚。
我高考前夕,她不远万里去了趟普陀山。听人说那里的菩萨是全国最灵通的,她兴奋得不得了,跟着一帮老太太坐了很久的车,爬了很高的山,把庙里菩萨拜了个遍,该买的买了,该供的供了,回来,包里抛光护身符一大摞。那段时间,她看上去比谁都开心,像下了一个必赢的赌。可我最终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父亲说:“灵啊,灵怎么没考上?”她说:“不怪菩萨。”
没有人知道那些失信于她的神灵们是否在她心里顷刻间崩塌,但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仿佛看见她脸上有一种除却失落以外的更深的绝望。那一刻,我觉得她才是我们全家最难过的人,但也不知怎么安慰她。大家都很沉默。
自此以后,我原本以为她不再信奉神灵,但适逢初一,她仍旧和那些老太太一起,背着一袋子香,嘻嘻哈哈地挤公交。我从未告诉过她,每次见她迈开步子,神采奕奕地出门,为追逐这个时代鲜有人相信的善良、奇迹和赤子之心,对此,我有多替她骄傲。
虽然,她好像至今仍不清楚电视要怎么从直播切到点播,也不知道法国总统是谁,但她会把我的衣服放在米缸里为我收魂。她说人一旦生气、受惊,魂会从身体里飞出去,把贴身衣物盖在米上,魂就会回来。
她总是做着这样的事情。她将我所有的荣誉证书收起来,把奖状贴墙上,也会在我看书的时候,进来放一只削好的苹果,见我状态不对,就偷偷将我的衣服塞进米缸。那些奖状,不过是些没用的废纸,她削一只苹果,还不如为我解一道方程组,米缸里的衣服,也收不了什么魂。她不懂得那些奖状的含金量,也不懂得怎么解一道方程组。
她看起来是个一无是处的母亲。
但在我所有失意与不安的时刻里,最先想起的居然是她诸多的“一无是处”,那些奖状,苹果和放在米缸里的衣服。
上大学以后,我不能常常见到她了。这些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旧疾新病一起来。最近一次看她,是去她的新家过年。除夕夜前一天,她洗完澡突然昏厥,倒在卫生间,身体死沉,我和姐姐合力才将她抬起。一路上,她口中发出低沉颤抖的呻吟,头歪向一边,脸上没擦干的水不住地往下滴。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这个样子。她疲软的神态和因疼痛发出的呻吟让我顿觉这一刻离她如此遥远。醒来以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别告诉他,他一定会借机劝我跟他回去。”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不至于垮得太快,她其实近几年一直坚持下地干活,戴着草帽,扛着锄头,早出晚归。我问她:“你真那么喜欢种菜?”她说:“锻炼身体不蛮好?反正你也不在,天天对着他,受不了。”
那时他们还没分开,有次她跟我说∶“你爸怀疑我在外面有人,他现在不让我出门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咯咯”地笑个不停,“你说好玩不好玩?他还讲我站在阳台上朝外面看,是在看那个人,想象力倒蛮好。”
尽管如此,她的身体仍无甚好转。关于那次昏厥,她事后说是因为出现了个人疾病史上罕见的心绞痛,全家人都不让她干活,她傲人的厨艺也因此退步。
我和那個曾经认识的母亲越来越远了。
今年三月,我报考上海某高校硕士研究生,进入复试。面试前的早上,起来推开房门,发现她在客厅里点了香和蜡烛,摆了贡品,所有的房间都弥漫着一股焦味。她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缓缓地把头低下去,口中念念有词。我没有打扰她,退回房里,把门轻轻关上。
面试结果不尽如人意,几天后,我灰溜溜地打包好行李,出了家门。在二十多小时的长途火车上,我朝窗外看去,在一处农田里看见一个弯腰劳作的农妇。那一刻我想到了她,想到那个早上她跪在地上的样子。
这时列车进入一条漆黑漫长的隧道,风不停地往人的领口钻,车厢里一阵阴冷,耳朵也由于气压变化而感到极为不适。借着黑暗,我终于抑制不住地落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