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离婚率不低。夫妻俩过到三四十岁，一旦条件成熟，例如男的在城里找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如在某工厂或洋人开的公司，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有时就会离婚，实际上是遗弃糟糠之妻，而另求新欢。我的佣人朱丽叶的父母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朱丽叶的父母在生有女儿朱丽叶、简妮特、格瑞斯和儿子小艾利厄斯、来米吉欧和葛利高尼后离婚。他丢下老婆、孩子到大约５公里外的据说是他的母亲留下的房子里生活，与一个年轻他约１０岁，据说结过两次婚、身边留着三个孩子的胖女人结了婚。他的原配即朱丽叶的妈妈凡娜带着孩子留在原来的地方据说是朱丽叶的爷爷留下的房子里生活。一个非洲女人的生活能力有限，收入日减，逐渐衣食无着，孩子们也都如饿鸟投林般一个个溜到其父亲处觅食。凡娜的身边逐渐冷清，以至最后剩下孤身一人。凡娜只得再嫁给一个约大她３０岁的老工人，家就在首都哈拉雷的边上马萨萨（ＭＡＳＡＳＡ。可惜老头子寿命不长，婚后仅三四年在生有一个女儿以后，即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凡娜又一次成了孤身一人。老头子的儿女都已成人，容不下这个年轻的后母，凡娜只得又回到乡下，在朱丽叶爷爷留下的房子里生活。
　　于是，问题来了。村民们原以为凡娜一去不回，土地也就充公了。虽然，那幢非洲式圆草房还在，周围约７０米宽、５００米长，后近河滩，前面直至矮树林子的一块土地一直荒芜着，但村上的头人硬是不让凡娜耕种。事情一直就这么泡着。凡娜生活无着，将小女儿放在穆雷瓦她的母亲处抚养，她则一会儿去她母亲处过几天，一会儿又到她兄弟即朱丽叶的舅舅处过两天。而那处位于波沙农场附近的圆草房里了无长物，房顶已经无盖，基本上无法栖身了。
　　等到朱丽叶姐妹长大成人后，不得已向祖如乡法院提起申诉，要求恢复母亲对土地的耕种权，维护离婚妇女及其子女的利益。
　　法庭定于星期天开庭。那天一大早，朱丽叶来找我，说：“主人，我妈妈的诉讼案定于今天开庭，我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您如果没有什么事，请求您用汽车将我们带到法院。你也可以出去玩玩。”我考虑周末公司关门，商店打烊，生意也做不成，就答应了。路也不很远，约５０公里的光景。当时，朱丽叶的父亲艾利厄斯已经新近故去，艾利厄斯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即朱丽叶的两位伯父波多和卡萨奇已经接来。他们将作为家长及凡娜名义上的“丈夫”（在非洲，丈夫去世后，丈夫的兄弟即为名义上的丈夫）在法庭上发言。
　　法庭的院子不大，倒也还干净幽静。法庭主房周围种一些芒果树，院角有一个设施完好的厕所。法庭边上树阴下已排队等着约有３０人，大部分都是些妇女。我问朱丽叶，这么多的人，一天能处理得了吗？朱丽叶说：“处理得了的。非洲人打官司不像你们那样复杂，还要什么法律条文。非洲人一切都是法官说了算。谁对就谁对，三下五除二就了断了。”
　　我将汽车停在芒果树下，在树阴下的石凳上逗朱丽叶的小女儿贝蒂玩。法庭那边的事，我不过问。因为我是外国人，不能干预人家民族内部的矛盾。朱丽叶家可能排在第六位，一会儿，朱丽叶的家人和村里的头人及村民代表都到法庭里去了。大约过了一刻钟，朱丽叶出来对我说：“我们胜诉了，地照种，无人再会干涉。”并说法官请我去一下。我好生纳闷，我与此案无涉，法官叫我干嘛？
　　到了小法庭的里面，只见一名法官端坐在房子一头高桌子、高凳子上，另一端的栅栏椅上一溜排坐着有一二十个人，无人说话，气氛肃穆。我面对法官，远远地毕恭毕敬地站住，说：“法官，您找我有事吗？”那已过中年的黑人法官并没有起身，就坐着对我说：“您佣人的案子已经审结，他们胜诉。但要买一只羊给村上的头人，以示和解。您意下如何？”我顺水推舟说：“我的佣人和家人对您主持正义表示感谢！”那黑人法官点头微笑，又对我说：“请问先生，您下午回哈拉雷吗？”我说回的。法官请我们把他捎回城里。朱丽叶说我们还要办点事，您下午在法庭等我们好啦。
　　在波沙乡下的那幢小圆草房前，柠檬树下，放一张小桌，几只小凳，我们坐下来稍事休息。凡娜给我们准备了当地人特有的玉米饭“沙馇”，喝着我们带来的饮料。一会儿，村上头人来了。这位头人，５０开外的年纪，高大而清瘦，长着一副卷曲的胡须和一双鹰隼般狡黠而有神的眼睛。朱丽叶悄悄对我说：“主人，您是我们的主人，应给我们村上的头人一点见面礼。”并说给１０块钱就可以了。我于是谦和地从口袋里拿出１０元钱递到头人手中，说：“初次见面，不成敬意，给您买啤酒喝。”头人非常高兴，鹰隼般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连说：“好说，好说。”听朱丽叶说，头人今天去赶集，是他让儿子去的法庭。一会儿，头人送给我一柄当地人做沙馇用的木勺作为回报，这是他今天赶集出售的商品。
　　头人走了以后，艾利厄斯牵回一头羊，这是从村民中买回来的白里掺褐毛色的山羊，是打算送给头人以求和解的礼物。一会儿，朱丽叶的伯父们邀请我一道去给头人送羊，我推辞说我去不太合适。他们都说没关系，你与头人都是老朋友了嘛，于是，我也就答应了。
　　头人的小屋与朱丽叶家的小屋大同小异，都是那种非洲人所特有的小圆草房，只是大点，里面也丰富、整洁点。他们谦让着让我们在草房中土台上和小凳上坐定，大家都很少说话，气氛严肃。朱丽叶家人恭敬地给头人献上那只羊。头人表情严肃，一边拍手一边说：“特敦得，特敦得（谢谢，谢谢）！”接着道：“其实不用这样。也好，今晚大家都在，我们把村民都叫来，一起谈心，唱歌，吃烤羊！”我们说不必了，大家都有事，我还要赶回哈拉雷。
　　在祖如法庭，我们捎上了那位法官。汽车在非洲原野上奔驰，大家谈笑风生。听朱丽叶介绍，非洲乡一级法庭的法官采取轮流值班制，一个法庭有几名法官，一周开一次庭，法官轮到谁就是谁。这样倒也公道，你无法搞清，你的案子将由哪位法官当值，因而也就没有办法送礼说情。这一位法官看来住哈拉雷，但后来在车上听他说，他是住在奇诺伊什么地方，只是在哈拉雷转车而已。啊，那就更加无从讨好说情了。
　　又过了两天，我们的院子里来了几位黑人朋友，说是向我们兜售专门向外国人兜售的各种宝石，有祖母绿、猫儿眼等。为首的那位黑胖子自称是祖如那位法官的弟弟，说他哥与我是老朋友。朱丽叶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些人都是贼，主人要小心。我挑选了几块廉价的宝石，把他们打发走了。
　　（《扬子晚报》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４日 宋玉霞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