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还是八三年的冬天，腊八过了，“还缺春卷”，准备年夜饭的妈妈说。每年的年夜饭，春卷蛋饺馄饨，是江南非常重要的过年标志，怎么可以没有。全家都很兴奋，都在商量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兄弟两个，我和我弟弟，给家里跑腿，逛街，买零食，闯祸，都是一起的。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去买春卷皮。像我们小孩，我十岁，弟弟小我三岁，在80年代初，衡量自己是不是长大的方式，就是看你背得动多少分量。二十斤啊，五十斤啊，要是你背得动一百斤，那就是大英雄了。记得我们在粮店里，两个人一起背回来五十斤米那一天，简直就是一个盛大的成年典礼。就觉得这个事情太了不起，认为自己长大了，怎么能更了不起，那就是背一百斤。爸爸说他能拿两百斤，不信，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一百斤肯定是没问题的，他是大人啊。
　　问题是那个时候的粮店不卖春卷皮，卖面粉和米，还有面条。有一个巨大的铁管，你就从那里面，等着米慢慢慢慢地流出来，拿个二十斤或者五十斤的布口袋接好，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菜场才有春卷皮，卖春卷皮子的宁波阿姨，是一个懒惰、但是拥有神技的人，可能拥有神技的人都比较懒惰，她就那么懒洋洋的，捏着一小团灰黄的湿面团，小小一座煤球风炉，横块黑铁片，摁一下就得一张圆薄饼，真的滴溜滚圆。但是伊懒呀，每天下半日，三点敲过才出摊，已经有人在炉子前排队了。做一会儿，面团用完，拍屁股就走了，求她也没用。哦哦对了，那时候，80年代初，春卷皮好像一直在涨价，从两毛涨到了五毛。所以得候着，到了时间，带够了钱，才能买回来。
　　春卷皮买回来了，还是软的，热的，要很有耐心和技巧，一张一张撕开。記忆有点模糊了，味道是家里调的，应该几十年没有太多变化。但是并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春卷，馅料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配方。可能今天家里吃得会考究一点，比如会有笋丝，有菌类，至少会有香菇。那个时候，唯一的记忆，是有一点肉丝，就是很幸福的事情，而且肉也不是什么好肉。那时候全上海都没有一块好肉，都是冻过的。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猪肉总该有一点令人不快的味道。就像见到范冰冰那种感觉，过于油腻又不太新鲜，肉夹气。
　　肉是用肉票钞票买的，七七八八都有了，下来就缺最要紧、也最便宜的东西：白菜。价钱还是真便宜，那个时候是三分五分一斤吧，具体价钱也记不住了，但是买白菜不太容易，特别是当你想买好一点，不是拿来做烂糊肉丝，而是一本正经过年，做春卷，那个白菜你就得早早地去菜场，候着。
　　上海那个时候的凌晨，最早的声音是拾荒者，好多拾荒者，会拖着长长的拖车，走长长的路，那个声音很好听，铁链子、小铁轮胎、车子在柏油马路上经过的声音悠长深远，像手牵着小火车一样，经常会把人从昨晚的最后一个梦境里拖出来。还有送报纸的邮递员，送牛奶的牛奶工，我记得有一个牛奶工口哨吹得特别嘹亮，世界名曲。接下来就是在愚园路上飞驰的20路和21路公交头班车。卖票员困势懵懂地说着：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这个时候天就会慢慢地亮起来。
　　今天是步行街的乌鲁木齐北路原来是菜场。左边是温州烤鸡乾隆凤爪，右边是个小院子，里面有棵很好看的石榴树。现在已经盖高房子了。我和弟弟出门比早班车还早，大概就比拾荒的晚那么一会儿，满天星星，两个小近视眼只能看到有限的几颗。最亮的叫金星，真看得见，在东边，我们朝着东边走，月亮已经躲到屁股后面去了。
　　菜场里高高地堆着白菜，没有几个人，去得太早了，以为我和我弟弟是第一第二名，结果卖菜的那个摊子前已经有人了。有人不算，还摆着两块砖头，那个不能动。如果想把这砖头一脚踢开，不定什么地方，会飘来个老头老太太，骂你不懂事情，那个砖头是他放在那里，代表他本尊的。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放的，因为大清早的放块砖头，为什么不直接排队呢。说句老实话，这个菜场里面，除了脏水，就是这堆白菜，也没有别的摊儿，早上三四点钟谁也不会开门，他又不可能跑到别的摊子，去看东看西的。所有的老板，连最勤勉的温州烤鸡店的老板都在睡觉。可你还是不能动那个砖，一动，老太太就钻出来了，觉得她那个魂灵，真的附在砖头上面。
　　春节的第一天，对，就是年初一，满地鞭炮屑来不及扫的那天，外婆第一个发现我不太舒服的样子，她摇摇头，说：你可不能再吃春卷啦，我刚才数了一下，一顿饭你吃了十六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