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桂板着脸颇为严肃地说道：“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1940年12月底，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先后由昆明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傅斯年把房子分配完毕，即回重庆中研院总办事处帮助上任不久的代理院长朱家骅处理各种繁琐事务，史语所的日常工作由李方桂代为主持。
　　李方桂者，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人也，1902年李方桂出生于广东，十岁时随母亲二度进京读书，后考入清华学堂，并于1924年渡海远赴美国安阿波尔的执密安大学攻读语言学和哲学。两年后的1926年，当他拿到了语言学学士学位，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语言学，接受美国最重要的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伦纳德·布龙菲德尔和达尔宁·勃克等三位教授的悉心指导进行语言学训练。正是得益于三位大师的精诚指导，极具天赋的李方桂才成就了未来在语言学事业的辉煌功业。
　　1929年，李氏拿到了博士学位，决定回国。
　　在李氏回国之前，曾给赵元任写信告知行期，赵氏又告知了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并建议把这位学成归来的大字号“海龟”延聘到中研院语言组做研究工作。李乘坐的“不列颠皇后”号轮船刚一抵达上海，求贤若渴的蔡元培就派一位代表及时登船，把李方桂接到早已订好的旅馆中看护起来。此举令喝惯了洋墨水的李方桂深为感动。
　　李氏住进旅馆的第二天，蔡元培就邀请他到自己在上海的家中做客并共进午餐，席间谈到准备任命李方桂为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的打算。李方桂接受这个职位，于1930年正式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在赵元任主持的语言学组与罗常培等著名学者共事。
　　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前，李方桂与赵元任先后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夏威夷大学讲学。1939年，李氏回国，此时史语所已迁往昆明，赵元任在昆明小住不久，即再度赴美到耶鲁大学接替了李方桂留下的空缺职位。但中研院史语所语言组主任一职出缺，见李方桂归队，傅斯年蒙生了让其代理赵氏职务的打算。因事出仓促，想不到竟碰了钉子。
　　可能李方桂因当年父亲入仕为官和中年隐退的经历，幼小心灵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自他入清华学校之后，就对参政为官之人产生了厌恶之情，并立志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当他自美返国后，在抗战前八年的中研院研究生活中，对傅斯年平时显现的霸气与牛哼哼的劲头越来越看不顺眼，更对其整天晃动着笨重的身子，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为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指手画脚的举动感到不快，甚至从心理深处产生了憎恶之情。如今见傅氏找上门来让自己出任代理所长的“官”，久积于胸中的块垒经此触动，如同一根细小的引线点燃了火药，枪管中的弹丸受到火力的助推，“唰”地一声穿堂而出，朝着傅斯年发射而来。
　　李方桂板着脸颇为严肃地说道：“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闻听此言，顿时面红耳赤，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额头上已是汗珠点点，他掏出手巾一边擦汗一边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李方桂，知趣地躬身作了一个长揖，退出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懵懵懂懂地挨了一枪狼狈地溜走后，李方桂觉得自己刚才的言语有些过火，遂有几分悔意。在以后的日子，李氏自动低调处理与傅斯年的关系，两人在表面上又成了相互依托的朋友。
　　但二人很难倾心相交。正如多少年后李方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莱伍德市他的别墅中，对自己的口述记录者所言：“除了普通的学术上联系外，我们很少有共同的话题，因为我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然作为朋友，又另当别论……当然啦，首先他是研究所所长，位置高高在上，再者……”
　　“再者”之后的省略号中隐含着什么具体内容，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