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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底，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新冠疫情已得到较好控制，各国政府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继续管控疫情和刺激经济重启的双重目标。但是，由于近半年来各国根据防控疫情需要采取包括加强边境管理、实施大规模社交隔离等措施，以及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滞、就业率下降等问题，东南亚庞大的外籍劳工群体遭遇一系列困难，增加了地区内的不稳定因素。一些中国海外务工人员也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在东南亚，外籍劳工移民群体数量庞大，涉及祖籍国和东道国的管理和稳定，是个跨国性问题，因此需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应对。
外籍劳工是指以就业为目的而发生的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随着东盟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东南亚区域内部的跨境人口流动频繁，外籍劳工占据了本地区跨境人口流动的主体。新加坡、文莱是主要的外籍劳工输入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则是输出国，马来西亚、泰国既是输出国也是输入国。外籍劳工给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活力，但也长期面临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后，外籍劳工成为东南亚防疫抗疫中的盲点，他们大多居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廉价公寓或其他简陋设施中，卫生条件恶劣，无法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各国政府对本地居民和外籍劳工多采取有差别的防疫政策，大量外籍劳工因无法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在新加坡，由于早期重视不足，外籍劳工聚集性感染成为该国第二波疫情的引爆点。事实上，早在2020年2月新加坡外籍劳工群体当中就已发生小规模集体感染，3月当地劳工组织就警告宿舍区可能发生大规模传染，但直到4月初集体感染暴发后，新加坡政府才开始采取大规模隔离、清洁、撤离措施并设立驻点医疗站。新加坡卫生部统计，截至7月中旬，新加坡输入性感染600多例，社区感染2000多例，集体宿舍聚集性感染则超过了40000例。
东南亚地区还存在大量非法劳工，他们大多以偷渡方式入境，没有合法居留证件，无法也不愿被东道国政府追踪和管控。疫情暴发后，由于信息缺失，他们无法被及时纳入东道国管理范畴，一旦感染病毒也无法得到医疗救助，很多非法外籍劳工还刻意逃避检查和治疗。据有关方面统计，在马来西亚的非法外籍劳工估计有数百万之众，远远超过登记在册的合法人数。按照泰国发展研究院预估，有超过两万名泰国非法劳工在马来西亚打工。对泰国政府来说，一旦他们在马失业，将可能通过泰国三个南部边境省份返泰，而这些省份的医疗资源有限，难以应对。对马来西亚政府来说，情况则更为复杂。5月1日，为阻止疫情扩散，马警方展开行动，逮捕了数百名非法外籍劳工。然而，面对数百万的非法外籍劳工，这种突然行动效果十分有限。联合国难民署驻马办事处警告说，大规模逮捕行动会加大疫情感染及传播风险。
2020年4月20日，多名网约摩托司机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街头等待接单，新冠疫情给他们的生计造成严重影响。
外籍劳工在东道国多数从事服务业工作，也有部分在工厂企业和农村务工，是最易遭受疫情冲击的人群。为了防疫抗疫，东南亚各国政府从3月份就开始采取严厉的出入境管理措施，特别针对包括外籍劳工在内的外国人群体，这就致使很多外籍劳工面临丢掉工作、滞留东道国的困境，既无法回国享受本国医疗待遇也无法在东道国得到医疗救助保障。在这种情境下，各种非法偷越边境的“攻略”开始在网上流传，这不仅加大了各国防控疫情的难度，外籍劳工自身也极易因躲避检查而发生意外。
对病毒的恐惧和对失业的担心与既有排华情绪相互交织，还引发了印尼部分省份对中国劳工的过激行为。据报道，从今年3月起，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民众持续举行反对和抗议中国劳工人员抵达的活动。这些中国劳工人员受雇于在印尼经营的中国企业，抵印尼时严格按照该国政府的卫生防疫规定，持有合法的工作许可证和健康证书。按照印尼政府向当地民众的解释，中国劳工已获得中央政府的许可，他们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能够向当地工人传授技术，帮助减少失业和贫困。尽管如此，东南苏拉威西省的学生组织、劳工协会和村民群众仍认为政府如果在疫情期间批准外国劳工到来，将会抢占当地工人的就業机会，因而不断游行示威，甚至袭击当地政府机构和保护中国劳工的印尼警察，要求驱逐中国劳工。
新冠疫情是面“多棱镜”，也是“发酵剂”，不仅暴露和折射出一些长期存在的的复杂性社会问题，还可能激化这些沉疴痼疾。就外籍劳工而言，需要各国加强信息共享，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开展区域治理。
东盟长期关注跨国劳工问题并且建立了各种管理机制，但是在此次疫情中各种机制的作用反应较慢，政策措施成效有待进一步观察。5月14日，东盟就应对新冠疫情对劳动者和就业机会产生的影响召开劳务部长会议并发表《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对劳动者和就业机会产生影响的联合声明》，表示将进行合作，为所有劳工，特别是低收入、从事非正规行业或高风险行业的劳工及时提供生计和健康保障;确保被解雇的劳工得到雇主补偿或获得社会福利;为东盟区域内的外籍劳工提供适当援助;在东盟成员国之间分享有关援助劳工、雇主的措施和提高抵御能力的经验教训。
据此，东盟各国已陆续开始采取实际措施，向外籍劳工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延期签证，并向已感染的外籍劳工提供治疗。新加坡政府每天会给被隔离的外籍劳工免费提供三餐，向接受隔离的外籍劳工分发口罩、温度计、消毒洗手液以及食品等。新加坡人力部还与雇主合作，确保被隔离的外籍劳工在隔离期间享有带薪住院假，等等。
中国外交部已与东盟各国陆续开通或加快协商启动便利必要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探讨开通重要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出于推进重大合作项目需要，中方承包企业与人员主动与印尼各级政府协商，严格按照当地政府规定办理各种手续，最大限度避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面对疫情将长期存在的趋势，管理外籍劳工问题也将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当中的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从联合防疫抗疫，到共同治理因“疫”而生的各类社会民生问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此过程中不断磨合，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就此而言，疫情既是一场考验，也提供了合作机遇。
（张洁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新冠疫情威胁外籍劳工人身安全
外籍劳工是指以就业为目的而发生的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随着东盟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东南亚区域内部的跨境人口流动频繁，外籍劳工占据了本地区跨境人口流动的主体。新加坡、文莱是主要的外籍劳工输入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则是输出国，马来西亚、泰国既是输出国也是输入国。外籍劳工给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活力，但也长期面临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后，外籍劳工成为东南亚防疫抗疫中的盲点，他们大多居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廉价公寓或其他简陋设施中，卫生条件恶劣，无法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各国政府对本地居民和外籍劳工多采取有差别的防疫政策，大量外籍劳工因无法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在新加坡，由于早期重视不足，外籍劳工聚集性感染成为该国第二波疫情的引爆点。事实上，早在2020年2月新加坡外籍劳工群体当中就已发生小规模集体感染，3月当地劳工组织就警告宿舍区可能发生大规模传染，但直到4月初集体感染暴发后，新加坡政府才开始采取大规模隔离、清洁、撤离措施并设立驻点医疗站。新加坡卫生部统计，截至7月中旬，新加坡输入性感染600多例，社区感染2000多例，集体宿舍聚集性感染则超过了40000例。
东南亚地区还存在大量非法劳工，他们大多以偷渡方式入境，没有合法居留证件，无法也不愿被东道国政府追踪和管控。疫情暴发后，由于信息缺失，他们无法被及时纳入东道国管理范畴，一旦感染病毒也无法得到医疗救助，很多非法外籍劳工还刻意逃避检查和治疗。据有关方面统计，在马来西亚的非法外籍劳工估计有数百万之众，远远超过登记在册的合法人数。按照泰国发展研究院预估，有超过两万名泰国非法劳工在马来西亚打工。对泰国政府来说，一旦他们在马失业，将可能通过泰国三个南部边境省份返泰，而这些省份的医疗资源有限，难以应对。对马来西亚政府来说，情况则更为复杂。5月1日，为阻止疫情扩散，马警方展开行动，逮捕了数百名非法外籍劳工。然而，面对数百万的非法外籍劳工，这种突然行动效果十分有限。联合国难民署驻马办事处警告说，大规模逮捕行动会加大疫情感染及传播风险。
外籍劳工在东道国多数从事服务业工作，也有部分在工厂企业和农村务工，是最易遭受疫情冲击的人群。为了防疫抗疫，东南亚各国政府从3月份就开始采取严厉的出入境管理措施，特别针对包括外籍劳工在内的外国人群体，这就致使很多外籍劳工面临丢掉工作、滞留东道国的困境，既无法回国享受本国医疗待遇也无法在东道国得到医疗救助保障。在这种情境下，各种非法偷越边境的“攻略”开始在网上流传，这不仅加大了各国防控疫情的难度，外籍劳工自身也极易因躲避检查而发生意外。
对病毒的恐惧和对失业的担心与既有排华情绪相互交织，还引发了印尼部分省份对中国劳工的过激行为。据报道，从今年3月起，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民众持续举行反对和抗议中国劳工人员抵达的活动。这些中国劳工人员受雇于在印尼经营的中国企业，抵印尼时严格按照该国政府的卫生防疫规定，持有合法的工作许可证和健康证书。按照印尼政府向当地民众的解释，中国劳工已获得中央政府的许可，他们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能够向当地工人传授技术，帮助减少失业和贫困。尽管如此，东南苏拉威西省的学生组织、劳工协会和村民群众仍认为政府如果在疫情期间批准外国劳工到来，将会抢占当地工人的就業机会，因而不断游行示威，甚至袭击当地政府机构和保护中国劳工的印尼警察，要求驱逐中国劳工。
妥善处理外籍劳工问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
新冠疫情是面“多棱镜”，也是“发酵剂”，不仅暴露和折射出一些长期存在的的复杂性社会问题，还可能激化这些沉疴痼疾。就外籍劳工而言，需要各国加强信息共享，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开展区域治理。
东盟长期关注跨国劳工问题并且建立了各种管理机制，但是在此次疫情中各种机制的作用反应较慢，政策措施成效有待进一步观察。5月14日，东盟就应对新冠疫情对劳动者和就业机会产生的影响召开劳务部长会议并发表《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对劳动者和就业机会产生影响的联合声明》，表示将进行合作，为所有劳工，特别是低收入、从事非正规行业或高风险行业的劳工及时提供生计和健康保障;确保被解雇的劳工得到雇主补偿或获得社会福利;为东盟区域内的外籍劳工提供适当援助;在东盟成员国之间分享有关援助劳工、雇主的措施和提高抵御能力的经验教训。
据此，东盟各国已陆续开始采取实际措施，向外籍劳工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延期签证，并向已感染的外籍劳工提供治疗。新加坡政府每天会给被隔离的外籍劳工免费提供三餐，向接受隔离的外籍劳工分发口罩、温度计、消毒洗手液以及食品等。新加坡人力部还与雇主合作，确保被隔离的外籍劳工在隔离期间享有带薪住院假，等等。
中国外交部已与东盟各国陆续开通或加快协商启动便利必要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探讨开通重要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出于推进重大合作项目需要，中方承包企业与人员主动与印尼各级政府协商，严格按照当地政府规定办理各种手续，最大限度避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面对疫情将长期存在的趋势，管理外籍劳工问题也将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当中的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从联合防疫抗疫，到共同治理因“疫”而生的各类社会民生问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此过程中不断磨合，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就此而言，疫情既是一场考验，也提供了合作机遇。
（张洁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