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人们少不了会想到汪子嵩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汪先生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推动了古希腊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复苏；由他和范明生、陈村富等先生历时28年完成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更被誉为国内希腊哲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国内该领域的最高水准。2016年初，汪先生的《西方三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文集的面世为广大古希腊哲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汪先生学术历程的难得机会，通过汪先生明白通畅的叙述，在我们眼前又好像打开了一扇窗，可以一窥中国近百年希腊哲学研究的概貌。
　　汪先生是著名希腊哲学研究家陈康先生的弟子。改革开放后，国内学术气氛趋于活跃，汪先生潜心希腊哲学的研究与著述，成为新时期国内希腊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先驱之一，著述颇丰。《西方三大师》是汪子嵩先生的一部文集，辑录了汪先生从1981年到2002年的论文十二篇，译作一篇，其中有些篇章是第一次全文发表。正如书名所提示的，这十三篇论文集中论述古希腊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一篇，柏拉图三篇，亚里士多德最多，有八篇，另有一篇兼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汪先生的研究成果无须在此赘述，有兴趣的读者自可以翻开书来阅读。我们想介绍的是，该书的另外三个特点，这是其他希腊哲学研究著作所没有的。年逾八旬的汪先生，把一多半的时间奉献给了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经历了希腊哲学研究在中国从起步到沉寂，再到复苏的全过程。在《西方三大师》里，汪先生以他深厚的学术积淀、广阔的学术视野，对希腊哲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历史、对希腊哲学中国学者的师承，以及外国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的汉语翻译问题，做了多处较为详细的介绍与说明，具有特殊的学科史和学术研究价值。
　　一、保留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希腊哲学研究摆脱“左”的束缚，逐步实现学术自主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外国哲学研究重新恢复生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汪先生以亚里士多德为题写了多篇论文，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做了全面、准确的述评，于新时期希腊哲学研究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进步。同时，囿于时代的局限，这几篇文章的立论还带有过往以僵化的哲学史观解释哲学史和哲学问题的痕迹，仍然从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上来立论。总的来看，书中几篇80年代前期的论文均带有在旧的研究框架中寻求新的突破的时代特征。这些文献不仅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是见证我国希腊哲学研究重新起步的珍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学科史价值。
　　二、记载了几代希腊哲学中国研究家的学统、师承及主要研究成果，勾勒出中国希腊哲学研究百年历史的主流线索。早在明代，介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名理探》《寰有诠》就已经被译介到中国。20世纪初，译介希腊哲学的著作渐多。三四十年代，陈康先生留学英德，归国后教授希腊哲学，为中国的希腊哲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种子，他的学生汪子嵩、苗力田、王太庆等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将，继续推动国内希腊哲学研究的发展，并培养出新一代的学者专家。书中对陈康、苗力田、王太庆诸先生的学术观点、方法，学术成就和学术活动多有记载，保留了第一手资料，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三、探讨了外国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的汉语翻译的原则、标准和方法等问题。希腊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它的翻译，希腊哲学典籍的汉语翻译史甚至比它的以汉语为工作语言的研究史更长，然而，哲学著作的翻译殊非易事，要兼顾义理和术语上的准确与行文的明白晓畅，更加困难。几代中国研究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汪子嵩先生长年浸淫于希腊哲学，深味译事甘苦，熟知译界主要译家的翻译原则。书中有三篇文章论及希腊典籍的翻译，对前辈名家的翻译原则、方法多有说明，尤其以陈康先生、王太庆先生和苗力田先生的观点最为详细，颇可为后来者学习借鉴。
　　以上三个特点是其他希腊哲学史研究著作所罕有的。在一部书中兼顾希腊哲学研究、希腊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介绍和希腊哲学典籍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评析三个方面，是该书最大的特色，为读者开启了一座可供多方探索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