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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兰猎场累计接待外籍猎人668人次，捕猎野生动物近千只。
即使发现了目标，猎人也不能随意开枪，导猎员会尽量指定年龄大的雄性动物作为猎物——“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是国际惯例。
当地的一位牧民被雇作向导，在都兰猎场里奔波劳累了几天，狩猎结束时他得到了1万美元的酬劳，从当地的收入水平看，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角。
许多人开始关注这一神秘陌生的体育运动——它的发生地、经营者、参与者以及种种细节。
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的国际猎场首先进入公众视野——这片方圆数万公顷的荒原，栖息着许多国家一级、二级珍稀保护动物，正因为如此，它才挑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不光几个外国人的狩猎申请被撤回，国内也展开了一场关于狩猎场开闭的大讨论。
一番争论之后，都兰狩猎场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它从2006年起就被关闭，重新开放的日子仍然遥遥无期。今天，当外人踏进猎场，深入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时，中国狩猎场的神秘面纱才被慢慢揭开——真相并不是人们预想的那么简单，一片片莽苍荒原竟隐藏着人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宏大命题。
中国猎场“黄金20年”的背后
2011年8月初，两起外国人申请来华狩猎的新闻，让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国内媒体和各大动物保护组织对此反应激烈，8月中旬，70多家动物保护组织联名上书国家林业局，对外国人来华狩猎提出强烈质疑，青海都兰猎场随之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也许是迫于中国国内的质疑和压力，狩猎申请方最终撤回申请，9月2日，国家林业局正式对外宣布：鉴于申请已撤回，外籍人士来华狩猎的行政许可程序自动终止。消息一出，始终关注该事件的民众、动物保护组织无不欢欣鼓舞，将之视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又一胜利。
然而，“狩猎风波”远未平息——“狩猎”、“猎场”这些从来离我们很远的东西，一下子浮出水面，闯进千万人的视野，所有人都不禁要问：现在的中国狩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野生动物狩猎在我国已经开展。据国家林业局的资料显示，自1984年黑龙江建成国内第一个国际狩猎场到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总共25个国际狩猎场，狩猎物种涉及盘羊、岩羊、马鹿、扭角羚、野牦牛等数十种野生动物。本次狩猎风波的主角——青海都兰猎场就是在1985年成立的，其后经过几年的试验性经营，都兰猎场在1992年正式升格为“国际狩猎场”，面向国外狩猎爱好者开放。
尽管在国内鲜为人知，但在国外狩猎圈里，都兰猎场却是赫赫有名——猎场幅员辽阔，总面积达4万多公顷；地势平坦，既便于驾车机动，又有良好的视野；猎场内野生动物种类多、总量大，据不完全统计，仅大型食草动物（如盘羊、北山羊、藏原羚等）就有数万头之多。因此都兰猎场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高海拔猎场”，从1985年开猎到2006年，都兰猎场累计接待美国、意大利、加拿大、拉脱维亚、俄罗斯等国猎人668人次，捕猎野生动物近千只。
都兰猎场的“黄金20年”（1985—2006）也是其他猎场的缩影，在此期间，国内建起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国际猎场，比较出名的就有甘肃肃北猎场、四川川西猎场、山西太岳山东方猎场、新疆阿尔金山猎场等，这些猎场究竟接待了多少外籍猎人、又有多少野生动物被猎取，现在已很难统计。
这种国际狩猎场遍地开花的局面在2006年戛然而止——2006年8月7日，国家林业局委托黑龙江一家拍卖公司刊登了拍卖野生动物狩猎额度的公告。8月9日，《中国青年报》率先以“我国将首次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为题报道此事，“只对外国人开放”等字眼见诸报端，随即舆论大哗，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数天后，国家林业局决定暂缓拍卖。同时“暂停”的，还有愈演愈烈的国际狩猎，于是，2006年便成为国内各大猎场的转折点，它们纷纷中止经营，蛰伏起来，期待又一次开猎政策的出台。
并不血腥的狩猎
2011年8月的那场“狩猎风波”，在行政审批上其实已走到了最后的关口——此前，狩猎申请已通过了林业专家和野保专家的评估，“一切的一切就差（国家林业局的）一个戳子了”，可狩猎申请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这让都兰猎场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失望。
自从2006年禁猎之后，都兰猎场的光景每况愈下——固定工作人员从“鼎盛”时的19人减少到现在的5人；以前猎场每年巡山十多次，目前仅两三次；猎场目前的运作经费是靠国家下拨的每年一万多元，“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到2009年时，都兰猎场的运作已近瘫痪。
“外界对现代狩猎的误解很深，以为狩猎、开枪就是和野生动物对着干，危害大自然，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一位猎场老员工在“狩猎风波”之后向到访媒体详细描述了猎场的狩猎细节。
“外国人到猎场打猎要先由代理机构—— 一般是国际旅行社提出申请，通过国家林业局、地方林业局的层层审核、筛查，合格的才会放行……即使到了猎场上也不能随便乱打，猎场还要负责监督。一个猎人身边，往往有七八个‘服务人员’，包括导猎员、马夫、林业部门监督人员、旅行社的人等。”
这里提到的“导猎员”在狩猎过程中至为重要，都兰猎场的导猎员都是当地人，他们熟悉山形地貌和动物活动规律，带着猎人们爬山涉水，寻找猎物。而另一方面，导猎员也是整场狩猎的监督者，他们负责管理枪，还要确保子弹不伤及无辜动物。狩猎时，猎枪一路上都会背在他们肩上，用时才交给猎人。即使发现了目标，猎人也不能随意开枪，导猎员会尽量指定年龄大的雄性动物作为猎物——“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是国际惯例。
“狩猎远非外界想象的那样血腥，每一次（狩猎活动）都被严格限制，打什么动物都要提前申请，国家审批。例如野牦牛的申请很多，不过迄今为止都兰只打过一头。在数量上，最初国家给都兰定下的狩猎额度是每年20多只，后来由于申请的人多便放开了一点，平均每年40多只——这40多只是什么概念呢？它只占每年猎场动物增长量的万分之二点七，九牛一毛，这连野生动物每年自然死亡量都比不上。例如冬天，有些岩羊患了雪盲症，爬山摔死的都有上百头。”
“现代狩猎和传统老百姓打猎有很大区别，传统的就是‘猎羊吃肉’，打猎是为了改善生活。现在外国人来打猎，打到猎物后一般会做成标本，运回国作展览用，这对宣传我们当地的野生动物资源也是很有帮助的。再说收益上，以前每年用于国际狩猎的几十头动物，能给猎场带来20～3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一部分补助给牧民，每户能增加年收入2000元至3000元。看到了狩猎带来的好处，牧民都自发起来保护动物——义务巡山，驱赶偷猎者、非法采矿者，可自从猎场关闭后，大家的积极性都下来了，这也是现在猎场难以为继的一个原因。”
猎场关闭，逐渐升级的人兽矛盾
如果说猎场开放时，当地居民与野生动物还能保持相对和谐的关系，那么现在，都兰猎场已陷入了一种矛盾中——野生动物与人逐渐对立，彼此争夺着生存空间。
在禁猎之前，一有狩猎的消息传出，猎场附近的村庄就兴奋起来，每次村干部接到猎场通知，就开始分配陪同出猎的人选。“你家出马，我家出草地，他家出马夫。都分好了。这次我上了，下次就轮到他。”一般猎人打猎时都会租下牧民几十亩草场，牧民要做的是不让自己的羊群到那片草地上，惊吓了野生动物，并配合猎人狩猎。
要是猎人们冬季来，一片草场能收租金近万元，夏季时也能收两三千元——“这比放羊挣钱轻松多了”。除了草场，猎人租马、雇马夫也要出钱——在2004年时，当地的一位牧民被雇作向导，在都兰猎场里奔波劳累了几天，狩猎结束时他得到了1万美元的酬劳，从当地的收入水平看，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所有的这些都为人们增加了收入，据估算，禁猎前猎场附近一个家庭每年额外收入就超过5000元。禁猎后，牧民们不能得到额外收入了，他们开始清算野生动物带来的“损失”：有的牧民抱怨野生动物太多了，放牧的时间越来越长，可草却始终不够羊吃；收入下降，牧民被迫多养牲畜，再加上野生动物数量不断上涨，草场压力非常大。现在每到冬季，牧民们就会用栅栏把自家的草场圈起来，防止野生动物进草场吃草——可这样做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栅栏根本防不住野生动物，“每年冬季草场都会损失一半”。
人们绞尽脑汁，想出一切办法捍卫自己的利益：野生动物一来，牧民们就敲锣打鼓、放鞭炮吓走它们，但这样同样徒劳，动物从这边赶走了又从那边进来了，从你家赶到我家，我家又赶到他家，现在县与县之间也在赶。以前大家眼中的“宝贝金娃娃”，现在竟成了“过街老鼠”。赶来赶去，野生动物无处容身。冬季它们只能下山吃草，而草场都被圈地占据，人类在里面严阵以待，“这几年动物冻死、饿死的情况比以前多得多，一方面是吃不到草料，还有就是繁殖的速度太快，总是和牲畜争食，草地养不起了”，都兰的林业部门在禁猎后不断听到牧民的抱怨——“你们的羊把我的草吃了”，甚至有牧民讲：“我不能保护它，让它来损害我的利益，最好能（把野生动物）杀掉一半”。
牧民们对野生动物态度的变化让林业管理部门和猎场感到忧虑，可也无能为力，毕竟人要生存，动物和人之间的矛盾逐渐不可调和。“以前我们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家畜在前面，野生动物在后面，错落有致。几百只野羊、野鹿跟着，好像自家的……这是多么美好的场景，可现在呢，两边像敌人一样，为争几棵草干仗。现在我在想，一下子把猎场关闭，是不是太‘一刀切’了”，一位当地的牧民如是说。
中国的现代狩猎向何处走？
与都兰牧民一样思考这个问题的，还有国内的一些林业专家，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谢屹博士就是其中一位。
对于国内猎场的开闭问题，谢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观点鲜明——他赞同“通过合法的狩猎手段有序合理地利用野生动物资源。”谢屹指出，世界通行的《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贸易公约》专门就狩猎作出规定，即在不危害物种生存和不违反所在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狩猎活动为野生动物保护筹集资金。2006年开始，该公约还专门为非洲犀牛、大象等狩猎活动核定限额，允许其通过合法的国际狩猎增加国民收益。
“中国的国际狩猎数量少，占需要淘汰的野生动物比重小，更多的是为西部地区募集保护资金。很多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认为咱们国家不差那点钱，估计他们是没看过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们的故事。”谢屹说。
谢屹还认为，野生动物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东北的熊瞎子伤人、秦岭的羚牛伤人、南方的野猪泛滥。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诉求于狩猎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目前国内民众对西部具体情况还有两个不了解：一是不知道食草类动物的种群繁殖速度之快，比如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马鹿多得已经跟家畜争夺草场了；二是不知道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正是食草类野生动物数量过多，导致草场破坏，也就是所谓的栖息地破坏，也可能引发物种的一轮大规模死亡，当然这也算是自然规律吧。”
同样的，在国内研究国际狩猎最多、最权威的研究机构东北林业大学，校内专家大多也与谢屹持相同的观点。此前关于重新开放都兰国际猎场，参与论证评估的三位专家都来自东北林业大学，无一例外，他们全投了赞成票。
当然，即使在学术界，对开放狩猎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情况依然十分严峻，盗猎犯罪屡禁不止，开放狩猎将会使野生动物保护雪上加霜；还有的认为所谓“科学狩猎”并不能改变狩猎的本质，它只是为了迎合既有国际狩猎市场来换取保护经费的无奈选择；更为严苛的质疑还指出，“中国至今没有专门研究岩羊和藏原羚的专家，那这两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以被猎杀的科学依据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面对这些非议，谢屹指出“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框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合理的框架能使狩猎活动和物种保护相得益彰，共同推动野生动物可持续利用。管理部门应对可狩猎物种资源进行明确，同时完善狩猎额度、狩猎资格、狩猎场地、狩猎期、狩猎方式等相关事宜”。然而，建立这种“框架”又是一个繁琐的工程，“可以通过试点，在一些条件比较完善的猎场”，但即便如此，鉴于目前公众和舆论的态度，国际猎场的重新开放依然前途未卜。
即使发现了目标，猎人也不能随意开枪，导猎员会尽量指定年龄大的雄性动物作为猎物——“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是国际惯例。
当地的一位牧民被雇作向导，在都兰猎场里奔波劳累了几天，狩猎结束时他得到了1万美元的酬劳，从当地的收入水平看，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角。
许多人开始关注这一神秘陌生的体育运动——它的发生地、经营者、参与者以及种种细节。
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的国际猎场首先进入公众视野——这片方圆数万公顷的荒原，栖息着许多国家一级、二级珍稀保护动物，正因为如此，它才挑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不光几个外国人的狩猎申请被撤回，国内也展开了一场关于狩猎场开闭的大讨论。
一番争论之后，都兰狩猎场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它从2006年起就被关闭，重新开放的日子仍然遥遥无期。今天，当外人踏进猎场，深入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时，中国狩猎场的神秘面纱才被慢慢揭开——真相并不是人们预想的那么简单，一片片莽苍荒原竟隐藏着人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宏大命题。
中国猎场“黄金20年”的背后
2011年8月初，两起外国人申请来华狩猎的新闻，让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国内媒体和各大动物保护组织对此反应激烈，8月中旬，70多家动物保护组织联名上书国家林业局，对外国人来华狩猎提出强烈质疑，青海都兰猎场随之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也许是迫于中国国内的质疑和压力，狩猎申请方最终撤回申请，9月2日，国家林业局正式对外宣布：鉴于申请已撤回，外籍人士来华狩猎的行政许可程序自动终止。消息一出，始终关注该事件的民众、动物保护组织无不欢欣鼓舞，将之视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又一胜利。
然而，“狩猎风波”远未平息——“狩猎”、“猎场”这些从来离我们很远的东西，一下子浮出水面，闯进千万人的视野，所有人都不禁要问：现在的中国狩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野生动物狩猎在我国已经开展。据国家林业局的资料显示，自1984年黑龙江建成国内第一个国际狩猎场到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总共25个国际狩猎场，狩猎物种涉及盘羊、岩羊、马鹿、扭角羚、野牦牛等数十种野生动物。本次狩猎风波的主角——青海都兰猎场就是在1985年成立的，其后经过几年的试验性经营，都兰猎场在1992年正式升格为“国际狩猎场”，面向国外狩猎爱好者开放。
尽管在国内鲜为人知，但在国外狩猎圈里，都兰猎场却是赫赫有名——猎场幅员辽阔，总面积达4万多公顷；地势平坦，既便于驾车机动，又有良好的视野；猎场内野生动物种类多、总量大，据不完全统计，仅大型食草动物（如盘羊、北山羊、藏原羚等）就有数万头之多。因此都兰猎场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高海拔猎场”，从1985年开猎到2006年，都兰猎场累计接待美国、意大利、加拿大、拉脱维亚、俄罗斯等国猎人668人次，捕猎野生动物近千只。
都兰猎场的“黄金20年”（1985—2006）也是其他猎场的缩影，在此期间，国内建起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国际猎场，比较出名的就有甘肃肃北猎场、四川川西猎场、山西太岳山东方猎场、新疆阿尔金山猎场等，这些猎场究竟接待了多少外籍猎人、又有多少野生动物被猎取，现在已很难统计。
这种国际狩猎场遍地开花的局面在2006年戛然而止——2006年8月7日，国家林业局委托黑龙江一家拍卖公司刊登了拍卖野生动物狩猎额度的公告。8月9日，《中国青年报》率先以“我国将首次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为题报道此事，“只对外国人开放”等字眼见诸报端，随即舆论大哗，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数天后，国家林业局决定暂缓拍卖。同时“暂停”的，还有愈演愈烈的国际狩猎，于是，2006年便成为国内各大猎场的转折点，它们纷纷中止经营，蛰伏起来，期待又一次开猎政策的出台。
并不血腥的狩猎
2011年8月的那场“狩猎风波”，在行政审批上其实已走到了最后的关口——此前，狩猎申请已通过了林业专家和野保专家的评估，“一切的一切就差（国家林业局的）一个戳子了”，可狩猎申请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这让都兰猎场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失望。
自从2006年禁猎之后，都兰猎场的光景每况愈下——固定工作人员从“鼎盛”时的19人减少到现在的5人；以前猎场每年巡山十多次，目前仅两三次；猎场目前的运作经费是靠国家下拨的每年一万多元，“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到2009年时，都兰猎场的运作已近瘫痪。
“外界对现代狩猎的误解很深，以为狩猎、开枪就是和野生动物对着干，危害大自然，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一位猎场老员工在“狩猎风波”之后向到访媒体详细描述了猎场的狩猎细节。
“外国人到猎场打猎要先由代理机构—— 一般是国际旅行社提出申请，通过国家林业局、地方林业局的层层审核、筛查，合格的才会放行……即使到了猎场上也不能随便乱打，猎场还要负责监督。一个猎人身边，往往有七八个‘服务人员’，包括导猎员、马夫、林业部门监督人员、旅行社的人等。”
这里提到的“导猎员”在狩猎过程中至为重要，都兰猎场的导猎员都是当地人，他们熟悉山形地貌和动物活动规律，带着猎人们爬山涉水，寻找猎物。而另一方面，导猎员也是整场狩猎的监督者，他们负责管理枪，还要确保子弹不伤及无辜动物。狩猎时，猎枪一路上都会背在他们肩上，用时才交给猎人。即使发现了目标，猎人也不能随意开枪，导猎员会尽量指定年龄大的雄性动物作为猎物——“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是国际惯例。
“狩猎远非外界想象的那样血腥，每一次（狩猎活动）都被严格限制，打什么动物都要提前申请，国家审批。例如野牦牛的申请很多，不过迄今为止都兰只打过一头。在数量上，最初国家给都兰定下的狩猎额度是每年20多只，后来由于申请的人多便放开了一点，平均每年40多只——这40多只是什么概念呢？它只占每年猎场动物增长量的万分之二点七，九牛一毛，这连野生动物每年自然死亡量都比不上。例如冬天，有些岩羊患了雪盲症，爬山摔死的都有上百头。”
“现代狩猎和传统老百姓打猎有很大区别，传统的就是‘猎羊吃肉’，打猎是为了改善生活。现在外国人来打猎，打到猎物后一般会做成标本，运回国作展览用，这对宣传我们当地的野生动物资源也是很有帮助的。再说收益上，以前每年用于国际狩猎的几十头动物，能给猎场带来20～3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一部分补助给牧民，每户能增加年收入2000元至3000元。看到了狩猎带来的好处，牧民都自发起来保护动物——义务巡山，驱赶偷猎者、非法采矿者，可自从猎场关闭后，大家的积极性都下来了，这也是现在猎场难以为继的一个原因。”
猎场关闭，逐渐升级的人兽矛盾
如果说猎场开放时，当地居民与野生动物还能保持相对和谐的关系，那么现在，都兰猎场已陷入了一种矛盾中——野生动物与人逐渐对立，彼此争夺着生存空间。
在禁猎之前，一有狩猎的消息传出，猎场附近的村庄就兴奋起来，每次村干部接到猎场通知，就开始分配陪同出猎的人选。“你家出马，我家出草地，他家出马夫。都分好了。这次我上了，下次就轮到他。”一般猎人打猎时都会租下牧民几十亩草场，牧民要做的是不让自己的羊群到那片草地上，惊吓了野生动物，并配合猎人狩猎。
要是猎人们冬季来，一片草场能收租金近万元，夏季时也能收两三千元——“这比放羊挣钱轻松多了”。除了草场，猎人租马、雇马夫也要出钱——在2004年时，当地的一位牧民被雇作向导，在都兰猎场里奔波劳累了几天，狩猎结束时他得到了1万美元的酬劳，从当地的收入水平看，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所有的这些都为人们增加了收入，据估算，禁猎前猎场附近一个家庭每年额外收入就超过5000元。禁猎后，牧民们不能得到额外收入了，他们开始清算野生动物带来的“损失”：有的牧民抱怨野生动物太多了，放牧的时间越来越长，可草却始终不够羊吃；收入下降，牧民被迫多养牲畜，再加上野生动物数量不断上涨，草场压力非常大。现在每到冬季，牧民们就会用栅栏把自家的草场圈起来，防止野生动物进草场吃草——可这样做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栅栏根本防不住野生动物，“每年冬季草场都会损失一半”。
人们绞尽脑汁，想出一切办法捍卫自己的利益：野生动物一来，牧民们就敲锣打鼓、放鞭炮吓走它们，但这样同样徒劳，动物从这边赶走了又从那边进来了，从你家赶到我家，我家又赶到他家，现在县与县之间也在赶。以前大家眼中的“宝贝金娃娃”，现在竟成了“过街老鼠”。赶来赶去，野生动物无处容身。冬季它们只能下山吃草，而草场都被圈地占据，人类在里面严阵以待，“这几年动物冻死、饿死的情况比以前多得多，一方面是吃不到草料，还有就是繁殖的速度太快，总是和牲畜争食，草地养不起了”，都兰的林业部门在禁猎后不断听到牧民的抱怨——“你们的羊把我的草吃了”，甚至有牧民讲：“我不能保护它，让它来损害我的利益，最好能（把野生动物）杀掉一半”。
牧民们对野生动物态度的变化让林业管理部门和猎场感到忧虑，可也无能为力，毕竟人要生存，动物和人之间的矛盾逐渐不可调和。“以前我们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家畜在前面，野生动物在后面，错落有致。几百只野羊、野鹿跟着，好像自家的……这是多么美好的场景，可现在呢，两边像敌人一样，为争几棵草干仗。现在我在想，一下子把猎场关闭，是不是太‘一刀切’了”，一位当地的牧民如是说。
中国的现代狩猎向何处走？
与都兰牧民一样思考这个问题的，还有国内的一些林业专家，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谢屹博士就是其中一位。
对于国内猎场的开闭问题，谢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观点鲜明——他赞同“通过合法的狩猎手段有序合理地利用野生动物资源。”谢屹指出，世界通行的《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贸易公约》专门就狩猎作出规定，即在不危害物种生存和不违反所在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狩猎活动为野生动物保护筹集资金。2006年开始，该公约还专门为非洲犀牛、大象等狩猎活动核定限额，允许其通过合法的国际狩猎增加国民收益。
“中国的国际狩猎数量少，占需要淘汰的野生动物比重小，更多的是为西部地区募集保护资金。很多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认为咱们国家不差那点钱，估计他们是没看过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们的故事。”谢屹说。
谢屹还认为，野生动物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东北的熊瞎子伤人、秦岭的羚牛伤人、南方的野猪泛滥。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诉求于狩猎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目前国内民众对西部具体情况还有两个不了解：一是不知道食草类动物的种群繁殖速度之快，比如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马鹿多得已经跟家畜争夺草场了；二是不知道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正是食草类野生动物数量过多，导致草场破坏，也就是所谓的栖息地破坏，也可能引发物种的一轮大规模死亡，当然这也算是自然规律吧。”
同样的，在国内研究国际狩猎最多、最权威的研究机构东北林业大学，校内专家大多也与谢屹持相同的观点。此前关于重新开放都兰国际猎场，参与论证评估的三位专家都来自东北林业大学，无一例外，他们全投了赞成票。
当然，即使在学术界，对开放狩猎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情况依然十分严峻，盗猎犯罪屡禁不止，开放狩猎将会使野生动物保护雪上加霜；还有的认为所谓“科学狩猎”并不能改变狩猎的本质，它只是为了迎合既有国际狩猎市场来换取保护经费的无奈选择；更为严苛的质疑还指出，“中国至今没有专门研究岩羊和藏原羚的专家，那这两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以被猎杀的科学依据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面对这些非议，谢屹指出“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框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合理的框架能使狩猎活动和物种保护相得益彰，共同推动野生动物可持续利用。管理部门应对可狩猎物种资源进行明确，同时完善狩猎额度、狩猎资格、狩猎场地、狩猎期、狩猎方式等相关事宜”。然而，建立这种“框架”又是一个繁琐的工程，“可以通过试点，在一些条件比较完善的猎场”，但即便如此，鉴于目前公众和舆论的态度，国际猎场的重新开放依然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