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里长出来的乡村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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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无人烟的车站教堂


  伫立在寒风中的德惠东正教堂破破旧旧,带着几分沧桑。早上六点半,太阳正突破乌云,天空明亮而清冷。
  这里离德惠火车站不远。1903年,沙俄在中国修建的中东铁路全线开通,沿线左右各10~15公里,圈出一片狭长的“中东铁路附属地”,共建造了130多座教堂,沈阳、哈尔滨、满洲里、横道河子等地都有,1903年由中东铁路局管理,1907年转归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教区管辖。
  德惠教堂是按照中东铁路当局的标准设计建造的,和其他车站教堂一样,成为中东铁路俄籍员工及东正教徒的重要生活场所,也成为中东铁路沿途的风景之一。遥想1903年,火车“呜呜”地穿过东北大地,在冒着寒气的冬夜,或是飘着晚霞的夏日黄昏,火车上的人透过车窗不时能看到一座端庄雅致的教堂,听到做礼拜时的钟声……
  受到俄罗斯及东欧建筑风格的影响,东正教堂有着不同于其他基督教教派的美感,显得更为端庄,但不压迫,多结构穹顶,活泼、明艳的色彩,马赛克装饰画,神秘迷人。如今德惠东正教堂呈现出破败沧桑之态,但色彩仍十分艳丽,建筑主体为土黄色,门窗是深绿色,立柱和转角连接处是淡玫红,在鼎盛时期看起来一定光彩夺目。门窗和墙线的弧形线条非常细腻,是用长方形砖慢慢磨成的。
  教堂内已经空无一人,它静默地保留下许多历史片段: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平民搭乘中东铁路而来,踏上寻梦之旅,他们旅途的终点很可能是哈尔滨;日本入侵东北,铁路被日本军队包围,教堂里闪过俄国教徒撤离时紧张的身影;文革“反帝反修”时教堂的铜尖顶被拉掉;后来它曾经先后充当过粮店和仓库,聚集起一些人气,但仍不免越来越冷落,最后成为蝙蝠们的家。
  在多年的拍摄过程中,我遇到过许多像德惠教堂这样空无人烟的教堂。去太原板寺山圣母堂的路上,夜宿一座空空荡荡的废弃教堂,深夜,幽黑中传来各种声音,阴冷潮湿的空气中飘荡着悠悠的醋味,我在这座“上帝的居所”中感到恐惧,在睡袋中不停思考,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我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教堂是窥视清末民初历史的一个切口,我想补上历史记录中缺失的一环。“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我喜欢丁玲的这句话,它是我这么多年拍摄教堂心态的概括。

超越宗教的碰撞与融合


  深秋到云南德钦的茨中村,可以吃到上好的葡萄,颗颗小而饱满,口感酸甜,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玫瑰蜜。它的种子是当年法国传教士从家乡带来的,传教士也教会了当地人如何酿造葡萄酒。
  茨中天主教堂坐落在半山腰,包括大门、前院、教堂、后院以及地窖、花园、菜园和葡萄园等,整体成十字形,周围树木繁茂,灰白色的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
  教堂挺拔的外观线条、对称耸立的塔楼(双塔)、条石砌成的拱券式门廊,有着明显的哥特式风格,但它并没有哥特式建筑传统的尖顶——早期传教士想在教堂建筑中融入中国元素,大多喜欢模仿中国式屋顶,茨中教堂体现了这一偏好,门廊之上的三层钟楼,通高20米,楼顶为亭式攒尖顶木结构,是典型的中国风;正门处用砖石造出飞檐,飞檐下模仿中国传统的斗拱结构。哥特风格的建筑“身子”搭上中式“帽子”,毫无违和感,东方的古典建筑风格中和了哥特式建筑的巍峨、神秘和压迫感,让这座教堂的面目柔和许多,教堂内外中西式建筑要素的加减、组合也带来趣味感,比如用发灰的砖石砌成西式拱形柱,上部绘有蓝色龙纹。
  茨中曾是藏传佛教盛行的地区,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经历了最初的激烈对抗,最终得以兼容。走在茨中村,可以看到教堂掩映在树丛中,玛尼堆、风马旗伫立在蓝天下,信奉不同宗教的人相处和谐,也可以通婚。
  星期天是做礼拜的日子,身着传统服饰的藏族信徒聚集在教堂,用藏语唱赞美诗。圣诞节时,人们会跳起当地民族舞蹈,神父笑眯眯地在一旁观看。
  云南大理天主教堂圣三堂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交融。圣三堂建于1927年,正面是庄严的塔式建筑,融合了宫殿的奢华感与白族庙宇建筑的特色。白族建筑以三滴水式建筑为主,三滴水是指古建筑中三层檐的屋顶形式,雨水要经过三次瓦片、滴三次水才落到地面。教堂内,一面墙绘有古老的西洋画,另一面墙上却是中国的水墨山水,西式浪漫与东方写意共处一室。
  这些教堂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记忆已远远超越宗教本身,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碰撞中的和谐,这也是乡间教堂的有趣之处。

中国最后的古堡教堂


  清晨,霞光映在大箕古堡圣母玫瑰堂的哥特式尖顶上,整座教堂呈现砖石原色,像在雨里洗过。这座教堂建在一个长约100米、宽约40米的中式古堡之中,古堡位于山冈的一块巨石上,周围有6米余高的城墙,从侧面看像是一艘破浪前行的大船,四周是青绿的蔬菜田、玉米地,拉拉杂杂地往山脚延伸着。
  杨忠义神父在教堂门前等我。他是这艘古堡大船的“船长”,1928 年出生于晋城,精通拉丁文,是一位睿智的老人。天主教1840年传入晋城城关,1914年这座圣母玫瑰堂建成,成为天主教在晋东南的三个传播中心之一。电影《白银帝国》曾经在这里拍摄,讲述清末民初富可敌国的山西票号天成元的故事,其中有蓝教母(教母与教父在中国也称代父母,主要职责是帮助要去教堂领洗的成年人或婴儿开始基督徒生活)自由进出票号大亨康家的情节,有一个镜头是蓝教母站在教堂门外,作为背景的教堂就是圣母玫瑰堂。
  圣母玫瑰堂有着哥特式的西方面目——最典型的就是那座高18米的钟楼,结构却和所在的中式古堡浑然一体,建筑平面呈拉丁十字形,屋顶线条柔和流畅,外墙有8根高大立柱,内部12根漆成红色的柱子,柱头是欧式古典风格,柱底则是可爱的动物雕塑石础。
  教堂内部装饰简单,摆着浅绿的桌椅,边角处立着一架简陋的钢琴。这座教堂并没有自己的乐队,但这架钢琴让我想起山东平阴县胡庄天主堂的一支中西结合的教堂乐队,组织者是75岁的张文可,他们穿着大红唐装,用笙、笛、管、钹等地道的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着西方的宗教乐曲,教堂音乐由此带入了东方意境,让人在赞美诗和东方对天地神的感悟中穿梭,它们和建筑一样,是恰到好处的文化融合。   杨忠义神父住的屋子很简单,老人坐在炕上和我聊天,眼神清亮。当年有个姑娘一心想嫁给他,但神父要“全心全意奉献天主”,不能结婚,教会就是他的家。那个姑娘去世时,他为她主持了葬礼。作为“牛鬼蛇神”中的“神”,他有过20年的劳改经历,后来做过会计,帮大家记工分,现在他是村里受人敬重的文化人。
  【CNT对话】

如何发现隐藏在乡野的教堂?


  这些教堂散落在各个乡村,数量庞大,最难的就是寻找原始资料,常常只有只言片语,再加上交通不便,非常耗时,花费也比较多,到最后可能看到的只是一个遗址。
  目前我的主要途径是看书,在各地不同时期的《建筑志》或者《宗教志》中或多或少会有记载。现在网络发达,可以通过网络寻找有用的资讯,再把这些琐碎的信息进行精选,建立一个自己的题材库。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办法就是询问当地的神父和老人,他们经常能提供有趣和有用的信息。等到时机成熟,就开始计划拍摄行程。

目前已经拍摄过多少座教堂?


  1999年,我开始对教堂这个专题产生兴趣,2000年开始有计划地拍摄,目前已走遍除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外的所有省份,拍摄了超过400座教堂。
  我也会反复拍摄同一座教堂。广州的石室圣心大教堂,我先后拍了14年。2001年在广州美术学院读书时,我为它拍下了第一张照片,是黑白的,之后一直拍到现在,见证了它这些年的变化,也和教堂的甘主教成了朋友。其实每一座教堂,不同时期去看,总有新的发现,比如之前疏忽的细节。

天主教“大学”


  开封东郊羊尾铺村,灰蒙蒙的土地上立着一座端重素雅的建筑,青瓦屋顶,上建封火墙,没有尖顶,没有高挑的立柱,唯有最高处的十字架映在冬日的阳光下。封火墙上雕刻着“河南总修院”几个字,旁边曾有开封著名书法家关百益手书的小字“北宋大花园”,现已不存。
  据史料记载,北宋初年,开封新宋门外二里许有一座宜春院,是赵匡胤的弟弟,魏王赵廷美的花园。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赵匡胤死后,传位于赵光义;赵光义死后,传位于赵廷美,但赵光义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后来赵廷美遭到各种陷害,最终被贬为庶人,宜春院也就成了庶人园。
  河南总修院始建于1930年,原占地面积57.22亩,主体建筑是一座呈环形的二层楼房,高近10米,围绕着宽约3米的外廊,下层为水泥柱,上层为木柱,共有190个房间,中间有宽敞的庭院。细看其建筑构件,有龙纹、植物纹、蝙蝠纹等许多中国元素,而内部的环廊柱和门窗却是西式风格。正楼有走廊通向一个小教堂,可容百人参加宗教仪式。此外还有葡萄园、花园、菜园及奶牛棚。
  作为当时河南天主教的最高学府,这座总修院专门培养神职人员,招生范围是河南全省9个教区和陕西汉中教区,院长由各教区主教提名推荐,由罗马教廷批准。修院所授课程分哲学和神学,哲学班为期2年,课程包括圣经、经院哲学、逻辑学、宇宙论、心理学、拉丁文等,另有语文、自然科学作为普通文化课,总修院还聘请了清朝举人、教友陶少兰等人讲授国文,很注重中西结合;神学班是哲学班的进阶,教授基础神学、伦理神学、天主教礼仪等,均用拉丁文授课。课业修满后,经院长推荐,一般即可授予神品,并由主教祝圣为神父。河南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大多是从这里毕业的。
  这也是一座很有生活气息的建筑,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曾经在这里拍摄,回想电影中的场景,在满院林木的衬托下,一家人正围桌吃饭,有姑娘在水池边洗衣裳,有人骑着自行车丁零零地穿过院子,和熟人打一声招呼……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气韵。
  开封还有一座耶稣圣心主教座堂,位于理事厅街41号,是河南省最大的天主教堂,始建于1917年,1919年建成,将1000年前意大利教堂的艺术形象带到了20世纪初的黄河岸边,时空错落,文化交融,产生了独特的美感。高耸的方锥形钟楼上有一口巨型铜钟,钟声可传出十余里,据说在河南总修院也可以听到。

tips

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影


  教堂建筑是中国近代多元文化的见证之一。
  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建立教堂。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
  这些传教士有着不同的国籍和教派,也建造出了不同风格的教堂,包括拜占庭式、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折衷主义风格等。这些“洋风”建筑忠实刻录了历史的遗痕,或繁复,或简约,或古典,或现代,或移植、嫁接,或合璧、折衷,均与其产生的时代同步。同时,为了在民间扎根,许多乡村教堂融入了中国特色,寻找和当地文化的契合点,比如在礼拜堂的屋顶装饰中国式的小白塔,以缓与佛教、道教信徒的关系。

中国教堂建筑的主要风格


  天主教教堂:
  多为哥特式风格。哥特式建筑强调高度和垂直感,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是近代最典型、建造最精细的哥特式教堂之一,可以看到哥特式尖券、尖形肋骨拱顶、宏伟的双尖塔(高58.5米)和坡度很大的两坡屋顶。
  相对于其他宗教,天主教教堂在中国的建筑规模和影响都是最大的,目前开放教堂近5000座。
  东正教教堂:
  拜占庭式或斯拉夫式风格。拜占庭式建筑多用圆穹顶,围绕穹顶布置协调的小构件,色彩艳丽夺目,注意变化,也强调统一。哈尔滨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典型的拜占庭式建筑,墨绿的穹顶造型饱满。
  中国的东正教教堂都是由俄罗斯人设计、建造的,约有250座。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来华俄侨约有50万人,在他们的集聚地建起了大量东正教教堂。
  新教教堂:
  建筑规模比较小,呈现多样化。走进一座教堂,如果只有十字架而没有发现圣母和耶稣的雕像,基本可以判断这是一座新教教堂。天主教教堂和东正教教堂的建筑平面一般是十字或拉丁十字形,而新教教堂更加灵活,愿意接受新的样式,比如上海清心堂和海南基督教儋州市那大教堂的建筑平面就呈L形。
  新教教堂偏向简单、实用。现开放教堂超过1.2万座。
  许多传教士对多样的中国建筑深为叹服,因此在建造教堂时常会融入中国元素及当地建筑风格,如青海大通县天主堂采用歇山式宫殿大屋顶,苏州杨家桥教堂借鉴了苏州园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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