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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十佳基层检察院”评选结果于2月揭晓。
走进十佳，你会看到，他们刚创新的思维，规范的机制，柔例的精神，还有一切为民的公仆理念，在平中，展示着各自独到的靓丽。水积成川，也正是基层的一颗颗水滴晶莹，才使全国检察工作任执法监督、打击预防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诸项工作中，彰显着雄浑的底气。
国际商城的法律捍卫者
在此次第三届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暨全国十佳基层检察院表彰大会上，义乌市人民检察院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当选“全国十佳基层检察院”，成为浙江省首个获此殊荣的检察院。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典范
美国驻沪总领事季瑞达先生、美国驻中国知识产权专员柯恩和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维多利亚·艾斯比奈尔女士来义乌市检察院访问时，称义乌市人民检察院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典范”。
义乌市市场经营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共有商位6.2万个，汇集了170多万种商品，被联合国、世界银行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市场在持续繁荣的同时，也成了假冒商品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高发区，这严重影响了商城义乌的信誉。
以维护义乌市场秩序为核心，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联合成立了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义乌教学研究基地”。该院调研小组撰写的《涉及境外人员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逐渐增多》一文，被新华社刊载，引起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领导的重视，专程赴义乌进行调研，并在义乌召开了国家级的涉外知识产权执法座谈会。义乌市人民检察院还与该市知识产权局、公安、工商、海关等执法部门共同建立知识产权执法、司法“无缝对接”机制，解决了目前知识产权多部门分散执法无法形成保护合力的难题。两年来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共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78件148人，追诉9人，是浙江省办理此类案件最多的基层检察院。义乌检察院办理的假冒“邦迪”创可贴等4个案件连续四届荣获中国外商投资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十大知识产权保护最佳案例奖”。
2008年，美国“特别301报告”专门指出：“义乌官方已经建立了协调机构，以加强知识产权执法”，“近几年，在义乌提出知识产权刑事举报更加容易……”
从集体上访到送匾示谢
2008年9月28日，义乌市民主村3D0多名群众抬着一块写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牌匾，敲锣打鼓送到义乌市人民检察院，以此感谢义乌市检察院查办了该社4名村干部贪污受贿80多万元的特大案件，给这起长达6年的集体上访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民主村是义乌市的城中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应十分富裕的村，却在为村民办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时拿不出一分钱，而村干部一直未向村民公布村里土地的转让情况。为此，这个村的村民多年来一直上访不断。
2008年7月15日，在奥运会前夕的“大接访”活动中，翁跃强检察长接待了该村村民。“这起多年信访案背后是否隐藏着职务犯罪?”为此，该院果断决定成立专案组对此案展开调查。
事情要回溯到十几年前。1992年，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机构——“经济服务社”成立，村民们也都成了股东，但没人拿到一张股员证。为了解决失去土地而“农转非”人员的就业及生活保障问题，义乌市政府专门为民主村股份经济服务社划拨了1500多平方米土地，所得收入按股份分红。可村民在办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时却拿不出一分钱，面对村民的质疑，前任董事长陈众才和丁红月却绝口不提政府拨付土地的转让情况。
股东们觉察到情况不妙，2003年开始，部分股东开始向义乌市信访局等部门上访，举报陈众才和丁红月等人财务管理混乱和低价出让集体土地问题，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查清土地去向后，罢免原董事长、监事会成员。2005年，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了，可是村民们的问题却没有真正解决。
“这件多年信访案背后是否隐藏着职务犯罪?”在这样的追问下，经过缜密侦查，义乌市检察院终于查清了村干部陈众才等4人在协助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中，贪污受贿80余万元的事实。
案子办完了，按理说干警们也该松了一口气，可村民养老医疗的救命钱还没有着落。考虑案件的社会效果，除了78万元的赃款被全部追回外，检察干警们还帮助追回了民主村集体土地上所建房屋中的10间面店、9间住宅，价值2500万。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天都亮了!”一位村民朴素的话表达了他们心底的感激。
专访检察长翁跃强：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义乌市检察院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这座国际商贸名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角色，是客观环境使然，还是有我们主观选择的成分?
翁跃强(以下简称翁)：最起初，义乌市经营的小商品主要是低层次的，而目前义乌小商品城有65％是外销商品。原来或许可以用低成本来取得竞争优势，而现在已经达到这么高的外向度，就必须要按照国际规则来运行，知识产权保护变得越来越重要。市场信誉要求货真价实，这是前提。如果不围绕着商城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只是公安移送几个案子就办几个，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就这样，我们把以打造国际商贸名城确立为工作中心，创建了立体保护知识产权执法体系。
明确了执法的重点，2006年年底到2007年年初，我们院对曾经查办过的知识产权案件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惊人的。我们发现，凡是涉及侵犯国际著名商标的案件，只要是出口的，100％都有外国人参与，而且往往起主导作用。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完成了《涉及境外人员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逐渐增多》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引起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视。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带队赶到义乌了解情况，听取了我的汇报。2007年4月份，全国涉外知识产权执法座谈会在义乌市举办，公安、检察、法院、知识产权局、工商局等和知识产权有关的部门都来了。2007年10月，义乌又入选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是入选的50个城市中唯一一个县级市。
检：我注意到，义乌检察院牵头在义乌市建立了知识产权执法、司法“无缝对接”机制，这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
翁：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相对割裂，信息沟通不畅，这是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机制性、体制性问题。质检部门管制造，海关商检管进出口，工商部门管流通……而这些和知识产权有关系的行政执法部门都是条线分割的。打个比方，质监部门获知某厂家产品可能存在造假，而义乌的商品并不是都在本地制造。义乌是无水港，从义乌出去的都是小商品，多达170万个单项商品，每天1500个集装箱，要一一查验，根本查不过来。而我们这里查完以后是直接上船的，小商品从这里出去相对比较容易。如果质监部门得到消息却没有查到的话，一般也不会让海关重点盯住可能存在问题的厂家，他们 相互之间缺少沟通的机制和渠道。
在执法过程中，每一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也是有限的。打个比方说，假冒的中华香烟，烟草局是非常苦恼的。烟草局在柜台上发现假烟，但不能进仓库去检查，因为仓库不是经营场所，只能在经营场所去检查。可是假烟不可能都放在柜台上啊?再比如，所有的娱乐场所买的香烟多半都没有专门经营卷烟的许可，所以没有权力去查它，但事实上那些地方大量出售香烟，而且很多都是假烟。烟草部门要查，只有工商配合才行。而工商部门只是管你是不是无照经营，至于假烟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
另外，行政执法部门和公安之间的衔接也有问题。这一点又有我们义乌当地的特点，就是案多人少问题非常突出。工商和其他执法部门移送的案件，最初的取证上往往还有一些欠缺，而且我们这个地方，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也客观上加大了这个难度。一旦取证不到位的话，主观故意就认定不了。就说冒牌服装吧，虽然外标志上没有显示，但商标上存在假冒品牌的。找人按照他们的要求加工，至于商标、包装可以另外去买来，再进行组装。这样一来，服装的制造商是不是明知就很难认定，只有把订购者抓到了，才能从口供中了解到制造商到底是不是主观故意。这几个环节都是紧密相连的，取证有一个环节缺失就成不了案。公安对这些案件有时候就会不了了之。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公安部门案多人少，这一矛盾非常突出，不急的案子，公安往往先放在一边，因为还有一些骗走巨款等大的案件，这是一定要下大气力的。毕竟侵犯商标或知识产权的受害人未必会盯在这里，而被骗的人可就不同了。所以这类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查到的多，移送的少，处罚的少。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检察机关成立了一个机构，从立案监督、提前介入、引导取证角度出发，将各个行政执法部门汇总起来，大家也都很配合。
检：你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建立了检校合作，具体的操作模式是怎样的呢?
翁：在知识产权执法、司法无缝对接体系的运行过程中，行政执法部门在案件认定方面有些疑难问题，我们会提供智力支持，但有时也力不从心。2007年年底，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建立检校合作。检校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专家库，遇到疑难案件，我们就发给校方，由校方专家进行研讨。我们也会不定期地送干警到学校去培训进修。
2008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所和我院还共同主办了“全球时代的知识产权犯罪及防治”学术研讨会，来自理论和实务部门的80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也提升了我们的工作的高度和前瞻性。
走进十佳，你会看到，他们刚创新的思维，规范的机制，柔例的精神，还有一切为民的公仆理念，在平中，展示着各自独到的靓丽。水积成川，也正是基层的一颗颗水滴晶莹，才使全国检察工作任执法监督、打击预防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诸项工作中，彰显着雄浑的底气。
国际商城的法律捍卫者
在此次第三届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暨全国十佳基层检察院表彰大会上，义乌市人民检察院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当选“全国十佳基层检察院”，成为浙江省首个获此殊荣的检察院。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典范
美国驻沪总领事季瑞达先生、美国驻中国知识产权专员柯恩和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维多利亚·艾斯比奈尔女士来义乌市检察院访问时，称义乌市人民检察院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典范”。
义乌市市场经营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共有商位6.2万个，汇集了170多万种商品，被联合国、世界银行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市场在持续繁荣的同时，也成了假冒商品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高发区，这严重影响了商城义乌的信誉。
以维护义乌市场秩序为核心，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联合成立了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义乌教学研究基地”。该院调研小组撰写的《涉及境外人员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逐渐增多》一文，被新华社刊载，引起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领导的重视，专程赴义乌进行调研，并在义乌召开了国家级的涉外知识产权执法座谈会。义乌市人民检察院还与该市知识产权局、公安、工商、海关等执法部门共同建立知识产权执法、司法“无缝对接”机制，解决了目前知识产权多部门分散执法无法形成保护合力的难题。两年来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共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78件148人，追诉9人，是浙江省办理此类案件最多的基层检察院。义乌检察院办理的假冒“邦迪”创可贴等4个案件连续四届荣获中国外商投资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十大知识产权保护最佳案例奖”。
2008年，美国“特别301报告”专门指出：“义乌官方已经建立了协调机构，以加强知识产权执法”，“近几年，在义乌提出知识产权刑事举报更加容易……”
从集体上访到送匾示谢
2008年9月28日，义乌市民主村3D0多名群众抬着一块写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牌匾，敲锣打鼓送到义乌市人民检察院，以此感谢义乌市检察院查办了该社4名村干部贪污受贿80多万元的特大案件，给这起长达6年的集体上访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民主村是义乌市的城中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应十分富裕的村，却在为村民办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时拿不出一分钱，而村干部一直未向村民公布村里土地的转让情况。为此，这个村的村民多年来一直上访不断。
2008年7月15日，在奥运会前夕的“大接访”活动中，翁跃强检察长接待了该村村民。“这起多年信访案背后是否隐藏着职务犯罪?”为此，该院果断决定成立专案组对此案展开调查。
事情要回溯到十几年前。1992年，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的管理机构——“经济服务社”成立，村民们也都成了股东，但没人拿到一张股员证。为了解决失去土地而“农转非”人员的就业及生活保障问题，义乌市政府专门为民主村股份经济服务社划拨了1500多平方米土地，所得收入按股份分红。可村民在办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时却拿不出一分钱，面对村民的质疑，前任董事长陈众才和丁红月却绝口不提政府拨付土地的转让情况。
股东们觉察到情况不妙，2003年开始，部分股东开始向义乌市信访局等部门上访，举报陈众才和丁红月等人财务管理混乱和低价出让集体土地问题，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查清土地去向后，罢免原董事长、监事会成员。2005年，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了，可是村民们的问题却没有真正解决。
“这件多年信访案背后是否隐藏着职务犯罪?”在这样的追问下，经过缜密侦查，义乌市检察院终于查清了村干部陈众才等4人在协助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中，贪污受贿80余万元的事实。
案子办完了，按理说干警们也该松了一口气，可村民养老医疗的救命钱还没有着落。考虑案件的社会效果，除了78万元的赃款被全部追回外，检察干警们还帮助追回了民主村集体土地上所建房屋中的10间面店、9间住宅，价值2500万。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天都亮了!”一位村民朴素的话表达了他们心底的感激。
专访检察长翁跃强：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义乌市检察院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这座国际商贸名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角色，是客观环境使然，还是有我们主观选择的成分?
翁跃强(以下简称翁)：最起初，义乌市经营的小商品主要是低层次的，而目前义乌小商品城有65％是外销商品。原来或许可以用低成本来取得竞争优势，而现在已经达到这么高的外向度，就必须要按照国际规则来运行，知识产权保护变得越来越重要。市场信誉要求货真价实，这是前提。如果不围绕着商城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只是公安移送几个案子就办几个，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就这样，我们把以打造国际商贸名城确立为工作中心，创建了立体保护知识产权执法体系。
明确了执法的重点，2006年年底到2007年年初，我们院对曾经查办过的知识产权案件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惊人的。我们发现，凡是涉及侵犯国际著名商标的案件，只要是出口的，100％都有外国人参与，而且往往起主导作用。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完成了《涉及境外人员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逐渐增多》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引起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视。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带队赶到义乌了解情况，听取了我的汇报。2007年4月份，全国涉外知识产权执法座谈会在义乌市举办，公安、检察、法院、知识产权局、工商局等和知识产权有关的部门都来了。2007年10月，义乌又入选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是入选的50个城市中唯一一个县级市。
检：我注意到，义乌检察院牵头在义乌市建立了知识产权执法、司法“无缝对接”机制，这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
翁：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相对割裂，信息沟通不畅，这是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机制性、体制性问题。质检部门管制造，海关商检管进出口，工商部门管流通……而这些和知识产权有关系的行政执法部门都是条线分割的。打个比方，质监部门获知某厂家产品可能存在造假，而义乌的商品并不是都在本地制造。义乌是无水港，从义乌出去的都是小商品，多达170万个单项商品，每天1500个集装箱，要一一查验，根本查不过来。而我们这里查完以后是直接上船的，小商品从这里出去相对比较容易。如果质监部门得到消息却没有查到的话，一般也不会让海关重点盯住可能存在问题的厂家，他们 相互之间缺少沟通的机制和渠道。
在执法过程中，每一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也是有限的。打个比方说，假冒的中华香烟，烟草局是非常苦恼的。烟草局在柜台上发现假烟，但不能进仓库去检查，因为仓库不是经营场所，只能在经营场所去检查。可是假烟不可能都放在柜台上啊?再比如，所有的娱乐场所买的香烟多半都没有专门经营卷烟的许可，所以没有权力去查它，但事实上那些地方大量出售香烟，而且很多都是假烟。烟草部门要查，只有工商配合才行。而工商部门只是管你是不是无照经营，至于假烟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
另外，行政执法部门和公安之间的衔接也有问题。这一点又有我们义乌当地的特点，就是案多人少问题非常突出。工商和其他执法部门移送的案件，最初的取证上往往还有一些欠缺，而且我们这个地方，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也客观上加大了这个难度。一旦取证不到位的话，主观故意就认定不了。就说冒牌服装吧，虽然外标志上没有显示，但商标上存在假冒品牌的。找人按照他们的要求加工，至于商标、包装可以另外去买来，再进行组装。这样一来，服装的制造商是不是明知就很难认定，只有把订购者抓到了，才能从口供中了解到制造商到底是不是主观故意。这几个环节都是紧密相连的，取证有一个环节缺失就成不了案。公安对这些案件有时候就会不了了之。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公安部门案多人少，这一矛盾非常突出，不急的案子，公安往往先放在一边，因为还有一些骗走巨款等大的案件，这是一定要下大气力的。毕竟侵犯商标或知识产权的受害人未必会盯在这里，而被骗的人可就不同了。所以这类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查到的多，移送的少，处罚的少。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检察机关成立了一个机构，从立案监督、提前介入、引导取证角度出发，将各个行政执法部门汇总起来，大家也都很配合。
检：你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建立了检校合作，具体的操作模式是怎样的呢?
翁：在知识产权执法、司法无缝对接体系的运行过程中，行政执法部门在案件认定方面有些疑难问题，我们会提供智力支持，但有时也力不从心。2007年年底，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建立检校合作。检校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专家库，遇到疑难案件，我们就发给校方，由校方专家进行研讨。我们也会不定期地送干警到学校去培训进修。
2008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所和我院还共同主办了“全球时代的知识产权犯罪及防治”学术研讨会，来自理论和实务部门的80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也提升了我们的工作的高度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