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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成都的自来水可以直接喝吗？
在笔者撰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一个在线上参加了2020年worldcon[1]的朋友满怀愤恨地告诉我在会上的所见所闻：在这个世界级科幻盛会历年必备的科幻界逝者纪念环节中，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居然没有提及于5月15日逝世的叶永烈先生;在同一天的会议中，清华大学科幻协会的摊位上还被不怀好意地问及“成都的自来水可以直接喝吗”。[2]因为此事并未被国内媒体注意，我无从判断公众得知此事后的反应。笔者无意据此为国内越演越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煽风点火，但从这个疏漏中，我们确实可以嗅出某种傲慢：叶永烈先生对中国科幻的贡献之深远姑且不提，仅是其作品能够入选冈恩的《科幻之路》丛书，便足以证明了他在世界科幻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傲慢的态度则不得不倒逼我们审视：我们一直以为继《三体》之后，中国科幻已经被“拉到了世界级水平”，不知又有多少是一厢情愿？
但要辨认中国科幻在世界科幻中真正的位置，我们首先就不得不追问：何谓“中国科幻”？“中国”与“科幻”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成为了当代科幻研究者颇为重视的话题，这个问题又随着多方势力加入讨论，反而越理越乱，成了桩说不清道不明的悬案。让这个问题值得讨论的最大功臣无疑是刘慈欣;但在他的创作逻辑中，“中国科幻”又恰恰是最不值得讨论的一个伪命题。如果我们要的是更多的刘慈欣，那么当代文学本就已支离破碎的框架就绝对无法容纳科幻文学的存在;如果执迷于对科幻小说审美层面的“中国化”改造，等在前面的则是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的陷阱。
然而，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可走：这条路径扭转了思考这一问题的角度，从寻觅“中国科幻”到书写“科幻中国”。前者不断追问的，是“中国可能的样貌”，因而不断执迷于所谓“中国形象”之书写[3];而后者追问的则是“如何书写当下中国的样貌”，将科幻抽空为一种纯粹的表现手法，譬如韩松笔下的“鬼魅中国”。
而这种处理方式恰巧与学者杨庆祥于2017年提出的“新伤痕文学”概念[4]不谋而合。在此，笔者试引用新伤痕文学的框架，以此概括此类科幻写作的美学逻辑与现实诉求之得失。
一、“新伤痕文学”：
爱是可以疗伤的吗？
何谓“新伤痕文学”？顾名思义，它延续并扬弃了旧有的“伤痕文学”之脉络。作为“伤痕文学”中刻下伤痕的施虐者，政治在今天已经相当于半退场了，但新的“伤痕”仍在源源不断地产生。以“新”易“旧”的目的，便是揪出新的施虐者。
在《“新伤痕”文化及其应对》一文中，杨庆祥将我们所处的时代命名为“新伤痕时代”。社会阶层固化与分配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产能与利润的过剩，以及由此而生的，文化上的全面扭曲——经济至上论、发展万能论与都市丛林法则的甚嚣尘上，而个体的地位则被无情抹杀——是它的时代内涵;而这个时代带来的“新伤痕”则不同于“旧伤痕”，是隐性的、不具体的。新伤痕文学正是滥觞于此的一种新文学潮流。
新伤痕文学这一命名对当代文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为它直面的根源是所谓的“经济挂帅”。现当代文学的百年来，经济问题还从来未成为过主要的影响来源;如茅盾在《子夜》中详尽刻画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商场的挣扎求生，本质上仍旧归属于“救亡”之范畴;而早期“改革文学”中对发展问题的关切，则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紧密相连。但在改革开放已逾四十年的今天，国族危机之焦虑已被个体如何突破日渐固化的阶层所取代。而这个时代的代表作是《蜗居》，是《中国合伙人》，是《三十而立》。在“新伤痕文学”中，理解主人公的关键词不再是苦难，而是苦闷或焦虑。尽管病症相同，但这种苦闷又明显不同于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因为“救亡”与“图存”这两个宏大的命题已经不合时宜，主人公甚至无法发出“祖国啊，你强大起来罢！”的呼喊。
指向未来的科幻写作是如何与关注当下新伤痕文学呼应的呢？仍以韩松的《医院》三部曲为例，尽管小说的故事发生于未来，但主人公的遭遇却脱胎于当下的“就医难”问题。作家舍弃了现实逻辑，让未来紧紧围绕这一问题产生形变，呈现出病态扭曲的样貌。“未来”这一时间维度之引入带来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可能，而更像是将科幻抽空为一种纯粹的，用以书写当下的表达形式——以王德威的说法，正是“史统散，科幻兴”。
不过，正因为将“新伤痕”从病理学上视为某种长期的心理创伤，新伤痕文学之写作往往将“爱”指认为疗法。如杨庆祥所言：“如果说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是一种对抗式的写作，并由此呈现出一种恨的美学，那么新伤痕文学书写出现了一种对话式的倾向，并出现了一种爱的美学。在对话的写作姿态和爱的美学中，新伤痕文学不僅发现并揭露了伤痕，并对此伤痕进行了照亮和疗愈。看到阴暗和伤害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重建确定和信任的希望哲学。”
新伤痕文学产生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叙事瓦解的时代：全球化、互联网、技术革命允诺的美好乌托邦已然全面崩塌，而人文学科对此可以说是一筹莫展。“爱”的面貌如此晦涩不清，是否足以担当弥合裂隙的重任？关注“新伤痕”的科幻写作能够带来新的“疫苗”吗？陈楸帆的《荒潮》正是探究这一问题的绝佳范本。
二、全球化之殇：
《荒潮》的现实主义关怀
《荒潮》是中国更新代代表科幻作家陈楸帆于2013年出版的长篇科幻小说，于2017年斩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并于201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小说围绕未来的一个南海小岛“硅岛”展开。在那里，政府靠从外国大量购买电子垃圾获利，发达国家得以甩掉烫手山芋，当地贫民则因垃圾处理获得就业机会，成为所谓“垃圾人”，地方豪强——在小说中为罗、林、陈这三个传统大宗族——则靠压榨这些垃圾人赚得盆满钵满。
2019年《荒潮》的再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在互联网上掀起热议的“环保少女”格雷塔·桑伯格;但《荒潮》并不仅仅是一部环保小说——事实上，环保问题也从来不仅仅是环保问题。 弹丸之地的硅屿中凝缩着全球化的图景。在《荒潮》中，终极敌人是卑鄙的外国资本——地方政府——贫民三赢公式：外国资本收获资源，赚取全部利润的大头;唯GDP是从的地方政府收获光鲜的政绩;而民众则收获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工资——当然这并非事实上的三赢，因为民众所得堪称微不足道，而且对自己付出的惨烈代价毫无话语权。
这样的事情是正在发生的。字面意义上的局部危机消失了，这是全球化必然付出的代价：通过将产业向全球分散，它的确极大地缩减了成本，增加了效益，但付出的代价是更高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将不可避免地由全球买单，并且不是按收益分配，而是借助于一个人力无法预测的混沌系统分配。以环保为例，对全球变暖责任最小的极端贫困人口们，往往要承担最惨烈的灾难性后果。时代的变化并未颠覆旧的权力秩序，因为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容易适应时代，而对于“草民”来说，没有适应时代的都被生物学意义上地淘汰了。
这个“三赢公式”正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负面投影。主宰中国未来的话语由“革命”变成了“交易”。交易是这个时代的根本逻辑，对改革开放最精确而直接的理解便是“换回之前丢失的时间”。既然是交易，那么同样要遵守冷酷的等价交换原则，总要有人成为“中国速度”的牺牲品。陈楸帆抓住了这种逻辑的吊诡之处，于是在小说中借主人公陈开宗之口说道：
“如果照陈开宗以往的性格，他多半会发表一番关于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理论，最后得出结论，发电厂的存在推动了海蜇种群的整体进化……可他突然沉默了。眼前的这个小女孩莫非不是这种理论的受害者？她们离乡背井来到这里，美其名曰为了发展经济，忍受着污染毒害、本地人的歧视和压榨，甚至客死他乡。他无论如何说不出‘这都是为了造福你们子孙后代’这种话来，就算事实如此。”[5]
陈楸帆不止一次在访谈中宣称，自己是一个关注现实主义的作家，甚至提出“只有现实主义的东西才能引发我的共鸣”。[6]从《荒潮》对硅屿的描写上来看，笔者认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至此，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写什么”上;“怎么写”才是这部小说最值得关注的。
三、塞伯格与神婆：旧与新的辩证法
在《荒潮》中，我们能看到陈楸帆为搭建硅屿所做的努力：宗族与神婆，海葬风俗，小混混口中的方言，喧嚷的海鲜夜市。这些景观的作用意在表现某种佐料式的“地方性”，但呈现出的效果却远不止于此。
让我们重新回到小说的开头：外国资本的代言人斯科特坐在酒桌上，和身为林氏宗族族长的林镇长借酒菜相互试探，他们要在饭桌上决定整个硅岛的未来。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想象，因为在这里，酒桌上的表现和谈判桌上的表现同等重要，都是左右最终决策的砝码。话题是新的，但言说方式是旧的;谈判者是新的，但谈判的逻辑同样是旧的。尽管斯科特自诩为“中国通”，但对他来说，这还是相当令人恼火的一次饭局：在林镇长的中国式顽固面前，他再次碰了钉子。
随后，陈楸帆将镜头拉向更远处。南海的海面上漂浮着电子垃圾，而昔日的小渔村则因严重的污染而难以为继，“垃圾人”取代渔民成为硅屿新的风景。垃圾中的毒素让他们遍体鳞伤，而廉价的义体技术、脑机接口等等，又让他们变成了所谓的塞伯格：“男人们赤裸着上身，炫耀着身上劣质的感应薄膜，他们戴着山寨版增强现实眼镜，躺在填满损毁显示器和废弃塑料的花岗岩灌溉堤坝上。”
这些都是小说新旧交替之逻辑的表征。“新”与“旧”之间的矛盾交替出现，最后居然形成了某种共谋。这是《荒潮》最令人诧异之处。这种共谋的最高潮就是在小说中，掌控硅屿的罗氏宗族一边靠压榨“垃圾人”们，从电子垃圾处理业务这一“新东西”中获利;一面吊诡地在独生子染上怪病时，认为孩子是“中了邪”，将神婆奉为座上宾。
就连小说的主人公陈开宗，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旧人”：这个大学生出身于陈氏宗族，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尽管在小说中，这个专业背景没有发挥出太大作用，但显然可见作者的有意为之），是作为斯科特的助手回到故乡的。再次面对自己故乡的传统时，他能感受到沉重的愚昧;但先进的教育带给他的则只有近乎幼稚的人文关怀，这使得他无论是面对硅屿暗潮汹涌的权势斗争，还是面对女孩小米的“觉醒”，都全然无能为力。太多的自怨自艾让陈开宗带上了一丝《沉沦》式的影子，变成了“零余者”般的存在。与其说他是故事的推动者，不如说他是故事的见证人。
甚至，对整个故事稍加分析便可看出，《荒潮》遵循的完全不是科幻小说应有的理性原则。它充满了诸如赛博义体、意识上传等细致的“硬设定”，但却讲了一个最为传统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或“因果报应”的故事。小米被迫与罗家为敌、感染电脑病毒化身“赛博神明”，与陈开宗巧遇并获得其帮助……一系列的情节推进都是造化弄人的结果，与科技全然无关。
四、革命与爱：你们这些还魂尸
如果说旧有的伤痕文学逻辑是将罪推到“旧”身上，以此为“新”赢得某种合法性;那么“新傷痕”的魅力正在于其“新”与“旧”的诡异辩证。我们把这种新旧辩证的逻辑继续向前推，又会看到什么？
在现实中，硅屿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的旧秩序看上去牢不可破;但在科幻小说中，作家可以根据自己手中的权柄，进行某种机械降神式的裁决——在小说中，体现为曾经饱受欺凌的少女小米，在电子垃圾堆中阴差阳错感染了某种能同时作用于人体的电脑病毒，结果在赛博空间内变成了新的存在——小米1。这个存在能够从网络空间中无限地攫取信息，又能借助网络通道无限地延展自己的肢体，她事实上成为了控制论意义上的神明。
在小说的结尾，小米1化身为德拉克洛瓦笔下的自由女神，带领义愤填膺的“垃圾人”们掀起了一场实力对等的革命。想想在结尾恰到好处地降临的台风与暴雨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中，“暴风骤雨”始终是革命的同义词;而小米1这一新的弥赛亚，则通过被神化的技术降生，将密码化、隐喻化的革命重新从坟墓中召唤回来。
《荒潮》所做的正是让革命“借尸还魂”，以晦涩不清的外貌再现。这最后的革命有一场嘉年华式的开端：所有的垃圾人在小米1的领导下，向硅屿的大宗族们发起了总攻。尽管这个情节被不少读者诟病为逻辑上太假、太不合常理，但它事实上又是如此顺理成章：如果作家有失误，那并非在于故事的发展不该导向这个结局，而是未能为这个结局做好足够的铺垫。 但更顺理成章的是——陈楸帆就此打住了，他没有深入去写这个成为神明的小米1可能会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及时刹车，转向了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式结尾——在罪魁祸首们以一种因果报应的姿态逐个伏诛之后，让垃圾人们破坏性的力量转变为营救台风中的灾民，而让陈开宗以爱的名义亲手摧毁了小米1。
这个结局并没有如预想般带来疗愈的力量。它让我们想到乌托邦最根本的焦虑——即对丧失熟悉世界的恐惧。这就是陈开宗面对小米1时的恐惧之源：并非因為她拥有神明的力量，也并非她的人性正在逐渐消失，而是祂的降临寄寓着某种晦涩不清的乌托邦愿景。小米1的神性形象完全满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的判断——“……这个虚构的创始人必须不具备一切的人类的脆弱，从而可以站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之外来对它进行改革;同时他还必须没有从他的改革功绩中获得政治或私人声望，否则就可能会导致父亲形象的滥用（斯大林）或导致君权神授式的法西斯领导。”[7]也正因如此，如同摩西无法直视何烈山上的耶和华一般，陈开宗放弃了凝视小米1的可能。
五、新伤痕文学与科幻之可能
《荒潮》的局限性，也是新伤痕文学在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杨庆祥补充道：“新伤痕文学作为文化应对的方式之一种，能够引起疗愈和拯救的希望，但是却不是全部。新伤痕时代要求提供一种更加具有整合作用的文化，一种刚健的，阔大的，融合了古今中西最优秀精神遗产的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文化，一种基于此时此刻并同时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文化。”
中国的科幻写作能够承载这样一种艰巨的建设性任务吗？从《荒潮》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科幻写作在虚构层面上具有天然优势，似乎仍无法在求“新”之同时突破“旧”的围追堵截。换言之，即使能够有效地书写中国问题，但对于“中国科幻”的成立来说，这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爱”并不是一个有效的中国式答案。在更多时候，相对于其疗愈效果，它带来的是委曲求全式的妥协。
那么，“中国式答案”究竟在何处？是对“祖国母亲”这一形象的弃而复归吗？是召唤摧枯拉朽的革命？还是拥抱头顶庞大的星空，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尺度重新审视“新伤痕时代”的种种悖谬？笔者无法在此给出答案，但至少，作家们更需要的可能不是用以指认伤痕或施虐者的智识，而是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勇气，一种“在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式的决断。
注释：
[1]即世界科幻大会（World SF Convention），是由世界科幻协会主办的科幻文化的主题活动。从1953年起，每年的大会都会揭晓雨果奖。
[2]清华大学科幻协会微信公众平台《大清幻协》，《今日感想》https：//mp.weixin.qq.com/s/7LQHRJzmxnvkr7YXO-N0Bw。
[3] 这里借用了王一川先生的提法，指的是文学中那种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呈现“中国”、或能使人从不同方面想象“中国”的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形象。参：王一川. 中国形象诗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9-10页。
[4]杨庆祥.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J].南方文坛.2017年06期.下引文同。
[5]陈楸帆.荒潮[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下引文同。
[6]呱啦啦.走过小径分岔的文字花园——陈楸帆访谈[J].世界科幻博览，2007（ 7） 。
[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M].译林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钟天意，青年作家，独立书评人。目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在笔者撰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一个在线上参加了2020年worldcon[1]的朋友满怀愤恨地告诉我在会上的所见所闻：在这个世界级科幻盛会历年必备的科幻界逝者纪念环节中，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居然没有提及于5月15日逝世的叶永烈先生;在同一天的会议中，清华大学科幻协会的摊位上还被不怀好意地问及“成都的自来水可以直接喝吗”。[2]因为此事并未被国内媒体注意，我无从判断公众得知此事后的反应。笔者无意据此为国内越演越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煽风点火，但从这个疏漏中，我们确实可以嗅出某种傲慢：叶永烈先生对中国科幻的贡献之深远姑且不提，仅是其作品能够入选冈恩的《科幻之路》丛书，便足以证明了他在世界科幻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傲慢的态度则不得不倒逼我们审视：我们一直以为继《三体》之后，中国科幻已经被“拉到了世界级水平”，不知又有多少是一厢情愿？
但要辨认中国科幻在世界科幻中真正的位置，我们首先就不得不追问：何谓“中国科幻”？“中国”与“科幻”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成为了当代科幻研究者颇为重视的话题，这个问题又随着多方势力加入讨论，反而越理越乱，成了桩说不清道不明的悬案。让这个问题值得讨论的最大功臣无疑是刘慈欣;但在他的创作逻辑中，“中国科幻”又恰恰是最不值得讨论的一个伪命题。如果我们要的是更多的刘慈欣，那么当代文学本就已支离破碎的框架就绝对无法容纳科幻文学的存在;如果执迷于对科幻小说审美层面的“中国化”改造，等在前面的则是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的陷阱。
然而，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可走：这条路径扭转了思考这一问题的角度，从寻觅“中国科幻”到书写“科幻中国”。前者不断追问的，是“中国可能的样貌”，因而不断执迷于所谓“中国形象”之书写[3];而后者追问的则是“如何书写当下中国的样貌”，将科幻抽空为一种纯粹的表现手法，譬如韩松笔下的“鬼魅中国”。
而这种处理方式恰巧与学者杨庆祥于2017年提出的“新伤痕文学”概念[4]不谋而合。在此，笔者试引用新伤痕文学的框架，以此概括此类科幻写作的美学逻辑与现实诉求之得失。
一、“新伤痕文学”：
爱是可以疗伤的吗？
何谓“新伤痕文学”？顾名思义，它延续并扬弃了旧有的“伤痕文学”之脉络。作为“伤痕文学”中刻下伤痕的施虐者，政治在今天已经相当于半退场了，但新的“伤痕”仍在源源不断地产生。以“新”易“旧”的目的，便是揪出新的施虐者。
在《“新伤痕”文化及其应对》一文中，杨庆祥将我们所处的时代命名为“新伤痕时代”。社会阶层固化与分配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产能与利润的过剩，以及由此而生的，文化上的全面扭曲——经济至上论、发展万能论与都市丛林法则的甚嚣尘上，而个体的地位则被无情抹杀——是它的时代内涵;而这个时代带来的“新伤痕”则不同于“旧伤痕”，是隐性的、不具体的。新伤痕文学正是滥觞于此的一种新文学潮流。
新伤痕文学这一命名对当代文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为它直面的根源是所谓的“经济挂帅”。现当代文学的百年来，经济问题还从来未成为过主要的影响来源;如茅盾在《子夜》中详尽刻画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商场的挣扎求生，本质上仍旧归属于“救亡”之范畴;而早期“改革文学”中对发展问题的关切，则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紧密相连。但在改革开放已逾四十年的今天，国族危机之焦虑已被个体如何突破日渐固化的阶层所取代。而这个时代的代表作是《蜗居》，是《中国合伙人》，是《三十而立》。在“新伤痕文学”中，理解主人公的关键词不再是苦难，而是苦闷或焦虑。尽管病症相同，但这种苦闷又明显不同于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因为“救亡”与“图存”这两个宏大的命题已经不合时宜，主人公甚至无法发出“祖国啊，你强大起来罢！”的呼喊。
指向未来的科幻写作是如何与关注当下新伤痕文学呼应的呢？仍以韩松的《医院》三部曲为例，尽管小说的故事发生于未来，但主人公的遭遇却脱胎于当下的“就医难”问题。作家舍弃了现实逻辑，让未来紧紧围绕这一问题产生形变，呈现出病态扭曲的样貌。“未来”这一时间维度之引入带来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可能，而更像是将科幻抽空为一种纯粹的，用以书写当下的表达形式——以王德威的说法，正是“史统散，科幻兴”。
不过，正因为将“新伤痕”从病理学上视为某种长期的心理创伤，新伤痕文学之写作往往将“爱”指认为疗法。如杨庆祥所言：“如果说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是一种对抗式的写作，并由此呈现出一种恨的美学，那么新伤痕文学书写出现了一种对话式的倾向，并出现了一种爱的美学。在对话的写作姿态和爱的美学中，新伤痕文学不僅发现并揭露了伤痕，并对此伤痕进行了照亮和疗愈。看到阴暗和伤害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重建确定和信任的希望哲学。”
新伤痕文学产生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叙事瓦解的时代：全球化、互联网、技术革命允诺的美好乌托邦已然全面崩塌，而人文学科对此可以说是一筹莫展。“爱”的面貌如此晦涩不清，是否足以担当弥合裂隙的重任？关注“新伤痕”的科幻写作能够带来新的“疫苗”吗？陈楸帆的《荒潮》正是探究这一问题的绝佳范本。
二、全球化之殇：
《荒潮》的现实主义关怀
《荒潮》是中国更新代代表科幻作家陈楸帆于2013年出版的长篇科幻小说，于2017年斩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并于201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小说围绕未来的一个南海小岛“硅岛”展开。在那里，政府靠从外国大量购买电子垃圾获利，发达国家得以甩掉烫手山芋，当地贫民则因垃圾处理获得就业机会，成为所谓“垃圾人”，地方豪强——在小说中为罗、林、陈这三个传统大宗族——则靠压榨这些垃圾人赚得盆满钵满。
2019年《荒潮》的再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在互联网上掀起热议的“环保少女”格雷塔·桑伯格;但《荒潮》并不仅仅是一部环保小说——事实上，环保问题也从来不仅仅是环保问题。 弹丸之地的硅屿中凝缩着全球化的图景。在《荒潮》中，终极敌人是卑鄙的外国资本——地方政府——贫民三赢公式：外国资本收获资源，赚取全部利润的大头;唯GDP是从的地方政府收获光鲜的政绩;而民众则收获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工资——当然这并非事实上的三赢，因为民众所得堪称微不足道，而且对自己付出的惨烈代价毫无话语权。
这样的事情是正在发生的。字面意义上的局部危机消失了，这是全球化必然付出的代价：通过将产业向全球分散，它的确极大地缩减了成本，增加了效益，但付出的代价是更高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将不可避免地由全球买单，并且不是按收益分配，而是借助于一个人力无法预测的混沌系统分配。以环保为例，对全球变暖责任最小的极端贫困人口们，往往要承担最惨烈的灾难性后果。时代的变化并未颠覆旧的权力秩序，因为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容易适应时代，而对于“草民”来说，没有适应时代的都被生物学意义上地淘汰了。
这个“三赢公式”正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负面投影。主宰中国未来的话语由“革命”变成了“交易”。交易是这个时代的根本逻辑，对改革开放最精确而直接的理解便是“换回之前丢失的时间”。既然是交易，那么同样要遵守冷酷的等价交换原则，总要有人成为“中国速度”的牺牲品。陈楸帆抓住了这种逻辑的吊诡之处，于是在小说中借主人公陈开宗之口说道：
“如果照陈开宗以往的性格，他多半会发表一番关于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理论，最后得出结论，发电厂的存在推动了海蜇种群的整体进化……可他突然沉默了。眼前的这个小女孩莫非不是这种理论的受害者？她们离乡背井来到这里，美其名曰为了发展经济，忍受着污染毒害、本地人的歧视和压榨，甚至客死他乡。他无论如何说不出‘这都是为了造福你们子孙后代’这种话来，就算事实如此。”[5]
陈楸帆不止一次在访谈中宣称，自己是一个关注现实主义的作家，甚至提出“只有现实主义的东西才能引发我的共鸣”。[6]从《荒潮》对硅屿的描写上来看，笔者认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至此，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写什么”上;“怎么写”才是这部小说最值得关注的。
三、塞伯格与神婆：旧与新的辩证法
在《荒潮》中，我们能看到陈楸帆为搭建硅屿所做的努力：宗族与神婆，海葬风俗，小混混口中的方言，喧嚷的海鲜夜市。这些景观的作用意在表现某种佐料式的“地方性”，但呈现出的效果却远不止于此。
让我们重新回到小说的开头：外国资本的代言人斯科特坐在酒桌上，和身为林氏宗族族长的林镇长借酒菜相互试探，他们要在饭桌上决定整个硅岛的未来。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想象，因为在这里，酒桌上的表现和谈判桌上的表现同等重要，都是左右最终决策的砝码。话题是新的，但言说方式是旧的;谈判者是新的，但谈判的逻辑同样是旧的。尽管斯科特自诩为“中国通”，但对他来说，这还是相当令人恼火的一次饭局：在林镇长的中国式顽固面前，他再次碰了钉子。
随后，陈楸帆将镜头拉向更远处。南海的海面上漂浮着电子垃圾，而昔日的小渔村则因严重的污染而难以为继，“垃圾人”取代渔民成为硅屿新的风景。垃圾中的毒素让他们遍体鳞伤，而廉价的义体技术、脑机接口等等，又让他们变成了所谓的塞伯格：“男人们赤裸着上身，炫耀着身上劣质的感应薄膜，他们戴着山寨版增强现实眼镜，躺在填满损毁显示器和废弃塑料的花岗岩灌溉堤坝上。”
这些都是小说新旧交替之逻辑的表征。“新”与“旧”之间的矛盾交替出现，最后居然形成了某种共谋。这是《荒潮》最令人诧异之处。这种共谋的最高潮就是在小说中，掌控硅屿的罗氏宗族一边靠压榨“垃圾人”们，从电子垃圾处理业务这一“新东西”中获利;一面吊诡地在独生子染上怪病时，认为孩子是“中了邪”，将神婆奉为座上宾。
就连小说的主人公陈开宗，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旧人”：这个大学生出身于陈氏宗族，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尽管在小说中，这个专业背景没有发挥出太大作用，但显然可见作者的有意为之），是作为斯科特的助手回到故乡的。再次面对自己故乡的传统时，他能感受到沉重的愚昧;但先进的教育带给他的则只有近乎幼稚的人文关怀，这使得他无论是面对硅屿暗潮汹涌的权势斗争，还是面对女孩小米的“觉醒”，都全然无能为力。太多的自怨自艾让陈开宗带上了一丝《沉沦》式的影子，变成了“零余者”般的存在。与其说他是故事的推动者，不如说他是故事的见证人。
甚至，对整个故事稍加分析便可看出，《荒潮》遵循的完全不是科幻小说应有的理性原则。它充满了诸如赛博义体、意识上传等细致的“硬设定”，但却讲了一个最为传统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或“因果报应”的故事。小米被迫与罗家为敌、感染电脑病毒化身“赛博神明”，与陈开宗巧遇并获得其帮助……一系列的情节推进都是造化弄人的结果，与科技全然无关。
四、革命与爱：你们这些还魂尸
如果说旧有的伤痕文学逻辑是将罪推到“旧”身上，以此为“新”赢得某种合法性;那么“新傷痕”的魅力正在于其“新”与“旧”的诡异辩证。我们把这种新旧辩证的逻辑继续向前推，又会看到什么？
在现实中，硅屿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的旧秩序看上去牢不可破;但在科幻小说中，作家可以根据自己手中的权柄，进行某种机械降神式的裁决——在小说中，体现为曾经饱受欺凌的少女小米，在电子垃圾堆中阴差阳错感染了某种能同时作用于人体的电脑病毒，结果在赛博空间内变成了新的存在——小米1。这个存在能够从网络空间中无限地攫取信息，又能借助网络通道无限地延展自己的肢体，她事实上成为了控制论意义上的神明。
在小说的结尾，小米1化身为德拉克洛瓦笔下的自由女神，带领义愤填膺的“垃圾人”们掀起了一场实力对等的革命。想想在结尾恰到好处地降临的台风与暴雨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中，“暴风骤雨”始终是革命的同义词;而小米1这一新的弥赛亚，则通过被神化的技术降生，将密码化、隐喻化的革命重新从坟墓中召唤回来。
《荒潮》所做的正是让革命“借尸还魂”，以晦涩不清的外貌再现。这最后的革命有一场嘉年华式的开端：所有的垃圾人在小米1的领导下，向硅屿的大宗族们发起了总攻。尽管这个情节被不少读者诟病为逻辑上太假、太不合常理，但它事实上又是如此顺理成章：如果作家有失误，那并非在于故事的发展不该导向这个结局，而是未能为这个结局做好足够的铺垫。 但更顺理成章的是——陈楸帆就此打住了，他没有深入去写这个成为神明的小米1可能会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及时刹车，转向了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式结尾——在罪魁祸首们以一种因果报应的姿态逐个伏诛之后，让垃圾人们破坏性的力量转变为营救台风中的灾民，而让陈开宗以爱的名义亲手摧毁了小米1。
这个结局并没有如预想般带来疗愈的力量。它让我们想到乌托邦最根本的焦虑——即对丧失熟悉世界的恐惧。这就是陈开宗面对小米1时的恐惧之源：并非因為她拥有神明的力量，也并非她的人性正在逐渐消失，而是祂的降临寄寓着某种晦涩不清的乌托邦愿景。小米1的神性形象完全满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的判断——“……这个虚构的创始人必须不具备一切的人类的脆弱，从而可以站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之外来对它进行改革;同时他还必须没有从他的改革功绩中获得政治或私人声望，否则就可能会导致父亲形象的滥用（斯大林）或导致君权神授式的法西斯领导。”[7]也正因如此，如同摩西无法直视何烈山上的耶和华一般，陈开宗放弃了凝视小米1的可能。
五、新伤痕文学与科幻之可能
《荒潮》的局限性，也是新伤痕文学在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杨庆祥补充道：“新伤痕文学作为文化应对的方式之一种，能够引起疗愈和拯救的希望，但是却不是全部。新伤痕时代要求提供一种更加具有整合作用的文化，一种刚健的，阔大的，融合了古今中西最优秀精神遗产的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文化，一种基于此时此刻并同时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文化。”
中国的科幻写作能够承载这样一种艰巨的建设性任务吗？从《荒潮》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科幻写作在虚构层面上具有天然优势，似乎仍无法在求“新”之同时突破“旧”的围追堵截。换言之，即使能够有效地书写中国问题，但对于“中国科幻”的成立来说，这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爱”并不是一个有效的中国式答案。在更多时候，相对于其疗愈效果，它带来的是委曲求全式的妥协。
那么，“中国式答案”究竟在何处？是对“祖国母亲”这一形象的弃而复归吗？是召唤摧枯拉朽的革命？还是拥抱头顶庞大的星空，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尺度重新审视“新伤痕时代”的种种悖谬？笔者无法在此给出答案，但至少，作家们更需要的可能不是用以指认伤痕或施虐者的智识，而是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勇气，一种“在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式的决断。
注释：
[1]即世界科幻大会（World SF Convention），是由世界科幻协会主办的科幻文化的主题活动。从1953年起，每年的大会都会揭晓雨果奖。
[2]清华大学科幻协会微信公众平台《大清幻协》，《今日感想》https：//mp.weixin.qq.com/s/7LQHRJzmxnvkr7YXO-N0Bw。
[3] 这里借用了王一川先生的提法，指的是文学中那种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呈现“中国”、或能使人从不同方面想象“中国”的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形象。参：王一川. 中国形象诗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9-10页。
[4]杨庆祥.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J].南方文坛.2017年06期.下引文同。
[5]陈楸帆.荒潮[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下引文同。
[6]呱啦啦.走过小径分岔的文字花园——陈楸帆访谈[J].世界科幻博览，2007（ 7） 。
[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M].译林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钟天意，青年作家，独立书评人。目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