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问题再次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直接因素是今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
　　从近期看,人民币升值与否,多重考量牵涉其中,美国试图将其政治化,但中国坚决反对。美国经济微弱复苏不如人意,中美贸易失衡也难让美国决策者安心,这些压力都会以某种形式在中期选举前传递出来;许多投资者确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近期押注人民币升值,热钱因此再度向中国汹涌。鉴于目前情况,一些中美双方都不愿面对的后果难以完全避免。
　　客观而言,中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曾错失一些良机,尤其是在亚洲货币普遍升值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弹性恢复迟缓;而近半月以来,在内外合力推动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接连突破6.8和6.7关口,最近八个交易日升值超过1.5%,如此升幅足以令人担忧中国的经济承受力和外交应变力。
　　无可置疑,人民币适度升值或中长期处于升值趋势,已是决策和社会共识,但升值进程则应根据中国自身发展逻辑和内在需要而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需要有相对强势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趋势,也支持其适度升值和长期看涨。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所积累的巨额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也推动人民币与之匹配,并倒逼内部结构性调整,以促进产业升级与提高民生。从短期央行货币政策选择看,通胀预期令加息承压,适度升值将缓行利率政策选择,避免经济复苏反复,亦避免与美元利差过大。
　　但这一升值定局的未来演进,取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根据其内在需求,将外部压力转化成自我提升动力,无论固守适度小幅可控升值,还是防范加速大幅失控上涨,都将考验决策智慧。日元当初不当升值教训犹在,中国无论从货币主权自主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均不应因外部压力而放任人民币快速升值,也不能错失以此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从全球格局之变看,当前中美汇率问题的博弈,与其复杂的双边关系相交织,也是美国对一个正在上升的国家的双边关系调整的折射。
　　新一轮汇率之争是美国对华政策出现调整的一个征兆,也是对奥巴马去年对华政策“过热”的回调,显示出美国重视中国崛起,担心中国快速坐大,试图在接触中部署防范之图。从年初对台军售,到会见达赖喇嘛;从国务卿高调出访东南亚,到美国提出军事重返亚洲;从黄海的美韩军演,到台湾导弹防御体系;从加强美印军事合作,到美国考虑与东盟就南海问题共同发表声明,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动作频频,汇率之争只是这一系列动作的延续。
　　同时,中国实力上升使美国人感到越来越难以应对。过去100多年来,中美之间的差距巨大,而现在中国不仅持续对美贸易顺差,还坐拥美国第一债权大国地位,其外汇储备超过2.5万亿美元,这与25年前相比,对美国带来的挑战相较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更大,而日本与美国尚属同一阵营。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如此依赖另一个竞争的超级大国。由于美国赤字融资,中国已获得部分全球性金融影响力,这都让美国担忧。而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债务减轻,中国在海外的美元金融资产缩水。为此,中国外储资产结构多文化的决策不应被动摇。
　　此次金融危机,美国全球地位发生微妙变化。信贷恶化令美国制造业萎缩,经济基础削弱,美国提出出口五年翻番战略,希望向实体经济回归,重塑竞争优势,近期则着重解决就业,以提振经济。虽然美国经济可能已经摆脱最严重的衰退,但连续16个月保持在9%以上的失业率却令奥巴马政府甚为头痛,在祭出税制改革和刺激经济的组合拳之后,为其中期选举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施压中国、逼人民币升值正是一张政治好牌。
　　虽然中国对美国有巨大贸易盈余,但多数美国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会帮助解决美国出口和失业问题。中美贸易确有失衡,但解决之道在于敦促美国实质性放松出口管制,不能一边抱怨人民币汇率太低,同时又拒绝向中国出售高科技产品。
　　由此观之,汇率问题只是中美多年博弈的延续,将此放在中美关系大框架下思考,决策者宜未雨绸缪,避免将其政治化既考虑当前外交层面的博弈与平衡,更要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最大化。
　　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最大的外交利益是为改革开放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那么国力提升的中国所要求的外交利益也应更上层楼。中美汇率博弈提醒我们,如何建立一套系统的、自洽的、基于全局考虑和通盘谋划的国家对外战略,更好地将中国的安全、经济、政治、科技、能源、教育等利益与外交利益相衔接,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