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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政治主导(国家政权或政党组织)对社会动员的形式、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着政治目标的实现。在贫弱落后的国家进行反侵略战争尤其如此。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因刊登大量工人的自述性文章,对大后方工人进行政治动员。使陷入低潮的工人运动再度兴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围绕《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报道内容、编排技巧、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工人的政治动员进行评述。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能对工人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应该首推中共的《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该报经国民政府批准,在汉口创办。中共通过这份报纸,首次得以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发表意见。《新华日报》自创刊起,既大力宣传工人运动的方针,为工人运动指明方向,又充分利用自己的版面,反映工人的心声,同时也激发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反日情绪,获得了很大的成效。
早在抗战爆发前,中共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中共对工人的政治动员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指出民众运动中偏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无益于争取多数群众,强调利用合法形式或公开斗争的重要性。至于《新华日报》对工人活动报道的方针,既高度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击日本侵略的原则性,又很灵活、适度地注意改善工人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从版面上看,较多篇幅是反映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形,但为了抗日,并不是毫无节制地鼓动工人对资本家进行斗争,同时也着重呼吁社会大众关心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体现了中共“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这里主要精神有以下两点:
其一,既维护工人利益,也团结民族资本家。劝说民族资本家不要只图牟利,过分压榨工人,应该关心工人的生活与健康。如1940年10月18日刊登的《中华书局解雇工友问题》署名文章中,作者提了数条建议,其中第三条写道:“希望全国民族资本家眼光放远些,明白只有在工人生活相当改善,工人组织发展的时候,才能使职工积极生产,对于抗战和厂方都有利。”为了避免刺激民族资本家,凡是刊登反映工时过长、工资过低以及劳动条件恶劣的来信和消息都只写具体事情,不写厂名。其二,对于国民政府,主要是逼其进步,督促其执行相对来说多少有利于工人的法令。《新华日报》在维护工人群众生活和政治权利的言论中,便经常呼吁政府认真执行《维持战时劳工生活》法令,或者引用一段蒋介石的讲话,要求国民政府实践诺言。
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政治动员,《新华日报》在编采方面巧妙出色的剪报工作扩大了对民众的宣传鼓励。当时在国统区办报,时事新闻只能依靠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外国通讯社除塔斯社直接发稿外,英美通讯社的消息也要经过中央通讯社的过滤。这样,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很少。为了达到利用《新华日报》动员民众的目的,编辑人员往往利用国统区一些地方报纸所暴露的社会阴暗的材料,改写成新闻通讯和资料发表,数量也很大,这样,《新华日报》不但报道的质不同于官方的报纸,而在量的方面,也将中央社的消息压缩至最少。
《新华日报》创刊之初,即将团结抗日作为抗战时期对工人进行政治动员的基本方针。反映在内容上,《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的社论、专论、短评和署名文章,反复宣传上述方针。根据一项统计,1938年至1945年,仅社论和短评就达百篇以上。如再加上署名文章,则数量更为可观。
这些文章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工人活动的各个方面。为了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抗战,《新华日报》在1938年2月16日发表《如何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事业》的社论,并明确指出:首先要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和组织。据1935年调查,全国仅有271个工会,76万人,已参加了工会的成员也未受到教育和训练。为了训练教育工人和扩大职工组织,社论强调必须积极扶植职工运动,充分允许职工以真正民主的方式组织职工会的自由,使广大的劳工担负起支持抗战的任务。其次,号召全国工人团结起来,使千千万万工人。不分党派、地域、民族、信仰,都能团结和统一在一个统一的总职工会中。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和统一全国广大职工,才能更好地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工会的更大同情和支援,以求得我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新华日报》一方面利用上述宣传动员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也亲自组织自己的工会,建立工人抗日救亡组织,团结进步组织与爱国人士把工人动员起来。抗战初期,武汉有黄色工会96个,遍布各行各业。后来,又建立了黄色汉口市总工会,工会组织从上到下都被国民党控制。国民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黄色工会,另一方面对中共领导工人组织工会设置障碍。中共在当时不强调另行组织黄色工会,只号召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使他们成为抗日救亡的团体。因此,在当时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首次在汉口公开成立了由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印刷厂工会。1938年8月5日,《新华日报》印刷厂建立汉口市印刷业职业工会第二分会,选举林肖侠等7人为干事,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新华日报》的倡导下,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抗战教育研究会、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都以不同的形式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新华日报》还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和工人的重要活动,刊登社论加大对工人的政治动员,并且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则均发表社论,有时还不止一篇。
“八三”全面抗战两周年,在中共香港地区地下组织的策动下,香港汪系报纸《南华日报》和《天演日报》两个报社的全体印刷工人联合通电全国,控诉汪精卫利用这两家日报传播汉奸理论、反对“八三”纪念献金活动,并决定集体罢工辞职,迫使这两家汉奸报纸停刊。8月15日,香港另一家报纸《自由日报》的15名工人也起而响应。在这次罢工活动中,《新华日报》发挥了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8月15日。《新华日报》率先报道了两报工人反汪罢工的消息,然后又陆续以短评、社论、实地采访等方式加以声援,接着又有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32个新闻单位通电声授响应。从8月20日开始,《新华日报》刊登的支援香港反汪工人来函来电都附有捐款说明,捐款相助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爱国救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社会风气。遇有某种有利抗战的正义行动,只要有人发起捐款,就会得到广泛响应。报纸刊登附有捐款的慰问信,表明运动又向前跨越了一步。《新华日报》在极力声援 的同时,该报职工以捐款的方式带动和促进各地声授活动的开展,也获得了广泛的回响,重庆某国防工厂的工人。先后捐款达7次,顺昌铁工厂的工人也两次扣款,甚至连中国无线电业公司被解雇的工人,也两次捐出自己挣得的有限解雇金。
《新华日报》这场声授香港三报工人反汪运动的政治动员持续了8个月之久。理论界认为,评判大众传媒的社会动员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媒体说服公众的程度。说服成功与否取决于媒体本身对公众的吸引力及制造的公共压力。《新华日报》的这次声授活动激起3000多人、200多个团体以函电、捐款等方式向香港三报反汪工人表示慰问。这说明,香港三报工人不惜牺牲个人切身利益,以辞职罢工迫使报纸停刊打击汉奸势力这一行动得到了全体爱国同胞的认同。也正是这根导火线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对汉奸运动的高潮。这种动员不仅使广大工人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教育,同时还打击了-反共势力,因此。有人用了四个字评论这次政治动员,说它是“反汪压蒋”。由此观之,《新华日报》对声授香港罢工工人所做的政治动员,可见一斑。
为了争取社会各界对工人困苦生活的了解,《新华日报》派出了大批记者,深入工厂、矿山和其他工人集中地,对工人生活进行广泛的调查。同时也鼓励工人投稿,反映工人的困难和要求。根据一项统计,“国统区工人生活”专栏,1939年共刊出40余条,至1944年已增至130多条,如再加上“国统区工人失业”和“职工运动”专栏所刊出的有关条目,则已有200多条。《新华日报》除了在“读者园”刊登工人们的倾诉和呼吁外,还先后开辟“32人生活线”和“生活一角”等专栏和“工人园地”、“工人习作”等专页,反映大后方工人的艰辛和他们的要求。这些文章所展现在受众面前的是:含辛茹苦为增产抗战物资。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工人,在物价高涨、工资低微的情况下,连自己的温饱尚难维持,养家糊口更无从解决,一朝失业,只有流浪街头,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华日报》以大多数报纸很少提及而又确实是大后方社会人口的主要成分的工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受众,为中共赢得民意。
此外,《新华日报》的副刊中也有许多反映工人苦难生活的文章。观察《新华日报》的内容,从政治动员的角度来分析,它一方面在不断地强化工人的阶级认同,宣传阶级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也灌输工人要以实际的行动改变现状。
为了强化对工人的政治动员,《新华日报》不仅在内容上精心选裁,而且在报纸的编排上非常讲究技巧。最常用的方式有:
正反对比。将暴露大后方工人生活困苦的报道和介绍中共陕甘宁边区工人安居乐业的文章放在同一版面,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宣传结果。例如1944年8月18日《劳动人民的生活》专页,大标题为《一般劳动,两样滋味》,大标题下共有两篇文章:王进的《挑水夫》和白英的《老李》。两篇文章均为描写挑水夫的生活。不同的是,延安的挑水夫为八路军挑水主动争挑重担,而重庆的挑水夫为了活命被迫拼上了老命。更为有趣的是。编辑又特别在两个小标题前分别注明“他生活在延安”和“他生活在四川”。此外,擅用插图:编者常能利用漫画、木刻、连环图画作为插图,这种方式能达到入木三分的宣传效果。
由上文观之,《新华日报》对大后方工人的政治动员效果不仅充分体现在它的报道方针、内容及编排技巧上,而且还体现在它的发行量和影响力上。评估受众接触媒介效果的高低好坏,不仅要看受众人数的多寡,而且要看受众对媒介的反应程度、信赖程度以及受众的意志和行动在媒介的影响下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报纸的发行量是衡量受众人数多少的参照指标。《新华日报》的发行份数,根据1945年1月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所作的一项情报报告指出,《新华日报》因报价低廉,出版时间较早,且送报派专人负责,故其他报纸尚未全部印妥,而该报已达到户及沿街叫卖。学生、工人均可免费送阅。由于以上各种原因,该报的发行数目日有增加,已达2.2万份,并大肆扩充,遂增至5万份。《新华日报》在当时为一大报,应毫无疑问。一项资料指出。在重庆地区,《新华日报》的销路仅次于《大公报》,而位居第二大报。(z根据《新华日报》1943年对读者成分所做的调查,读者中有20%为工人,《这显示该报尚能受到工人的欢迎。《新华日报》的影响力,不能仅从销售或订阅数上来观察,因为一份报纸到工厂后,常常广为传阅。此外,一些工人的工人夜校、中共的党员培训班等,均以《新华日报》的相关文章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工人中的读书会,也以《新华日报》作为主要读物。《新华日报》影响之广、之大不言而喻。
总之,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人,虽然受地域观念、职工界限、技术界限、宗教及政治信仰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中共在战时能相当成功地利用《新华日报》对工厂进行政治动员,使得大后方的工人运动在外界环境的配合下,迅速地再度兴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编校:张红玲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能对工人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应该首推中共的《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该报经国民政府批准,在汉口创办。中共通过这份报纸,首次得以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发表意见。《新华日报》自创刊起,既大力宣传工人运动的方针,为工人运动指明方向,又充分利用自己的版面,反映工人的心声,同时也激发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反日情绪,获得了很大的成效。
早在抗战爆发前,中共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中共对工人的政治动员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指出民众运动中偏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无益于争取多数群众,强调利用合法形式或公开斗争的重要性。至于《新华日报》对工人活动报道的方针,既高度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击日本侵略的原则性,又很灵活、适度地注意改善工人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从版面上看,较多篇幅是反映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形,但为了抗日,并不是毫无节制地鼓动工人对资本家进行斗争,同时也着重呼吁社会大众关心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体现了中共“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这里主要精神有以下两点:
其一,既维护工人利益,也团结民族资本家。劝说民族资本家不要只图牟利,过分压榨工人,应该关心工人的生活与健康。如1940年10月18日刊登的《中华书局解雇工友问题》署名文章中,作者提了数条建议,其中第三条写道:“希望全国民族资本家眼光放远些,明白只有在工人生活相当改善,工人组织发展的时候,才能使职工积极生产,对于抗战和厂方都有利。”为了避免刺激民族资本家,凡是刊登反映工时过长、工资过低以及劳动条件恶劣的来信和消息都只写具体事情,不写厂名。其二,对于国民政府,主要是逼其进步,督促其执行相对来说多少有利于工人的法令。《新华日报》在维护工人群众生活和政治权利的言论中,便经常呼吁政府认真执行《维持战时劳工生活》法令,或者引用一段蒋介石的讲话,要求国民政府实践诺言。
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政治动员,《新华日报》在编采方面巧妙出色的剪报工作扩大了对民众的宣传鼓励。当时在国统区办报,时事新闻只能依靠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外国通讯社除塔斯社直接发稿外,英美通讯社的消息也要经过中央通讯社的过滤。这样,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很少。为了达到利用《新华日报》动员民众的目的,编辑人员往往利用国统区一些地方报纸所暴露的社会阴暗的材料,改写成新闻通讯和资料发表,数量也很大,这样,《新华日报》不但报道的质不同于官方的报纸,而在量的方面,也将中央社的消息压缩至最少。
《新华日报》创刊之初,即将团结抗日作为抗战时期对工人进行政治动员的基本方针。反映在内容上,《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的社论、专论、短评和署名文章,反复宣传上述方针。根据一项统计,1938年至1945年,仅社论和短评就达百篇以上。如再加上署名文章,则数量更为可观。
这些文章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工人活动的各个方面。为了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抗战,《新华日报》在1938年2月16日发表《如何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事业》的社论,并明确指出:首先要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和组织。据1935年调查,全国仅有271个工会,76万人,已参加了工会的成员也未受到教育和训练。为了训练教育工人和扩大职工组织,社论强调必须积极扶植职工运动,充分允许职工以真正民主的方式组织职工会的自由,使广大的劳工担负起支持抗战的任务。其次,号召全国工人团结起来,使千千万万工人。不分党派、地域、民族、信仰,都能团结和统一在一个统一的总职工会中。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和统一全国广大职工,才能更好地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工会的更大同情和支援,以求得我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新华日报》一方面利用上述宣传动员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也亲自组织自己的工会,建立工人抗日救亡组织,团结进步组织与爱国人士把工人动员起来。抗战初期,武汉有黄色工会96个,遍布各行各业。后来,又建立了黄色汉口市总工会,工会组织从上到下都被国民党控制。国民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黄色工会,另一方面对中共领导工人组织工会设置障碍。中共在当时不强调另行组织黄色工会,只号召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使他们成为抗日救亡的团体。因此,在当时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首次在汉口公开成立了由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印刷厂工会。1938年8月5日,《新华日报》印刷厂建立汉口市印刷业职业工会第二分会,选举林肖侠等7人为干事,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新华日报》的倡导下,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抗战教育研究会、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都以不同的形式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新华日报》还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和工人的重要活动,刊登社论加大对工人的政治动员,并且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则均发表社论,有时还不止一篇。
“八三”全面抗战两周年,在中共香港地区地下组织的策动下,香港汪系报纸《南华日报》和《天演日报》两个报社的全体印刷工人联合通电全国,控诉汪精卫利用这两家日报传播汉奸理论、反对“八三”纪念献金活动,并决定集体罢工辞职,迫使这两家汉奸报纸停刊。8月15日,香港另一家报纸《自由日报》的15名工人也起而响应。在这次罢工活动中,《新华日报》发挥了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8月15日。《新华日报》率先报道了两报工人反汪罢工的消息,然后又陆续以短评、社论、实地采访等方式加以声援,接着又有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32个新闻单位通电声授响应。从8月20日开始,《新华日报》刊登的支援香港反汪工人来函来电都附有捐款说明,捐款相助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爱国救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社会风气。遇有某种有利抗战的正义行动,只要有人发起捐款,就会得到广泛响应。报纸刊登附有捐款的慰问信,表明运动又向前跨越了一步。《新华日报》在极力声援 的同时,该报职工以捐款的方式带动和促进各地声授活动的开展,也获得了广泛的回响,重庆某国防工厂的工人。先后捐款达7次,顺昌铁工厂的工人也两次扣款,甚至连中国无线电业公司被解雇的工人,也两次捐出自己挣得的有限解雇金。
《新华日报》这场声授香港三报工人反汪运动的政治动员持续了8个月之久。理论界认为,评判大众传媒的社会动员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媒体说服公众的程度。说服成功与否取决于媒体本身对公众的吸引力及制造的公共压力。《新华日报》的这次声授活动激起3000多人、200多个团体以函电、捐款等方式向香港三报反汪工人表示慰问。这说明,香港三报工人不惜牺牲个人切身利益,以辞职罢工迫使报纸停刊打击汉奸势力这一行动得到了全体爱国同胞的认同。也正是这根导火线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对汉奸运动的高潮。这种动员不仅使广大工人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教育,同时还打击了-反共势力,因此。有人用了四个字评论这次政治动员,说它是“反汪压蒋”。由此观之,《新华日报》对声授香港罢工工人所做的政治动员,可见一斑。
为了争取社会各界对工人困苦生活的了解,《新华日报》派出了大批记者,深入工厂、矿山和其他工人集中地,对工人生活进行广泛的调查。同时也鼓励工人投稿,反映工人的困难和要求。根据一项统计,“国统区工人生活”专栏,1939年共刊出40余条,至1944年已增至130多条,如再加上“国统区工人失业”和“职工运动”专栏所刊出的有关条目,则已有200多条。《新华日报》除了在“读者园”刊登工人们的倾诉和呼吁外,还先后开辟“32人生活线”和“生活一角”等专栏和“工人园地”、“工人习作”等专页,反映大后方工人的艰辛和他们的要求。这些文章所展现在受众面前的是:含辛茹苦为增产抗战物资。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工人,在物价高涨、工资低微的情况下,连自己的温饱尚难维持,养家糊口更无从解决,一朝失业,只有流浪街头,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华日报》以大多数报纸很少提及而又确实是大后方社会人口的主要成分的工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受众,为中共赢得民意。
此外,《新华日报》的副刊中也有许多反映工人苦难生活的文章。观察《新华日报》的内容,从政治动员的角度来分析,它一方面在不断地强化工人的阶级认同,宣传阶级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也灌输工人要以实际的行动改变现状。
为了强化对工人的政治动员,《新华日报》不仅在内容上精心选裁,而且在报纸的编排上非常讲究技巧。最常用的方式有:
正反对比。将暴露大后方工人生活困苦的报道和介绍中共陕甘宁边区工人安居乐业的文章放在同一版面,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宣传结果。例如1944年8月18日《劳动人民的生活》专页,大标题为《一般劳动,两样滋味》,大标题下共有两篇文章:王进的《挑水夫》和白英的《老李》。两篇文章均为描写挑水夫的生活。不同的是,延安的挑水夫为八路军挑水主动争挑重担,而重庆的挑水夫为了活命被迫拼上了老命。更为有趣的是。编辑又特别在两个小标题前分别注明“他生活在延安”和“他生活在四川”。此外,擅用插图:编者常能利用漫画、木刻、连环图画作为插图,这种方式能达到入木三分的宣传效果。
由上文观之,《新华日报》对大后方工人的政治动员效果不仅充分体现在它的报道方针、内容及编排技巧上,而且还体现在它的发行量和影响力上。评估受众接触媒介效果的高低好坏,不仅要看受众人数的多寡,而且要看受众对媒介的反应程度、信赖程度以及受众的意志和行动在媒介的影响下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报纸的发行量是衡量受众人数多少的参照指标。《新华日报》的发行份数,根据1945年1月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所作的一项情报报告指出,《新华日报》因报价低廉,出版时间较早,且送报派专人负责,故其他报纸尚未全部印妥,而该报已达到户及沿街叫卖。学生、工人均可免费送阅。由于以上各种原因,该报的发行数目日有增加,已达2.2万份,并大肆扩充,遂增至5万份。《新华日报》在当时为一大报,应毫无疑问。一项资料指出。在重庆地区,《新华日报》的销路仅次于《大公报》,而位居第二大报。(z根据《新华日报》1943年对读者成分所做的调查,读者中有20%为工人,《这显示该报尚能受到工人的欢迎。《新华日报》的影响力,不能仅从销售或订阅数上来观察,因为一份报纸到工厂后,常常广为传阅。此外,一些工人的工人夜校、中共的党员培训班等,均以《新华日报》的相关文章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工人中的读书会,也以《新华日报》作为主要读物。《新华日报》影响之广、之大不言而喻。
总之,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人,虽然受地域观念、职工界限、技术界限、宗教及政治信仰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中共在战时能相当成功地利用《新华日报》对工厂进行政治动员,使得大后方的工人运动在外界环境的配合下,迅速地再度兴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