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深耕艺术片20年的贾樟柯推出新片《江湖儿女》，收获了他迄今为止的个人最高国内公映票房：6951万。
　　2018年的最后一天，初出茅庐的艺术片新星毕赣的个人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公映，当日票房：2.6亿。
　　凭借“一吻跨年”的营销口号，《地球》打开了国产艺术片此前一直可望而不可即的巨大票仓。然而跨年之后，一道更难跨越的鸿沟毫无意外地出现在眼前——艺术片受众与抖音受众的重大落差，把许多人幻想中的“一吻跨年”变成了“一觉跨年”。
　　2019年的第一天很快來临，如同许多媒体的预测，《地球》遭到了观众报复性的“差评”与“反噬”。没能顺利把《地球》当作跨年夜恋爱前戏的人们开骂了。一片“诈骗式营销”声中，《地球》讲了什么变得不重要，《地球》在文艺片序列中究竟占据了怎样的坐标也不再被人们讨论——当营销打破了普通观众与文艺观众的次元壁，《地球》也迷失在银河中，从文艺片规律的公转自转，幻化成了漫无目的的宇宙漂移。
　　公映一周以后，《地球》的单日票房已经从第一天的2.6亿下跌到不足100万。如果没有“一吻跨年”和随之而来的断崖式差评，这部艺术片大致会有多少票房？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像看起来那么覆水难收无法作答——让我们把《地球》目前的总票房2.8亿，减去第一天由营销带来的最高单日票房2.6亿，也许，2000万这个数字，才是《地球》真正受众理应贡献的票房。
　　高吗？相对2.8亿来讲当然极低；但对于一位新导演来说，2000万仍然是一个体面的艺术片票房，更不用说，这个数字也已经是毕赣处女作《路边野餐》650万票房的三倍。
　　事到如今，对2.8亿合理性的争论不休已成常态；但我更想探讨的却是，假如把《地球》放回它的银河序列，让它继续自由地公转自转，它在文艺片的坐标中会占据怎样的一席之地？

假如把《地球》放回它的银河序列，让它继续自由地公转自转，它在文艺片的坐标中会占据怎样的一席之地？

被神摸过的孩子，又被贵人推了一把

　　第一天遇到毕赣的时候，制片人单佐龙告诉朋友：“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天才。”
　　初见毕赣，监制沈暘眼里的他，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稳重”。
　　在演员汤唯看来，毕赣“定得像尊佛”。
　　而当他对黄觉讲述《地球》的梗概时，“一开口就令人着迷”。
　　迟至处女作《路边野餐》完成拍摄之时，毕赣还是一个“野生导演”，大专毕业，学的是电视编导，干的是婚庆摄像。拍摄《路边野餐》的20万资金，一大半来自他大学时代的影视老师丁建国，一小半来自家人集资。
　　但谁也不能否认，毕赣不仅野生，还是一个迷影型导演。《路边野餐》这个片名，就来自一篇科幻小说——塔可夫斯基曾根据这篇小说拍了电影《潜行者》，后者给毕赣留下了烙印。
　　只是，野生，迷影，文艺，都不足以造神。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还需要伯乐的一双眼睛。
　　2015年，怀揣着《路边野餐》而不知何处去的毕赣，遇到了他后来的监制沈暘。作为资深电影人，沈暘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做过多年的中国电影项目创投，熟知艺术片的海外发行——她曾为刁亦男导演监制《白日焰火》，拿下柏林金熊奖和超过1亿元的国内票房；也曾让年轻导演李霄峰的处女作《少女哪吒》入围釜山国际电影节；著名导演章明的新作《冥王星时刻》同样由她监制。
　　遇到沈暘，是毕赣的幸运，也是他的实力。“一看到《路边野餐》就非常喜欢，浑然天成，拍摄于贵州凯里的这部电影，既有东方文化的境界，也有自己的美学野心和魄力。”尽管已经和国内众多知名艺术片导演有过合作，沈暘还是在第一时间为《野餐》所惊艳。她用“被神摸过的孩子”来形容毕赣，觉得他稳重中透露出智慧，内心住着一个小孩，完全不受外界干扰。
　　在中国，一部艺术片想要获得广泛关注，方法和几十年前几乎没有差别——最好还是先赴国际影展，墙外开花，墙内吐香。上百个国际电影节，去哪个更加气质相投，到哪里更加价值观相近？沈暘思量再三，为《野餐》选定了第一站：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所有人都在为毕赣塑造一个非同于“野生”的电影工业环境，期待他的第二部“作者电影”能够在工业环境下尽情实现想象力的放飞。

　　“洛迦诺除了更加支持年轻导演，还会比较偏向于西班牙语系影片，在洛迦诺的参展会直接影响到一部影片在南美的销售情况。当时我们觉得《野餐》的气质是偏南美的，所以第一站就选择了洛迦诺。”事实证明沈暘的判断是准确的，《野餐》让毕赣获得了洛迦诺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金豹奖。接着，沈暘又带着毕赣马不停蹄地跑了50多个国际电影节，一举扬名国际。而在国内，观众也开始知道，艺术片导演之中又出了一个新星，名叫毕赣。
　　“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确了国际发行的策略。”沈暘告诉记者，“艺术电影需要国际电影节策略，因为此类影片的宣发预算一般都不高，而一旦参加了国际电影节，等于是自动配置了大量的国际媒体，给了影片最高效率的口碑发酵机会，更不用说国际电影节本身就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

百倍投资下，新导演的坚持与崩溃

　　《野餐》一战封神之后，《地球》的出现几乎是无缝衔接。 　　2015年生日那天，沈暘收到了毕赣送给她的一本小说：南美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和《路边野餐》借用科幻小说名字一样，毕赣再次借题发挥，已经开始写作新电影的故事梗概。
　　因为金马奖对《野餐》的赏识，他们带着《地球》的大纲来到金马奖的创投现场——此时，《地球》的项目预算还只是谨慎的400万。评审贾樟柯的一句话，让400万变成了2000万，他说：“项目的故事梗概已经这么敢想了，为什么预算却不敢往上提？”
　　借着《野餐》的风头，2000万很快就位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支豪华的艺术片“梦之队”——主演黄觉、汤唯，文学顾问是王家卫《一代宗师》的编剧顾问张大春，美术指导是侯孝贤《千禧曼波》的美术设计王志诚，摄影指导是侯孝贤《刺客聂隐娘》的摄影师姚弘易，声音指导是刁亦男《白日焰火》的录音师李丹枫，电影配乐是侯孝贤和贾樟柯的御用音乐人林強。
　　这些专业人士的云聚，一半是因为沈暘的人脉，还有一半，来自于台湾文化圈对于《野餐》非比寻常的欣赏。文艺片男神黄觉和文艺片女神汤唯的就位也毫不费力——沈暘和汤唯的经纪人本是好友，而黄觉更是《路边野餐》的“自来水”，他说自己差点在电影院内嚎啕大哭，看完之后还找人定做了一个手镯，在上面刻了毕赣影片中的诗句：“我搬进鸟的眼睛，经常盯着路过的风”。
　　2000万大投资，文艺片天团加盟，所有人都在为毕赣塑造一个非同于“野生”的电影工业环境，期待他的第二部“作者电影”能够在工业环境下尽情实现想象力的放飞。
　　毕赣也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依然选择在自己的故乡、贵州凯里拍摄，哪怕它是一个“小地方”。
　　“他告诉我，要从自己最熟悉的空间开始拍，要拍尽他在凯里的‘三房两厅’。”沈暘说。她和所有主创都支持导演的这个决定。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2017年6月15日，《地球》开机的第一天，就停机了。
　　后来，制片人单佐龙在《地球的至暗时刻》里写到这黑暗的一天：“上午9点，凯里暴雨，开机仪式潦草收场。下午放晴，美术场景到最后都没达到要求，但是协调好的开机时间已到。平时不甘妥协的毕赣，尝试着硬拍下去，但最终还是过不了自己那关，于是我们决定停机。……停机一天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万，两个毫无工业经验的导演和制片，瞬间被击倒……”
　　此后，“换人”成了《地球》的一个关键词。刚从《暴雪将至》剧组下来的美术指导刘强，家都没回，直接进了《地球》剧组，替换了原本因为对当地文化不够熟悉而无法达到导演置景要求的台湾美术团队；接着，刁亦男的御用摄影师董劲松也被请来，继续完成2D和3D部分的拍摄；而当3D长镜头连拍两条都达不到导演的预想之后，董劲松已经不得不赶赴下一个刁亦男导演《南方车站的聚会》的剧组，《地球》不得不通过法国联合制片方，找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野马》的摄影师大卫·查泽雷（David Chizallet）救场……所以最终，在金马奖的“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配乐”“最佳音效”获奖名单里，你会见到许多人的名字。
　　《地球》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共同创作。2000万带来的不仅是更加完善的电影工业分工体系，还有一个新导演对于工业体系的预估不足——毕赣说，拍《野餐》的时候是他一个人发蒙，而《地球》，是一群人一起蒙——身为领头羊，他需要带队，而他带队的这些人，资历却都要比他深个好几十年，每个人走出来，几乎都是一部中国独立电影史。

　　再稳重，再淡定如佛的人，也难逃崩溃时刻。在单佐龙的回忆中，地球的至暗时刻，毕赣也曾声嘶力竭：“我现在什么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妈的只要拍完这部电影！”

这一次，全世界围着地球转动

　　2017年10月，《地球最后的夜晚》官宣“忽然杀青”。“杀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从来不会唱歌的毕赣，借着酒劲哭出声来：“你们都看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天才，我现在连一部电影都拍不完。”
　　电影是拍完了，可是“忽然”两个字里，隐约埋伏着危机。
　　事后，执行导演钟倍尔告诉记者：“《地球》拍摄当中遇到许多困难，很多次都觉得这部片子是拍不成了。最后一个3D长镜头终于拍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电影是好不容易拍完了，但也只是完成而已。没有人觉得满意。”
　　6月开拍，10月杀青，11月，决定重拍。
　　这一拍，就拍到了次年2月9日早晨7点。
　　像梦一场，更像是做了一个噩梦以后，不甘心醒来，一定要把这个梦做好为止。
　　早在开拍之前，毕赣就打定主意要拍这个3D长镜头，《地球》以2D开场，到了中途，观众和影片里的黄觉同时戴上3D眼镜，进入长达1小时的3D长镜头，“像一层层梦境往下跌落，落到记忆最深处的甜蜜里。”在他看来，3D这种材质，跟记忆，跟梦境，都非常贴合。这个镜头拍不好，《地球》等于无法立足。
　　神再次抚摸了毕赣。
　　和某位因为执意保留四小时片长而被资深监制痛斥“你以为别人是傻逼看不出来你要表达的肤浅东西”的新导演相比，毕赣实在是幸运得多——全世界都好像在围着“地球”转动——主要投资方华策认领了超支的部分，太合认领了双倍份额，台湾华文创和韩寒的亭东影业也在第一时间追加了投资；接着，监制沈暘引入中影国际基金，制片人万娟找到黄晓明与经纪人郭亭婷出资，演员黄觉也拉来了自己的好朋友袁弘张歆艺夫妇加入投资；后来，为了赶上戛纳电影节，优酷、腾讯、猫眼、蓝色星空又成为《地球》的最后一轮投资方。5000万，定格了《地球》最终的制作成本。
　　很快，演员们也都回来了，不管是从新剧组请假的汤唯、黄觉，还是远道再来的张艾嘉，大家都心照不宣、不计报酬地重聚在一起，为了那个3D长镜头。 　　“长镜头不完成的话，前面所做的努力就都白费了。”戏份最多的黄觉说，“不用说个人情怀，也不用说跟导演的关系，就是为了保全一部作品，只有把长镜头拍好了，才能完成共同创作。”
　　在他的印象中，原本的3D长镜头和如今呈现的最终版本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最早，《地球》的结尾落在汤唯饰演的万绮雯和他饰演的罗纮武一起坐在那个本该旋转的房间，两个人就这样对视了20分钟，坐等天亮，房间并没有旋转；而张艾嘉饰演的母亲，则在广场上游荡，等待偷情的养蜂人。
　　“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和解，但和解的形式很不一样。”不断的修改，不断的说服，在黄觉看来，“毕赣是一个很有煽动力的人，我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传销组织的头头，我们到贵州就是进了一个传销组织。你会愿意听他说话，或者你会好奇他的内心。”
　　同样的形容，也出现在监制沈暘那里——她眼中的毕赣不仅是一个想象力飞驰的天才，更是一个气场特别强大，可以hold住全场的人——“为了达到对影像的要求，他可以顶住压力换主创，换团队，非常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这么一个“老派的年轻人”，平时待人接物谦和有礼，说话很慢声音也很低，一旦投入创作，马上变成一个“爆破者”。

　　“换了别的青年导演，肯定早就妥协了。但是毕赣几乎没有妥协的时候，面对质疑，他总是可以提出新的剧本、新的想法，让大家心服口服。”执行导演钟倍尔说，“最困难的时候，人员的回归，资金的加入，都是基于对他才华的信任。”

地球最后的夜晚，也是艺术片晦暗的黎明

　　实际上，毕赣反复修改的不只是最后一个长镜头——前面2D的部分，也经历了“每一分钟都在不停推翻不停重建”的过程。在毕赣的要求下，黄觉提前2个月进组，为的就是学好凯里方言——因为他无法按照固定剧本照本宣科，剧本每时每刻都在变，想要跟上，就必须全方位地学语言。进组时，毕赣给了他一本法国小说《八月的星期天》，让他通过念这本书的方式来练习方言。
　　许多观众在看完《地球》之后，会拿它与影史上知名的艺术片大师相比较，说毕赣像中国的塔可夫斯基，像贵州的阿彼察邦；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福茂说《地球》继承了侯孝贤和大卫·林奇的风格；监制沈暘说3D梦境段落的开放性与南美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有某种气质共通之处；影评人毛尖则认为《地球》的电影语法很像安东尼奥尼的《奇遇》。
　　在我看来，《地球》的拍摄过程反倒让毕赣更加接近“凯里王家卫”——不仅仅因为没有固定的剧本，也不只是因为他给予演员的指令往往只有朦胧的“多了”“少了”“没有”；更相似的地方，是文艺与商业共融，是对于故事讲述方法的叛逆，对于情绪表达的执着，以及——不惜得罪团队的一意孤行。
　　毕赣的微信名字叫“爆破者”。在黄觉看来，这么一个“老派的年轻人”，平时待人接物谦和有礼，说话很慢声音也很低，一旦投入创作，马上变成一个“爆破者”——“不管前方的岩石有多坚固，他都要想尽一切办法炸出一个隧道来”。
　　你看，王家卫能让梁朝伟在《阿飞正传》里吃梨27次又全部剪去，毕赣也能让李鸿其饰演的“白猫”面对镜头吃足2分钟的苹果，“人在最悲伤的时候，会连着苹果的核，吃完整个苹果”。
　　“当时我其实特别想拍一个侦探电影，就像侦探小说一样……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痴迷，那个女人特别邪恶，特别捉摸不透。结果你要找到她的那一刻，这个电影结束了。然后你以为故事刚刚结束，但一切才刚刚开始，在梦里面，她又重新出来……你跟她在一个夜晚里面游荡，在那个夜晚里面，你们迅速地发生了感情……最天真的时刻产生了，最纯真的时刻也有了。”毕赣曾说，“在梦里，那些伤害你、利用你、最后离开你的人，都呈现出纯真的一刻。我希望我的主角们能够有那一刻。”
　　如果说《地球》最后的1小时3D长镜头是那个与现实和解的梦，那么前面的2D部分毫无疑问就是关于伤害、利用和离开——母亲与人私奔的离开、万绮雯借枪杀人的利用、两个女人共同造成的伤害，说起来都没有任何艰深难解。

　　真正让人看不懂，让人觉得“烧脑”，也让普通观众如坐针毡的，是导演刻意为之的碎片化叙事——如果把3D镜头比作一个梦，那么观众在戴上3D眼镜进入梦境之前，面对的则是一块由100块碎片构成的拼图，我们必须在前面80分钟里将碎片拼好，才能顺利获得1小时梦境的入场券。
　　但问题在于，《地球》假如想要以3D长镜头给予观众一种“梦里一切都能获得和解”的圆满，就必须让2D部分先“刺痛”观众——然而拼图的存在却无疑加高了这个门槛，增加了观众与主角在感情上获得共鸣的难度。在理应感受到“刺痛”的时候，观众却在忙着“烧脑”“拼图”，多少令3D部分的圆梦打了折扣。
　　如果说《路边野餐》时代的毕赣，还在专注于个人化的表达，那么《地球最后的夜晚》显然是一次将艺术片置身影史序列中的尝试——它的致命问题，并不是过分艺术化，而是深陷于艺术片的套路。无论是前半程的剪接，还是后半段的气氛。
　　正如影评人毛尖所说：“毕赣把中国的小城拍得很美，把贵州凯里话也变成了一种爱情语言。但看《地球》有一种感觉，像在看一部译制片，语言和地方没有真正的关系，凯里完全像是一个符号，电影里的人物都是空语境的。”
　　在电影语言上，《地球》不管是创造性的2D转3D还是2D部分，都堪称精彩，3D部分也完全如作者预期那般拍出了梦境的朦胧与天真，上要飞天，下探矿洞，想象力无穷放飞；在细节上，《地球》也充满了绿皮书、野柚子、老鹰、乒乓球、苹果、蜂巢等可堪回味的前后呼应；然而一旦你无法感知片中角色的感受，无法同其悲苦，无法与之共鸣，恐怕任凭房屋旋转、烟花永生，《地球最后的夜晚》還是没能达到导演预想中“最天真的时刻”。
　　此刻，豆瓣7.0的评分，显然要比猫眼2.6的评分更能衡量《地球》的真实水准——没有好到飞天，也没有烂到入地，有亮点，也有瑕疵。倘若不是“一吻跨年”的营销，它本可以像市面上其他低调的艺术片一样，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收获属于它的数千万票房——但这恐怕也不是毕赣能够承受的结局——5000万的制作成本，票房不破亿就是败局已定，一边是渴死，一边是饮鸩止渴，先解一解近渴，也是人之常情——“一吻跨年”并不只是营销团队的锅，相反，这个idea中也有毕赣的脑洞。他并不介意观众群可能存在的落差，“很多人可能看不懂、不喜欢，但至少多了一种选择机会”。
　　口碑的反噬也许早在意料之中，但谁都没有想到，2.8亿票房收回成本对得起投资方的同时，2019年1月2日，新年首个交易日上，主投方华策影视却领跌了影视板块，市值缩水近16亿。看起来，《地球》是为文艺片的票房天花板打开了一扇窗，但对于艺术片的未来，谁也说不清，是不是又关上了一扇门。
　　2018年6月，王家卫的《阿飞正传》时隔28年后重映，这部当年投资4000万票房900万（港币）把投资人气得住进医院打点滴的艺术片，在28年后反而收获了1974万票房。或许这正是艺术片的宿命——走得太前太快，就要停下来等一等人群。
　　倘若《地球》也有机缘在20年后重映，没有了“一吻跨年”的迷雾，股市风云也早已退散干净，届时，我们或许能够将这部艺术片的底色看得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