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中旬，我应邀参加《诗歌月刊》在安徽省阜阳市举办的“首届中国青年诗会”。当我跨进四川广元至安徽阜阳的1434次普快列车的3号卧车后，并未按牌号去找我的上铺，而是随便捡了一个空着的下铺躺下。列车启动后不久，一位列车员来了。他问我的铺位在什么地方，我说我不知道。他看了我的牌号后，用手指了一下我应该去的地方。我跟在他的身后走到6号铺位，居然左手拈着“3车6号上铺”的小铁牌、右手拍着他的肩问“在哪儿？”此时，我想他才真正地意识到他必须要非常认真地对待我这个看上去要么是个傻子要么是在故意给他找岔的人，因为在他看来，我无论如何都是在明知故问。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答：记者（我不敢说我是诗人）。“记者？！”他一直怪怪地笑着，而此刻他已明显地表现出了诧异（但还是怪怪地笑着）。“你不信呵？我有证件。”他随即跟着我来到我本不该“下榻”的下铺，当他审视完我的记者证、工作证、身份证、四川省记者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证、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证后，把目光落在了“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证”上。“你是作家？”“对。”“写什么的？”“诗歌。”“你是诗人？”“就算是吧。”他看到了我搁在铺上的《诗刊》、《星星》诗刊和《诗歌月刊》等杂志，开始友好地坐了下来，边翻那些杂志边问我到安徽去干什么，当他知道我是去阜阳参加诗会的，便提出要看看我的诗，正好我带了几本1998年出的诗集《柔声轻诉》，送了他一本。他这时才真正地也可以说一下子就对我肃然起了敬（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他请我给他签名后，便与我侃起了诗歌。他说他曾经在部队里也搞过文字工作，但不写诗，写材料。他虽然不写诗，却能背诵不少唐诗宋词、毛泽东的诗，还能背诵一些现代诗人如郭小川的诗句。他对诗和诗人是如此地崇拜，但不明白诗人为什么就能把一般人鼓荡在心里的那些玩意儿说得那么好、那么动人。每到激情飞扬处，他总是反复地说道：“我真不明白，他是怎么弄出来的。乖乖！”（每次都特别强调那个“弄”字）。他还认为，诗人嘛就是另类，诗人的脑子嘛就是不对劲。在生活中，常人看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诗人嘛他硬是弄不明白（他拿我找铺位之事作例子。其实我已感到了惭愧），反过来，有些常人一辈子都想不透彻的东西，诗人嘛用几个句子就帮你说了出来。他脱口念出了顾城的“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念毕，他又异常激动地说道：“我真不明白，他是怎么弄出来的。乖乖！”从他的唏嘘里，我已窥见了他的内心里有一束被诗歌照亮的烛焰，直往上窜。他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诗人为何那样高深莫测，那样不可理喻，那样不可模仿。他认为诗人是神秘的、神奇的、神圣的，是独一无二的，只有诗人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当他平静下来之后，对我说，看你找铺位的样子，怪怪的、傻乎乎的，我就在想，这人怎么啦，居然找不到自己的铺位，原来你是诗人。我无法作更多的解释，只好真诚地说了一句：抱歉，不好意思。末了，他说：认识你我很高兴。你就在这儿住下吧，这个忙我还是帮得到的。随即给我换了牌号，还给我拿来了一条非常干净的毛巾、一只装有茶叶的茶杯、一保暖瓶滚烫的鲜开水，以及在以后十多个小时的旅途中无微不至的关照。
　　因为诗歌，我认为我是幸运的。然而更为幸运的是，诗会结束后，我在安徽合肥至四川广元的1432次列车上再次遇上他。这次，是上车前在站台上遇见他的，我与他打了一个招呼便匆匆上了车（我手里握着的依然是一张上铺票），我不想再次给他打麻烦。当我在我的上铺里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爬上来把我拍醒，说终于把我找到了，不由分说地将我的行李提上并叫我跟他走。就这样，我再次由上铺睡到了下铺。其间，他带着明显的有些喜不自禁的口吻说，他把我送给他的诗集带回家后，对他的儿子说：你爸这次在车上认识了一个诗人，你看，这是他的亲笔签名呢。他让我猜他儿子怎么说，他说他儿子看了诗集上我的照片和签名后说：老爸，你这一生还没有人给你签过名吧……此时，他突然变得有些腼腆，紧握着我的手说道：“认识你真是我的荣幸。”我由衷地回答：“彼此，彼此。”
　　因为诗歌，我记住了一名普通的列车员——龚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