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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对教育赋能的不断深化，不仅使教育场域的全景数据成为规训教育的新型权力，而且对教育活动带来更具隐蔽性和诱惑性的异化与控制。借助米歇尔·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的视角，从身体、时间、空间、权力的理论向度对数智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规训景观进行审视发现，现实身体趋于让渡数据躯体，学习节奏愈加快速高效，真实场域趋于融合虚拟世界，数字权力愈加翻转知识习得。智能技术对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规训，导致学生弱化现实身心发展，丧失学习专注能力，抽离生命真实体验，甚至遮蔽人文伦理关怀。为了更好消解数字权力给教育带来的规训隐忧，未来教育应唤醒学生身体智慧，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依循生命节奏，尊重教育内在时间;超越虚拟依赖，重构新型学习空间;打破数字权力，回归育人价值原点。
关键词：数字智能技术;全景敞视;教育规训;消解路径;数字权力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21）04-0033-10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1.04.004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网络环境下远程学习者学习力的模型建构与提升研究”（2018291045）。
作者简介：张家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陈苗，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趋于融合的“数智时代”，教育与智能信息技术的叠加正逐渐成为一种教育新形态、新常态（熊思东，2020）。随着云计算与大数据、智能识别技术、万物互联技术、人机自然交互等新兴技术日趋成熟，各种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人体姿态识别仪、脑电信号检测设备甚至是AI智能机器人助教等数字智能化设备正不断渗入教育领域，为传统学校教育生态的重构带来了便利和机遇。数字化、虚拟性和跨时空的学习空间与教育深度融合，使得各类教育数据的生成、采集、追踪、分析成为现实并为教育评价和预测提供了重要依据。与此同时，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对教育伦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教育场域的全景数据已经成为规训学校教育的新型权力，对教育主体带来更具隐蔽性和诱惑性的异化与控制。无处不在的数据主义到底对教育主体产生了怎样影响深远的规训隐忧？这是当今时代的教育研究者无法回避且不得不深思的问题。本文尝试借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全景敞视的视角，以身体、时间、空间、权力的理论向度来审视和剖析数智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规训景观及数字化的规训隐忧，并由此提出未来教育应然的消解路径。
一、数字全景敞视下的教育规训景观
全景敞视主义源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后被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进一步深入阐释，“圆形监狱”是其构造的典型形象——“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米歇尔·福柯，2019）。全景敞视主义是从微观视角和观念层面来解释权力对人之精神的规训方式，主张通过日常生活化、弥散性的隐蔽权力对人实施精巧的规训。在福柯看来，規训是“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米歇尔·福柯，2019）。福柯对于全景敞视主义下教育规训的考察其实与当今数智时代的教育场景在某种程度上如出一辙。因此，数字全景敞视下的教育规训，可以理解为一种教育领域中的数字权力技术，由此形成的数字化规训日益成为教育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议题。正如美国批判理论家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指出的，信息社会的人类正生活于超级全景敞视（Superpanopticon）之中，个体身份的重构以及日常生活被信息技术和数字话语全面掌控，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监控之中（朱洪洋，2020）。
从数字权力在教育场域的微观运作框架（见图1）可以看出，数智时代的学校固有形态已演变为“无边界的教育时空”，学校成为一个充满微观权力技术的重要规训场域;学生作为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其身体表现为现实身体和数据身体两种形态;学习则演变为融合了物理时空和虚拟时空的泛在混合学习;学习空间既体现为线上课堂与教育APP，也体现为安装有智能终端或智慧系统的新型未来教室和智慧课堂;数字权力通过支配数据网络及学习时空对学习者的双重身体进行规训，使学习者主动或被动借助智能设备连接数据网络，进而生成海量教育数据，再转换成知识;最终形成知识与数字权力双向促成的循环。数字全景敞视下的教育规训景观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身体规训下之身份博弈，现实身体让渡数据身体
福柯将生物性的身体视为权力治理的对象，通过规范个体的行为和思想，从而达到对个体的控制。在传统学校教育规训中，身体是被固化的统一标准所形塑和规制的存在，是被机械训练的身体。而在数智时代，学生的身体被规制在由流量充斥的数字终端前，演变成为虚拟的数据身体。通过从每个人身上获取信息，大数据已然创造出一个数字打造的人类，即数据身体。数据身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中生物性身体所提出的概念，在相关研究中有“虚体”（蓝江，2018）、“赛博人”的说法，特指在数字互联网空间中由数据和算法所组成的个体。数据身体意味着新兴技术逐渐成为数智时代人类身体的关键构成部分，如同假肢一样取代或增加了身体的一部分生物性功能，将人变成赛博人，进而改变人性（Brey et al.，2009）。现实空间中的学生既可通过自己的数据化身份登录到相关的学习平台，也可由新型智慧教室中的智能终端自动采集其学习数据后汇入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新型智慧教室中无处不在的各类智能终端，都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情境下被动进入数字空间。数据身体在虚拟空间中粉墨登场后，逐渐锻造出属于自己的数据画像和数据人格。数据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实身体的替身，当现实身体离线时，数据身体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因为云端服务器的海量存储使数字化算法持久发挥作用。随着数字空间吸引力的愈发增强，数据身体在线时间随之增加，因而也变得愈发强大（蓝江，2019a）。数字技术通过对图像、声音、感觉甚至是情感进行编码，让数据身体拥有人造的感官。由此传统的生物性身体逐渐被数字编码所消解。 可以说，在数智时代，每个现代人都被自己与数字世界交互而生产的数据所包围，智能化的数据已经成为人类的第二肉身（李彦宏，2017）。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了创造性的隐喻，认为技术如同人体的延伸（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也就是说，这种身体外部的延伸不仅通过无机物的有机化来实现，而且也通过旨在使其重新有机化的有机物的非有机化，亦是通过生物体技术外延性的重新内化来实现（贝尔纳·斯蒂格勒，2010）。正如本纳德·哈库特（Benard Harcourt）所说：“今天的数据构成了一种新的虚拟身份，一种虚拟的自我，现在这种虚拟自我比起我们自身来说更加触手可及，更加权威，也更加可靠。”（蓝江，2020）可以认为，在数智时代，在我们的生物性身体存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数字化的虚拟身体，生物性的“自然人”转向了虚拟性的“数据人”，现实身体让渡给了“去肉体化”的数据身体。
2.时间规训下之精细划分，学习节奏愈加快速高效
时间在学生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深深嵌入每一位学生的生命，制约着学生的学习节奏和成长规律。追求速度、赢得时间似乎成了现代生活的宗旨，现代通信技术能够使信息以光速传输，信息传递之快几乎令人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当今人类固有的节律似乎被人为加速，这些节律趋向于融合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并开启了以速度为特征的动力载体到处普及的新时期（贝尔纳·斯蒂格勒，2010）。学习的传统时间边界被打破，学习者只需一键上网就能最大程度上消除从一项学习任务转移到另一项屏幕学习所造成的时间损耗，基于各类移动终端的“设备上学习”的数字交互速度也被技术提升至极致。学生使用数字智能终端的学习时间越来越长，借助数字设备的学习样态也越来越普及。数字化的学习时间从学校课堂内被无限延展至课外和校外，并实现了精细划分：学生的学习时间被技术和终端分解为不同的时间片断，每个时间片断都有规定的持续时间，所有学习环节都是以分钟为单位切割的，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何时反馈，何时检测，都受到数据层的计算机语言的精准划分和控制。
福柯认为，时间是一种作用于身体的技术。只要使人竭力对每一短暂时刻进行取之不尽和精细入微的内在安排，就能保持最高速和最高效的效益极限（米歇尔·福柯，2019），因此，权力通过“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米歇尔·福柯，2019），就能最终实现隐蔽地控制人的行为或活动。可见，时间高度参与了教育系统中规训权力的实施，通过对学生学习时间的切割与划分，从而实现了“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米歇尔·福柯，2019）。教育的客观时间被分割成可算计、可测量的时间。生活在这样一个被提速的快节奏世界中，“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的时间观使学生的学习节奏不停地被智能设备另一端的倒计时程序所促逼。
3.空间规训下之虚拟现实，真实场域融合虚拟世界
福柯认为，现代国家通过赋予空间一种强制性，从而达到规训个人的目的，“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米歇尔·福柯，2019）。“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的兴起，促进了现实物理空间与虚拟学习空间的深度融合，转变了学生的认知和学习方式。泛在的数字学习平台和便携的智能终端使得学生突破了传统学习时空的边界，为跨媒介学习创造了可能性条件。数字虚拟空间愈来愈显示出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存在样态，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了福柯所称的“圆形监狱”的新形式，只是变得更加隐蔽和高效。學生在云端学习，始终以基于“身体缺场”的虚拟方式出现，无法与网络另一端真实的教师和同学进行面对面、有温度的沟通交流。人人各自持有的智能终端汇聚成一张巨大的网格，并通过以数据形式传输的图片、音频、视频进行虚拟沟通。正如霍德华·加德纳（Howard Gardner）等人所说：“以移动终端与应用程序为技术支撑的电子幻象文化在‘数字原住民’的基础上塑造了‘APP一代’的新学习者形象。”（Gardner et al.，2013）
当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所创设的高度仿真情境与现实学习空间相融合的教育探索日益增多。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科技中心研发的EduVenture VR系统，支持学生虚拟户外考察。我国教育部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开放了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和虚拟教具共享平台。由牛津大学教师发起的世界上第一所“区块链大学”——伍尔夫大学是将区块链和比特币应用于教育环境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试图用应用程序代替物理校园。芬兰著名的奥卢大学 （University of Oulu）研发了一个未来学习空间平台，把现实世界和虚拟现实有机融合起来。由Linden公司开发的“第二人生”（Second Life）作为典型桌面式VR，是一种新型的在线多人角色扮演的虚拟世界，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教学情景，进行教育领地场景开发，已经成为全球数百所大学的前沿虚拟课堂。总之，数智时代构筑了包含无数教育应用场景的虚拟学习空间，只有进入这个空间，才能享受到全新的学习体验。愈来愈多的教师和学生正在依靠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智能终端等新技术主动或被动地进入这个空间。个体在虚拟学习空间的一切学习行为、网络阅读行为、学习社区互动等都将被记录下来，并转变成现实融合虚拟的行为路径。
4.权力规训下之思维转变，数字权力翻转知识习得
在数智时代，数据本位的变革力量已经成为主导和监控现代教育的新型权力，体现出对教育过程、教育质量、教育行为的全景化监控的教育景观（金生鈜，2019）。这种新型权力正是炙手可热的数字权力，“量化一切”“让数据发声”成为数字权力的表征。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认为，到21世纪人的肉体和精神本身必将被数字化;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被联通到网络中（尤瓦尔·赫拉利，2017）。而所有联通到网络中的行动者们一旦在数字空间中建构起相互关联，便成为了约束和影响我们行为选择的力量——数字权力（蓝江，2019b）。“数字权力的形态如同福柯所描述的现代权力，并非中央集权式的环状结构，而是错综复杂、多中心存在的网状结构。数字权力弥散于这张网中，难以捉摸。”（李彦宏，2017）数字权力正在改变学生的思考过程和观察方法，使他们只会用数据表征的思维去思考、处理数据，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学生将会逐渐被“数据思维”所驯服。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认为，越来越频繁的使用智能终端将会改变青少年的高阶认知能力，这包括归纳分析、批判性思维、想象力和思辨能力（马尔克·杜甘等，2017）。只追求事物表面的“相关关系”，不再追问深层的“因果关系”，人类的思维方式似乎正在变得“浅薄”，直觉的判断被迫让位于精准的数据分析，最后做出决策的将是机器而不是人类自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2013）。 数字权力所打造的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和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尤瓦尔·赫拉利，2017）生命的存在进程就是通过算法进行数据处理的过程，这致使传统知识观面临“去中心化”的挑战。信息技术突破了纸质媒体时代以“专业、专家生成内容”模式（PGC）为主导的知识生产，使其转向了由PGC与“用户生产内容”（UGC）、“机器人生成内容”（RGC）三类模式聚合的知识生成与共享（李政林，2020）。“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尤瓦尔·赫拉利，2017）这意味着我们只有连接数据系统，成为数据家族的终身成员，才能习得知识并获得智能，否则就会失去习得知识和成长发展的机会。“人机结合的思维模式将成为现代人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借助智能设备而生存的时代已经到来。”（方海光，2019）
二、数字全景敞视下的教育规訓隐忧
在数智时代，新兴技术赋能教育使得学生沉浸在数据的世界里被数据规训着，在数字网络控制中享受着控制，生命存在的意义淹没在对数据神话的崇拜和依赖中。数字智能技术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使得教育主体成为“数字原住民”“姆指一代的低头族”。数字权力隐性运作于教育领域，进而引发一系列教育主体、教育时间、教育空间、教育权力的数字化规训隐忧。
1.教育主体发生异化，弱化现实身心发展
随着数字产品、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与教育领域的深度结合，智能平板、可穿戴设备等移动终端已经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数字化身外之物已然进化成为人体不可分离的一层“数据细胞”。数据身体成为了时代的主导者和统治者，现实身体在无形中被弱化，甚至可能演变为数字的提线木偶，主要表现为教育场域中学生身体的过度物化和数据化。“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之物、生命之机器都变成了随心所欲地操纵人的主人;‘物’日益聪明、强劲、美好、伟大，创造出物的人却日益渺小，无关紧要，日益成为人自身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马克斯·舍勒，1997）数智设备带来的不止是学生的“自我管理与规训”，而是把学生“降格”为网络拓扑结构上的一个节点，个体连同他的个性特征、文化背景等被化约为数字和符号的存在，学生的生命价值似乎是由机器提供的大数据画像来衡量的，教育被异化为一种“重物轻人”的数字活动。
然而，作为教育主体的人之身体绝不是被动消极的物体，而应积极主动地与世界互动并赋予世界以意义，在世界中寻找自己的方向和归宿，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把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称为“身体—主体”（冯雷，2017）。身体正是学生学习的基础。有研究者发现，电子视觉媒介只是刺激了与图像和运动有关的那部分人类大脑，而无法激活大脑左右两个额叶，额叶才是大脑的执行控制系统，负责自我控制、道德判断以及注意力的计划、组织和排序，人的大脑额叶会一直持续发育到20岁左右。世界神经学联盟在其报告中认为视觉电子媒体会阻止学生的额叶发展，进而影响他们控制自己行为中潜在的反社会因素的能力（理查德·豪斯，2016）。数字智能终端具有阻碍青少年大脑发育的风险，同时使他们更少地使用大脑。人的大脑机能和身体机能因信息器具的长久使用而产生退化。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理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机器，将一切信息转化为虚拟符号，使得我们过去凭借天然感官“看”“听”“尝”“嗅”“触”甚至“第六感”直接认识世界的方式逐渐从身体中隐退，因此要格外警醒“身体的消失”（肖峰，2017）。隐溺在虚拟世界中的学生不能在现实中找到自我的存在价值，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青少年使用数字智能设备的时长与一系列生理、心理亚健康以及社交和学习障碍等行为问题密切相关，如近视、感统失调症、多动症、抑郁症、孤独症、过劳症、社交障碍、注意力缺失、记忆力下降、阅读障碍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2.教育时间流于碎片，丧失学习专注能力
随着信息技术变革势头的强劲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广泛普及，教育时间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技术通过强调效率和控制产生了“驯服”时间和缩减时间的后果，“个人既被视为操练对象又被视为操练工具”（米歇尔·福柯，2019），个体为了升级知识结构埋头于数字世界。众多数字化学习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了嵌入式泛在学习的海量信息资源，学生每天校内校外的日程表都被安排得精细无缝，几乎被各类热门的云端教育和智能装置无缝连接，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不停地在线快速切换、登录、退出系统和设备。学生的大脑似乎成为数字终端永久在线的外挂，多线程多平台多任务改变了学生原本的单向线性时间，学生的内在时间由一维、单向的延展变成多维、多向的分割与碎化，时间日益趋于分散和碎片化。
时间是人生命的度量，教育时间的碎片化会使学习者个人的自得自悟失去发生的时机，这意味着数字权力规训下的时间远离了完满人生内在的生命节律，直接导致学生时间和认知的碎片化。不断闪现的动态界面和触屏操作使我们陷入注意力不间断转换的状态，认知目标快速而多角度的转变，注意力被连续地分散，大脑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断忙碌并追踪一切，导致认知的稳定性遭到破坏，令学生不再有时间去静心思考和保持专注，也无法保持认知目标的逻辑一致性（郑晓齐等，2002）。人类所拥有的深刻、专一的深度注意力日益边缘化，让位于另一种注意力——超注意力，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韩炳哲，2019）。正如特雷博·舍尔茨（Trebor Scholz）所指出的：“对互联网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消耗和上瘾问题，可能会分散我们对这个时代最重要问题的注意力。”（蓝江，2019a）个体生命被动地接受时间的规训，影响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应然的学习成长节奏，丧失了自我的专注能力。随着学生对于内在时间本源意义的真实感受和体验越发苍白和淡薄，他们始终处在一种被外在时间所操控的待命状态，在时间高速运转中只感受到了过度紧张和疲于奔命，而逐渐失去了对时间应然的真实感知。 3.教育空间虚拟现实，抽离生命真实体验
各种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不断升级教育空间的物理属性。在以技术变革所驱动的教育系统变革中，以教室、教师、讲台为主导的传统教育空间格局将逐渐被消解。当今教育空间则呈现出信息技术时代所特有的分布式、时空融合、虚实融合、智能灵活的特征。潘云鹤院士指出，人类的空间已经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拓展到三维空间，即物理空间、信息空间与社会空间（潘云鹤，2018）。而教育的信息空间越来越趋于转向非连续性和虚拟性。由于个体与生俱来的视觉感官习惯无法摆脱传统的物理空间感，于是学生普遍会在信息空间产生迷失、眩晕和不安。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从更宏观的理论视角思考了虚像对真实的代替，他说形象或类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各种界限消失，模拟的虚拟环境变得比真实环境更加真实，演变成了“超空间”（冯雷，2017）。在现实世界中，学习者可以通过视觉、触觉、嗅觉感知每个人的独特存在，但日益泛在化的云端课堂和5G全息影像技术为学习空间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这是一种全新的时空关系，即“脱离‘真正的身体’而开发影像工业、远距离现身及虚拟现实工业”（贝尔纳·斯蒂格勒，2010）。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学习体验是通过移动便携设备数字屏幕上光影闪烁的虚拟影像和符号完成的，电子视觉媒体中的变焦、摇摄和编辑镜头增多，采用彻底可控的“快进”方式展示，可快速切换画面、景色和事件，高保真的数字声音无比刺激和有趣，总之，智能终端对感官的刺激达到了非自然的巅峰程度。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大学生群体，往往都难以抗拒“数字科技”强大磁场的吸引力。若学习者长期沉溺于虚拟空间的学习而弱化现实空间的真实体验学习，则可能会出现“沉迷虚拟世界”“以虚拟代替现实”“情感的虚实转换障碍”等问题，进而导致真正现实生活的意义被颠覆。美国人类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其《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提出，我們每个人都被囚禁在虚拟世界里，和现实失去了联系。现实中，“我们因网络连接而同在，但是我们对彼此的期待却削弱了，这让我们感到彻底的孤独。”（雪莉·特克尔，2014）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为了加深对知识和现象的了解、认识和理解，需要调动各种感官来体验完整的、真实的、鲜活的生活。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感官经验。大卫·库伯（David Kolb）将体验学习定义为“体验的转换并创造知识的过程”（D·A·库伯，2008）。而古人将体验理解为“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即通过学习者的身体力行和心领神会来达到对知识的领悟、体察和反思。在人工智能时代，来自智能识别人脸摄像头的“数字凝视”代替了教师和学伴的关怀性注视，搜索引擎代替了学生的大脑，鼠标点击或手指滑屏代替了真实世界中身体、心灵与环境的真实互动，数字虚拟环境的声光电代替了真实生活世界中一切天然的声音、自然光线和生命状态，线上学习代替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真实沟通，学习者的天然感官被虚拟数字空间中的二进制符号所环绕。科技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类感觉能力的日渐萎缩，学生越来越少地感知真实的世界，实践动手能力正在被削弱。学习脱离真实的生命体验，使其不能在头脑中与有意义的现实经历建立连接和关系，进而使学习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无法使学生实现真实的成长与发展。
4.数字权力量化万物，遮蔽人文伦理关怀
当前日益兴盛的大数据教育应用背后暗含着“一切皆可量化”的倾向，数字权力正成为教育中新的“意识形态”。福柯所指的弥散性微观权力不使用任何物质手段却能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即“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米歇尔·福柯，2019），从而成为一种“精神对精神的权力”。万物皆联网、无处不计算的数字权力将学生学习过程和成长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用周密的算法以“数据凝视”的关照方式永久临摹下来，学生被教育数据所估算、掌控和束缚。信息技术作为新的“座架”，具有强大的束缚人的功能，它甚至改变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其变为“我在线故我在”（肖峰，2017）。数字权力把学习者关进了教育大数据的笼子里，让他们的成长局限于数据的管制之中，成为数据的傀儡，数据对学生的量化使其认知不再具有灵魂。
教育数据化将导致教育狭隘化和变异化，对学生的情感、心灵、精神等人文视角鲜有关注，可能导致人文精神和情感互动的缺失，无法彰显生命的意象，最终造就一种“失去灵魂的生命”。事实上，学生的成长是整体的、内在的和唯一的，其发展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学生的存在、经验、感受、意义、价值也无法被机器内存中的数据所解释和预测。正如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担忧的那样，人的属性逐渐被技术的属性淹没，“谁”逐渐被“什么”代管，人类原有的特定记忆及个体记忆都在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所取代（贝尔纳·斯蒂格勒，2010）。由此，教育实践中人的主体地位也会迷失方向。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认为，“社会场成为了一个超级全景监狱，主体在符号和数字中被重新建构。”（马克·波斯特，2000）这种数字化的全景敞视架构比福柯笔下18世纪的全景建筑更易于微观权力的隐匿运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科学技术先验地具有奴役、控制、异化这样的“原罪”性质，其目的性及功利性剥夺了真、善、美的普遍效用，造就了单向度的“数据”人（赫伯特·马尔库塞，2008）。人之为人，在于其独一无二的个性特点和思维方式，在于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富足的精神世界，在于其纯真的人性和温暖的情感。教育全景数据化是现代性工业社会和技术化社会对教育的控制，这一切可能造成人的个性毁灭、精神萎靡、情感淡漠，使人们失去了批判性思维，只剩下了服从，失去了人之为人所独有的价值向度，并使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丧失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从而遮蔽关怀人的命运、尊严和价值的价值理性。
三、数字全景敞视下教育规训隐忧的消解路径 “数据主义”的盛行使得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演变成为一系列的数据表征，使得教育领域成为被数字技术规训的“异托邦”，但是教育必须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信息变革中发挥应有作用。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提出消解数字全景敞视下教育规训隐忧的路径。
1.唤醒身体智慧，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身体是真正的大智慧”，身体为自我和世界之间的沟通、连接提供了珍贵的载体。我们通过身体的感官来知觉外界，通过思考再对知觉进行精神升华，身体感官与大脑思维之间存在深度的本源关联。要唤醒存在于人类身体内在知觉的高阶思维，必定要真正专注身体，启迪身体原初的智慧。莫里斯·梅洛-庞蒂秉持的“‘心灵的肉身化’和‘身体的灵性化’双重进程的身体观”（杨大春，2010），意味着身体本身是身心的统一。事实上，一切理性思维都是以身体活动和经验为基础的，身体的知觉体验和行为活动是人类认知发展与心智产生的源泉，学习的最佳境界应该是由身心合一的身体通过真实体验而获得的理解和领悟。在这种学习过程中，身体及其活动产生的知觉体验处在中心地位，而身体的体验必然经由身体的感官与世界的真实接触而来，仅靠大脑的思考，是无法对生命本身进行深刻认知和体验的;只有打开身体的智能，开放主体的心灵，使全身心都处于开放和清醒的状态，才能发现深刻的真理。抱着审视的态度对待感官接收到的信息，倾听身体和内心的声音，才能够将身体的智能转化为智慧，否则，那些机器采集到的智能信息只不过是存储在服务器中干巴巴的比特数据而已。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学生的生命是一个圆融的整体，其身与心是不可简单对立、断然分割的。因而，“身心合一的全人培育”是教育的原点和起点，也是教育的最终归宿。有节奏的美学程序首推我们身体本身的程序，更精确地说，是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即5种感官，这正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贝尔纳·斯蒂格勒，2010）。不同于传统的5种感官划分，人智学理论将人的12种感官（触觉、生命觉、动觉、平衡觉、嗅觉、味觉、视觉、温暖觉、听觉、语言觉、思想觉、自我觉）划分为外在感官和内在感官（艾伯特·索斯曼，2011）。外在感官是指透过肉体所感知的部分;内在感官则是人类心灵的感官，它将外来的信息转入内在。由此可見，个体身体的感官不仅可以感受外界，而且还可以洞察和觉知内心世界，更重要的是还能够联结和觉察社会交往。身心和谐的教育应该统合内在感官和外在感官，让学生在真实的体验中去感受生活的真实。只有当学生身心同时真正在场时，真正的教育才得以发生、涌现。在无处不在的电子脉冲代替泥土、小溪、绿地的时代，唤醒和激发学生内在和外在的全部自然感官，去感受真实的自然之美，并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无疑有助于其身心的健康平衡发展。
2.依循生命节奏，尊重教育内在时间
外在机器时间的精细划分强化了学习效率，却忽略了学生成长的内在时间，使教育时间趋于计量化、机械化和标准化，导致缺乏对学生生命发展的丰盈和变化的关注，缺乏对学生生命发展价值需求的引领，使教育日渐忽视对于生命本源的探寻。然而，人的成长是遵照生命自身的节奏、在教育时间内有序进行的，个体生命的成长节奏提醒我们要关注学生的内在成长规律和发展逻辑。怀特海（Whitehead）认为“生命是有周期性，生命中存在着很微妙的涉及智力发展的周期，它们循环往复地出现”（怀特海，2012）。人的心智发展具有周期性的节奏，而心智发展的节奏则决定了教育时间的节律。人的生命是宇宙、天地与自然之间的殊胜存在，人与自然、时间是和谐共生的，故应遵从“万物皆有时”的规律，把育人放在天地自然之中，使教育的时间与自然的节律、生命成长的节律同频律动，共生共长。关注时间的内在精神维度，保障学生自由的天性，让学生在天地之中自如、自由地进行呼吸，使其身心处于从容不迫的最佳状态，是教育的重要责任。那些不尊重人体生命节奏、废寝忘食，以健康为代价的超前教育和过载教育对学生的发展并无好处。
在数智时代，应以教育的内在时间作为教育效率的尺度，不能以工业化时代下的时钟时间来牵制学生，不陵节而施，不揠苗助长，做到学不躐等，让时间回归生命内在，这样才能真正促使他们精神的自主成长。应当把被规划、安排、分割的时间归还给时间的主人，让学生重新拥有一定可以自由支配的内在时间和反思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探索和游戏，让他们更好地感知自我、他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应尝试开展具有调适性的弹性时间制度，解放精确刻板的时间表，增加时间表的相对灵活度。让时间在真正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自由教育活动中鲜活地流动起来，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学生在符合生命成长规律的时间中自然成长，在与生活世界有机融合的时间中自在成长，在发自内在本性的时间中自主成长，这样才能促进学生人格的完善。
3.超越虚拟依赖，重构新型学习空间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警告世人，一旦技术开始占据垄断性的地位，就会产生“技术傲慢”，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超越或破坏人的原初意志。当人适应了技术所带来的功用，这种“适应”便会逐步演变成“依赖”（吴红涛，2017）。在当下虚拟与现实混合的空间中，“人类是不可能依赖任何人、任何机器去成长学习的，因为人是自主的、自然的”（谭维智，2017）。虚实交融的空间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有异曲同工之妙，数智时代的“技术”成为主导“空间”的核心因素，学习过程日益广泛地借助数字技术。知识的习得和创造都烙上了数字化的印记，由此出现了从学习方式e-Learning 到知识生产e-Science的“全覆盖”，呈现出全新的学习图景（肖峰，2017）。未来教育将突破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学习内容的学校教育体系而进入全域教育时代。因此，应依循时代变化，重构全新学习空间。
重构学习空间已成为技术与教育融合的重要趋势。学习空间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如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个体学习和社群学习、实体学习和网络学习等逐步走向相互联结和融合。新型学习空间表现为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结合的虚实连续体，能增强学生对现实的感知，为学习者塑造全方位、多视角的情境体验，从而将学习空间从教育工厂的流水线变革为生机盎然的学习村落。依据大卫·库伯的体验学习理论，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之中，从具体体验起步，经过反思观察、抽象概括与主动运用再到具体体验，进而生成反思与实践，促进学生情感、人格及社会性的发展（D·A·库伯，2008）。同时将充满真、善、美的“最高”存在价值融入学习空间，抵制学生内在价值的庸俗化和破坏。“美的剥夺也能引发疾病，审美敏感的人在丑陋的环境中会变得沮丧不安。”（亚伯拉罕·马斯洛，2019）因此要避免虚拟学习空间导致的内在存在价值被剥夺而引起的“超越性病症”，而应建构一种融合了生命至善伦理场的新型学习空间。 4.打破数字权力，回归育人价值原点
数字权力正是通过数字技术和智能终端对学生身体、教育时间和空间的规训，以及对学生注意力、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的影响而产生的。教育数据所挖掘、分析的“镜像教育”与本真的教育渐行渐远，二进制的数据符号所刻画、预测的学生发展与其精神世界也越来越远。以“数据”化人、以“数据”育人的数字权力应该从过度应用开发回归至合理运作的教育中道。中道是一种类似于儒家的中庸思想，介于过度和不及这两恶之间，教育中道应以适度的德性达到“最高善”（亚里士多德，2003）。因为教育是一种高度人文性的活动，其本质是关乎真理、价值与幸福的精神性事业。教育就是要培养“理想人性”和“完满人格”，教人求真，使人向善，使受教育者能够在道义上把握真理、美、正义。人的发展和人的幸福是教育技术的价值尺度，信息技术对于教育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教育必须打破数字权力的藩篱，才能回归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原点。
哲学上对信息技术的价值评价被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归纳为四个层面的追问：第一层面是伦理追问，是否会威胁人类道德观念或隐私？第二层面是政治追问，移动互联网是否能促进社会公正？第三层面是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追问，信息过载是否会影响人类的认知能力？第四层面是心理学和人类学追问，人“生活在屏幕上”过着一种“虚拟生活”意味着什么（卡尔·米切姆，2010）？具体到教育中，同样要对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发出上述四个方面的灵魂叩问。在教育领域中，要回应这四个层面的追问，关键要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原点和育人初心，鼓励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实践能力，尤其是对基本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领悟。这些是数智设备无法取代，数字无法刻画，而教育必须坚守的。我们要留给学生足够发展自己的思维空间，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在思维的过程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有自我价值的真正的人。这样才能引导学生探寻真理，追求人类所特有的卓越德性品质。此外，还亟需树立敏感的数字权利意识，防范自身数据泄露，同时保持对大数据潜在规训的警惕。在数据泛滥、数据宰制一切的数字时代，数据权利已成为一项基本权利，防止数据规训教育的最好方法就是合理控制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边界，始终保持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地位和权利。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数字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带来了隐形的教育规训隐忧，弥散性的数字权力对教育场域中的人造成了无形的异化危机，这是处于时代拐点的人类所亟需持续关注并解决的重大伦理问题。身体—时间—空间—权力的理论向度，将难以觉察和长期被遮蔽的教育规训揭开了冰山一角。教育场域中学生的身体被过度物化和数据化，使得传统教育中一直处于被压抑和忽视状态的身体更加趋于“消逝”和“缺场”，现实身体趋于让渡数据身体。而置身于趋于泛在的虚实融合时空中的学生产生了方向迷失和转换障碍，颠覆了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可量化万物的数字权力以数据来估算、束缚和预测具有鲜活生命的学生，造就了“单向度”的数据人。因而如何唤醒身体智慧，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依循生命节奏，尊重教育内在时间;超越虚拟依赖，重构新型学习空间;打破数字权力，回归育人价值原点，则成为未来教育需要着力的方向。
总之，我们已进入数智时代，当摄像头记录着我们在教室的学习行为，手机APP监视着我们在线上课堂的神情和眼动频率，xAPI技术跟踪和记录着所有的学习经历数据，我们无法回避和拒绝，更难以将移动智能终端全部弃绝，我们只能选择拥抱未来和未知。未来已至，如何在教育领域的合理和必要界限内使用数字技术和移动智能终端，在“非虚假性需求”下规避因技术被“恶”意使用而为教育场域带来的隐形规训，从而使教育实践回归真正的育人使命;与此同时，如何利用以数字智能技术的优势构建学生安全、健康、平衡发展的新教育生态环境，创设自主自由、灵活多样、充满生机的教育时空，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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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4-06 责任编辑 刘选
Returning to the Educational Value： Decomposition Ways of Disciplinary Surveillance in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Digital Panopticism
ZHANG Jiajun， CHEN Miao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of technology enabling education， not only make the panoramic data of education field become the new power to discipline education， but also bring more hidden and seductive alienation and control to education. By examining the disciplinary landscape of educational data on body， time， space and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hel Foucault’s Panoramic view， it is found that real body transfers data body， the learning rhythm is faster and more efficient， the real field is integrated with the virtual world， and the data power reverses the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he digital “disciplin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weakens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reality， with a loss of concentration on learning， divorces students from the real experience of life， and even covers up the humanistic and ethical care.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 future education should wake up the body wisdom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ody and mind， follow the rhythm of life and respect the internal time of education， transcend virtual dependence and reconstruct new learning space， break the power of data and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educational value.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anopticism; Disciplinary Surveillance in Education; Decomposition Ways; Power of Data
关键词：数字智能技术;全景敞视;教育规训;消解路径;数字权力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21）04-0033-10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1.04.004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网络环境下远程学习者学习力的模型建构与提升研究”（2018291045）。
作者简介：张家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陈苗，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趋于融合的“数智时代”，教育与智能信息技术的叠加正逐渐成为一种教育新形态、新常态（熊思东，2020）。随着云计算与大数据、智能识别技术、万物互联技术、人机自然交互等新兴技术日趋成熟，各种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人体姿态识别仪、脑电信号检测设备甚至是AI智能机器人助教等数字智能化设备正不断渗入教育领域，为传统学校教育生态的重构带来了便利和机遇。数字化、虚拟性和跨时空的学习空间与教育深度融合，使得各类教育数据的生成、采集、追踪、分析成为现实并为教育评价和预测提供了重要依据。与此同时，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对教育伦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教育场域的全景数据已经成为规训学校教育的新型权力，对教育主体带来更具隐蔽性和诱惑性的异化与控制。无处不在的数据主义到底对教育主体产生了怎样影响深远的规训隐忧？这是当今时代的教育研究者无法回避且不得不深思的问题。本文尝试借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全景敞视的视角，以身体、时间、空间、权力的理论向度来审视和剖析数智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规训景观及数字化的规训隐忧，并由此提出未来教育应然的消解路径。
一、数字全景敞视下的教育规训景观
全景敞视主义源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后被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进一步深入阐释，“圆形监狱”是其构造的典型形象——“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米歇尔·福柯，2019）。全景敞视主义是从微观视角和观念层面来解释权力对人之精神的规训方式，主张通过日常生活化、弥散性的隐蔽权力对人实施精巧的规训。在福柯看来，規训是“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米歇尔·福柯，2019）。福柯对于全景敞视主义下教育规训的考察其实与当今数智时代的教育场景在某种程度上如出一辙。因此，数字全景敞视下的教育规训，可以理解为一种教育领域中的数字权力技术，由此形成的数字化规训日益成为教育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议题。正如美国批判理论家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指出的，信息社会的人类正生活于超级全景敞视（Superpanopticon）之中，个体身份的重构以及日常生活被信息技术和数字话语全面掌控，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监控之中（朱洪洋，2020）。
从数字权力在教育场域的微观运作框架（见图1）可以看出，数智时代的学校固有形态已演变为“无边界的教育时空”，学校成为一个充满微观权力技术的重要规训场域;学生作为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其身体表现为现实身体和数据身体两种形态;学习则演变为融合了物理时空和虚拟时空的泛在混合学习;学习空间既体现为线上课堂与教育APP，也体现为安装有智能终端或智慧系统的新型未来教室和智慧课堂;数字权力通过支配数据网络及学习时空对学习者的双重身体进行规训，使学习者主动或被动借助智能设备连接数据网络，进而生成海量教育数据，再转换成知识;最终形成知识与数字权力双向促成的循环。数字全景敞视下的教育规训景观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身体规训下之身份博弈，现实身体让渡数据身体
福柯将生物性的身体视为权力治理的对象，通过规范个体的行为和思想，从而达到对个体的控制。在传统学校教育规训中，身体是被固化的统一标准所形塑和规制的存在，是被机械训练的身体。而在数智时代，学生的身体被规制在由流量充斥的数字终端前，演变成为虚拟的数据身体。通过从每个人身上获取信息，大数据已然创造出一个数字打造的人类，即数据身体。数据身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中生物性身体所提出的概念，在相关研究中有“虚体”（蓝江，2018）、“赛博人”的说法，特指在数字互联网空间中由数据和算法所组成的个体。数据身体意味着新兴技术逐渐成为数智时代人类身体的关键构成部分，如同假肢一样取代或增加了身体的一部分生物性功能，将人变成赛博人，进而改变人性（Brey et al.，2009）。现实空间中的学生既可通过自己的数据化身份登录到相关的学习平台，也可由新型智慧教室中的智能终端自动采集其学习数据后汇入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新型智慧教室中无处不在的各类智能终端，都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情境下被动进入数字空间。数据身体在虚拟空间中粉墨登场后，逐渐锻造出属于自己的数据画像和数据人格。数据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实身体的替身，当现实身体离线时，数据身体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因为云端服务器的海量存储使数字化算法持久发挥作用。随着数字空间吸引力的愈发增强，数据身体在线时间随之增加，因而也变得愈发强大（蓝江，2019a）。数字技术通过对图像、声音、感觉甚至是情感进行编码，让数据身体拥有人造的感官。由此传统的生物性身体逐渐被数字编码所消解。 可以说，在数智时代，每个现代人都被自己与数字世界交互而生产的数据所包围，智能化的数据已经成为人类的第二肉身（李彦宏，2017）。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了创造性的隐喻，认为技术如同人体的延伸（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也就是说，这种身体外部的延伸不仅通过无机物的有机化来实现，而且也通过旨在使其重新有机化的有机物的非有机化，亦是通过生物体技术外延性的重新内化来实现（贝尔纳·斯蒂格勒，2010）。正如本纳德·哈库特（Benard Harcourt）所说：“今天的数据构成了一种新的虚拟身份，一种虚拟的自我，现在这种虚拟自我比起我们自身来说更加触手可及，更加权威，也更加可靠。”（蓝江，2020）可以认为，在数智时代，在我们的生物性身体存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数字化的虚拟身体，生物性的“自然人”转向了虚拟性的“数据人”，现实身体让渡给了“去肉体化”的数据身体。
2.时间规训下之精细划分，学习节奏愈加快速高效
时间在学生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深深嵌入每一位学生的生命，制约着学生的学习节奏和成长规律。追求速度、赢得时间似乎成了现代生活的宗旨，现代通信技术能够使信息以光速传输，信息传递之快几乎令人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当今人类固有的节律似乎被人为加速，这些节律趋向于融合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并开启了以速度为特征的动力载体到处普及的新时期（贝尔纳·斯蒂格勒，2010）。学习的传统时间边界被打破，学习者只需一键上网就能最大程度上消除从一项学习任务转移到另一项屏幕学习所造成的时间损耗，基于各类移动终端的“设备上学习”的数字交互速度也被技术提升至极致。学生使用数字智能终端的学习时间越来越长，借助数字设备的学习样态也越来越普及。数字化的学习时间从学校课堂内被无限延展至课外和校外，并实现了精细划分：学生的学习时间被技术和终端分解为不同的时间片断，每个时间片断都有规定的持续时间，所有学习环节都是以分钟为单位切割的，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何时反馈，何时检测，都受到数据层的计算机语言的精准划分和控制。
福柯认为，时间是一种作用于身体的技术。只要使人竭力对每一短暂时刻进行取之不尽和精细入微的内在安排，就能保持最高速和最高效的效益极限（米歇尔·福柯，2019），因此，权力通过“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米歇尔·福柯，2019），就能最终实现隐蔽地控制人的行为或活动。可见，时间高度参与了教育系统中规训权力的实施，通过对学生学习时间的切割与划分，从而实现了“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米歇尔·福柯，2019）。教育的客观时间被分割成可算计、可测量的时间。生活在这样一个被提速的快节奏世界中，“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的时间观使学生的学习节奏不停地被智能设备另一端的倒计时程序所促逼。
3.空间规训下之虚拟现实，真实场域融合虚拟世界
福柯认为，现代国家通过赋予空间一种强制性，从而达到规训个人的目的，“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米歇尔·福柯，2019）。“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的兴起，促进了现实物理空间与虚拟学习空间的深度融合，转变了学生的认知和学习方式。泛在的数字学习平台和便携的智能终端使得学生突破了传统学习时空的边界，为跨媒介学习创造了可能性条件。数字虚拟空间愈来愈显示出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存在样态，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了福柯所称的“圆形监狱”的新形式，只是变得更加隐蔽和高效。學生在云端学习，始终以基于“身体缺场”的虚拟方式出现，无法与网络另一端真实的教师和同学进行面对面、有温度的沟通交流。人人各自持有的智能终端汇聚成一张巨大的网格，并通过以数据形式传输的图片、音频、视频进行虚拟沟通。正如霍德华·加德纳（Howard Gardner）等人所说：“以移动终端与应用程序为技术支撑的电子幻象文化在‘数字原住民’的基础上塑造了‘APP一代’的新学习者形象。”（Gardner et al.，2013）
当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所创设的高度仿真情境与现实学习空间相融合的教育探索日益增多。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科技中心研发的EduVenture VR系统，支持学生虚拟户外考察。我国教育部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开放了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和虚拟教具共享平台。由牛津大学教师发起的世界上第一所“区块链大学”——伍尔夫大学是将区块链和比特币应用于教育环境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试图用应用程序代替物理校园。芬兰著名的奥卢大学 （University of Oulu）研发了一个未来学习空间平台，把现实世界和虚拟现实有机融合起来。由Linden公司开发的“第二人生”（Second Life）作为典型桌面式VR，是一种新型的在线多人角色扮演的虚拟世界，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教学情景，进行教育领地场景开发，已经成为全球数百所大学的前沿虚拟课堂。总之，数智时代构筑了包含无数教育应用场景的虚拟学习空间，只有进入这个空间，才能享受到全新的学习体验。愈来愈多的教师和学生正在依靠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智能终端等新技术主动或被动地进入这个空间。个体在虚拟学习空间的一切学习行为、网络阅读行为、学习社区互动等都将被记录下来，并转变成现实融合虚拟的行为路径。
4.权力规训下之思维转变，数字权力翻转知识习得
在数智时代，数据本位的变革力量已经成为主导和监控现代教育的新型权力，体现出对教育过程、教育质量、教育行为的全景化监控的教育景观（金生鈜，2019）。这种新型权力正是炙手可热的数字权力，“量化一切”“让数据发声”成为数字权力的表征。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认为，到21世纪人的肉体和精神本身必将被数字化;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将被联通到网络中（尤瓦尔·赫拉利，2017）。而所有联通到网络中的行动者们一旦在数字空间中建构起相互关联，便成为了约束和影响我们行为选择的力量——数字权力（蓝江，2019b）。“数字权力的形态如同福柯所描述的现代权力，并非中央集权式的环状结构，而是错综复杂、多中心存在的网状结构。数字权力弥散于这张网中，难以捉摸。”（李彦宏，2017）数字权力正在改变学生的思考过程和观察方法，使他们只会用数据表征的思维去思考、处理数据，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学生将会逐渐被“数据思维”所驯服。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认为，越来越频繁的使用智能终端将会改变青少年的高阶认知能力，这包括归纳分析、批判性思维、想象力和思辨能力（马尔克·杜甘等，2017）。只追求事物表面的“相关关系”，不再追问深层的“因果关系”，人类的思维方式似乎正在变得“浅薄”，直觉的判断被迫让位于精准的数据分析，最后做出决策的将是机器而不是人类自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2013）。 数字权力所打造的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和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尤瓦尔·赫拉利，2017）生命的存在进程就是通过算法进行数据处理的过程，这致使传统知识观面临“去中心化”的挑战。信息技术突破了纸质媒体时代以“专业、专家生成内容”模式（PGC）为主导的知识生产，使其转向了由PGC与“用户生产内容”（UGC）、“机器人生成内容”（RGC）三类模式聚合的知识生成与共享（李政林，2020）。“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尤瓦尔·赫拉利，2017）这意味着我们只有连接数据系统，成为数据家族的终身成员，才能习得知识并获得智能，否则就会失去习得知识和成长发展的机会。“人机结合的思维模式将成为现代人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借助智能设备而生存的时代已经到来。”（方海光，2019）
二、数字全景敞视下的教育规訓隐忧
在数智时代，新兴技术赋能教育使得学生沉浸在数据的世界里被数据规训着，在数字网络控制中享受着控制，生命存在的意义淹没在对数据神话的崇拜和依赖中。数字智能技术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使得教育主体成为“数字原住民”“姆指一代的低头族”。数字权力隐性运作于教育领域，进而引发一系列教育主体、教育时间、教育空间、教育权力的数字化规训隐忧。
1.教育主体发生异化，弱化现实身心发展
随着数字产品、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与教育领域的深度结合，智能平板、可穿戴设备等移动终端已经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数字化身外之物已然进化成为人体不可分离的一层“数据细胞”。数据身体成为了时代的主导者和统治者，现实身体在无形中被弱化，甚至可能演变为数字的提线木偶，主要表现为教育场域中学生身体的过度物化和数据化。“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之物、生命之机器都变成了随心所欲地操纵人的主人;‘物’日益聪明、强劲、美好、伟大，创造出物的人却日益渺小，无关紧要，日益成为人自身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马克斯·舍勒，1997）数智设备带来的不止是学生的“自我管理与规训”，而是把学生“降格”为网络拓扑结构上的一个节点，个体连同他的个性特征、文化背景等被化约为数字和符号的存在，学生的生命价值似乎是由机器提供的大数据画像来衡量的，教育被异化为一种“重物轻人”的数字活动。
然而，作为教育主体的人之身体绝不是被动消极的物体，而应积极主动地与世界互动并赋予世界以意义，在世界中寻找自己的方向和归宿，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把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称为“身体—主体”（冯雷，2017）。身体正是学生学习的基础。有研究者发现，电子视觉媒介只是刺激了与图像和运动有关的那部分人类大脑，而无法激活大脑左右两个额叶，额叶才是大脑的执行控制系统，负责自我控制、道德判断以及注意力的计划、组织和排序，人的大脑额叶会一直持续发育到20岁左右。世界神经学联盟在其报告中认为视觉电子媒体会阻止学生的额叶发展，进而影响他们控制自己行为中潜在的反社会因素的能力（理查德·豪斯，2016）。数字智能终端具有阻碍青少年大脑发育的风险，同时使他们更少地使用大脑。人的大脑机能和身体机能因信息器具的长久使用而产生退化。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理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机器，将一切信息转化为虚拟符号，使得我们过去凭借天然感官“看”“听”“尝”“嗅”“触”甚至“第六感”直接认识世界的方式逐渐从身体中隐退，因此要格外警醒“身体的消失”（肖峰，2017）。隐溺在虚拟世界中的学生不能在现实中找到自我的存在价值，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青少年使用数字智能设备的时长与一系列生理、心理亚健康以及社交和学习障碍等行为问题密切相关，如近视、感统失调症、多动症、抑郁症、孤独症、过劳症、社交障碍、注意力缺失、记忆力下降、阅读障碍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2.教育时间流于碎片，丧失学习专注能力
随着信息技术变革势头的强劲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广泛普及，教育时间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技术通过强调效率和控制产生了“驯服”时间和缩减时间的后果，“个人既被视为操练对象又被视为操练工具”（米歇尔·福柯，2019），个体为了升级知识结构埋头于数字世界。众多数字化学习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了嵌入式泛在学习的海量信息资源，学生每天校内校外的日程表都被安排得精细无缝，几乎被各类热门的云端教育和智能装置无缝连接，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不停地在线快速切换、登录、退出系统和设备。学生的大脑似乎成为数字终端永久在线的外挂，多线程多平台多任务改变了学生原本的单向线性时间，学生的内在时间由一维、单向的延展变成多维、多向的分割与碎化，时间日益趋于分散和碎片化。
时间是人生命的度量，教育时间的碎片化会使学习者个人的自得自悟失去发生的时机，这意味着数字权力规训下的时间远离了完满人生内在的生命节律，直接导致学生时间和认知的碎片化。不断闪现的动态界面和触屏操作使我们陷入注意力不间断转换的状态，认知目标快速而多角度的转变，注意力被连续地分散，大脑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断忙碌并追踪一切，导致认知的稳定性遭到破坏，令学生不再有时间去静心思考和保持专注，也无法保持认知目标的逻辑一致性（郑晓齐等，2002）。人类所拥有的深刻、专一的深度注意力日益边缘化，让位于另一种注意力——超注意力，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韩炳哲，2019）。正如特雷博·舍尔茨（Trebor Scholz）所指出的：“对互联网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消耗和上瘾问题，可能会分散我们对这个时代最重要问题的注意力。”（蓝江，2019a）个体生命被动地接受时间的规训，影响了学生作为生命个体应然的学习成长节奏，丧失了自我的专注能力。随着学生对于内在时间本源意义的真实感受和体验越发苍白和淡薄，他们始终处在一种被外在时间所操控的待命状态，在时间高速运转中只感受到了过度紧张和疲于奔命，而逐渐失去了对时间应然的真实感知。 3.教育空间虚拟现实，抽离生命真实体验
各种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不断升级教育空间的物理属性。在以技术变革所驱动的教育系统变革中，以教室、教师、讲台为主导的传统教育空间格局将逐渐被消解。当今教育空间则呈现出信息技术时代所特有的分布式、时空融合、虚实融合、智能灵活的特征。潘云鹤院士指出，人类的空间已经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拓展到三维空间，即物理空间、信息空间与社会空间（潘云鹤，2018）。而教育的信息空间越来越趋于转向非连续性和虚拟性。由于个体与生俱来的视觉感官习惯无法摆脱传统的物理空间感，于是学生普遍会在信息空间产生迷失、眩晕和不安。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从更宏观的理论视角思考了虚像对真实的代替，他说形象或类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各种界限消失，模拟的虚拟环境变得比真实环境更加真实，演变成了“超空间”（冯雷，2017）。在现实世界中，学习者可以通过视觉、触觉、嗅觉感知每个人的独特存在，但日益泛在化的云端课堂和5G全息影像技术为学习空间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这是一种全新的时空关系，即“脱离‘真正的身体’而开发影像工业、远距离现身及虚拟现实工业”（贝尔纳·斯蒂格勒，2010）。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学习体验是通过移动便携设备数字屏幕上光影闪烁的虚拟影像和符号完成的，电子视觉媒体中的变焦、摇摄和编辑镜头增多，采用彻底可控的“快进”方式展示，可快速切换画面、景色和事件，高保真的数字声音无比刺激和有趣，总之，智能终端对感官的刺激达到了非自然的巅峰程度。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大学生群体，往往都难以抗拒“数字科技”强大磁场的吸引力。若学习者长期沉溺于虚拟空间的学习而弱化现实空间的真实体验学习，则可能会出现“沉迷虚拟世界”“以虚拟代替现实”“情感的虚实转换障碍”等问题，进而导致真正现实生活的意义被颠覆。美国人类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其《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提出，我們每个人都被囚禁在虚拟世界里，和现实失去了联系。现实中，“我们因网络连接而同在，但是我们对彼此的期待却削弱了，这让我们感到彻底的孤独。”（雪莉·特克尔，2014）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为了加深对知识和现象的了解、认识和理解，需要调动各种感官来体验完整的、真实的、鲜活的生活。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感官经验。大卫·库伯（David Kolb）将体验学习定义为“体验的转换并创造知识的过程”（D·A·库伯，2008）。而古人将体验理解为“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即通过学习者的身体力行和心领神会来达到对知识的领悟、体察和反思。在人工智能时代，来自智能识别人脸摄像头的“数字凝视”代替了教师和学伴的关怀性注视，搜索引擎代替了学生的大脑，鼠标点击或手指滑屏代替了真实世界中身体、心灵与环境的真实互动，数字虚拟环境的声光电代替了真实生活世界中一切天然的声音、自然光线和生命状态，线上学习代替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真实沟通，学习者的天然感官被虚拟数字空间中的二进制符号所环绕。科技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类感觉能力的日渐萎缩，学生越来越少地感知真实的世界，实践动手能力正在被削弱。学习脱离真实的生命体验，使其不能在头脑中与有意义的现实经历建立连接和关系，进而使学习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无法使学生实现真实的成长与发展。
4.数字权力量化万物，遮蔽人文伦理关怀
当前日益兴盛的大数据教育应用背后暗含着“一切皆可量化”的倾向，数字权力正成为教育中新的“意识形态”。福柯所指的弥散性微观权力不使用任何物质手段却能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即“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米歇尔·福柯，2019），从而成为一种“精神对精神的权力”。万物皆联网、无处不计算的数字权力将学生学习过程和成长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用周密的算法以“数据凝视”的关照方式永久临摹下来，学生被教育数据所估算、掌控和束缚。信息技术作为新的“座架”，具有强大的束缚人的功能，它甚至改变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其变为“我在线故我在”（肖峰，2017）。数字权力把学习者关进了教育大数据的笼子里，让他们的成长局限于数据的管制之中，成为数据的傀儡，数据对学生的量化使其认知不再具有灵魂。
教育数据化将导致教育狭隘化和变异化，对学生的情感、心灵、精神等人文视角鲜有关注，可能导致人文精神和情感互动的缺失，无法彰显生命的意象，最终造就一种“失去灵魂的生命”。事实上，学生的成长是整体的、内在的和唯一的，其发展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学生的存在、经验、感受、意义、价值也无法被机器内存中的数据所解释和预测。正如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担忧的那样，人的属性逐渐被技术的属性淹没，“谁”逐渐被“什么”代管，人类原有的特定记忆及个体记忆都在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所取代（贝尔纳·斯蒂格勒，2010）。由此，教育实践中人的主体地位也会迷失方向。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认为，“社会场成为了一个超级全景监狱，主体在符号和数字中被重新建构。”（马克·波斯特，2000）这种数字化的全景敞视架构比福柯笔下18世纪的全景建筑更易于微观权力的隐匿运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科学技术先验地具有奴役、控制、异化这样的“原罪”性质，其目的性及功利性剥夺了真、善、美的普遍效用，造就了单向度的“数据”人（赫伯特·马尔库塞，2008）。人之为人，在于其独一无二的个性特点和思维方式，在于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富足的精神世界，在于其纯真的人性和温暖的情感。教育全景数据化是现代性工业社会和技术化社会对教育的控制，这一切可能造成人的个性毁灭、精神萎靡、情感淡漠，使人们失去了批判性思维，只剩下了服从，失去了人之为人所独有的价值向度，并使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丧失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从而遮蔽关怀人的命运、尊严和价值的价值理性。
三、数字全景敞视下教育规训隐忧的消解路径 “数据主义”的盛行使得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演变成为一系列的数据表征，使得教育领域成为被数字技术规训的“异托邦”，但是教育必须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信息变革中发挥应有作用。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提出消解数字全景敞视下教育规训隐忧的路径。
1.唤醒身体智慧，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身体是真正的大智慧”，身体为自我和世界之间的沟通、连接提供了珍贵的载体。我们通过身体的感官来知觉外界，通过思考再对知觉进行精神升华，身体感官与大脑思维之间存在深度的本源关联。要唤醒存在于人类身体内在知觉的高阶思维，必定要真正专注身体，启迪身体原初的智慧。莫里斯·梅洛-庞蒂秉持的“‘心灵的肉身化’和‘身体的灵性化’双重进程的身体观”（杨大春，2010），意味着身体本身是身心的统一。事实上，一切理性思维都是以身体活动和经验为基础的，身体的知觉体验和行为活动是人类认知发展与心智产生的源泉，学习的最佳境界应该是由身心合一的身体通过真实体验而获得的理解和领悟。在这种学习过程中，身体及其活动产生的知觉体验处在中心地位，而身体的体验必然经由身体的感官与世界的真实接触而来，仅靠大脑的思考，是无法对生命本身进行深刻认知和体验的;只有打开身体的智能，开放主体的心灵，使全身心都处于开放和清醒的状态，才能发现深刻的真理。抱着审视的态度对待感官接收到的信息，倾听身体和内心的声音，才能够将身体的智能转化为智慧，否则，那些机器采集到的智能信息只不过是存储在服务器中干巴巴的比特数据而已。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学生的生命是一个圆融的整体，其身与心是不可简单对立、断然分割的。因而，“身心合一的全人培育”是教育的原点和起点，也是教育的最终归宿。有节奏的美学程序首推我们身体本身的程序，更精确地说，是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即5种感官，这正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贝尔纳·斯蒂格勒，2010）。不同于传统的5种感官划分，人智学理论将人的12种感官（触觉、生命觉、动觉、平衡觉、嗅觉、味觉、视觉、温暖觉、听觉、语言觉、思想觉、自我觉）划分为外在感官和内在感官（艾伯特·索斯曼，2011）。外在感官是指透过肉体所感知的部分;内在感官则是人类心灵的感官，它将外来的信息转入内在。由此可見，个体身体的感官不仅可以感受外界，而且还可以洞察和觉知内心世界，更重要的是还能够联结和觉察社会交往。身心和谐的教育应该统合内在感官和外在感官，让学生在真实的体验中去感受生活的真实。只有当学生身心同时真正在场时，真正的教育才得以发生、涌现。在无处不在的电子脉冲代替泥土、小溪、绿地的时代，唤醒和激发学生内在和外在的全部自然感官，去感受真实的自然之美，并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无疑有助于其身心的健康平衡发展。
2.依循生命节奏，尊重教育内在时间
外在机器时间的精细划分强化了学习效率，却忽略了学生成长的内在时间，使教育时间趋于计量化、机械化和标准化，导致缺乏对学生生命发展的丰盈和变化的关注，缺乏对学生生命发展价值需求的引领，使教育日渐忽视对于生命本源的探寻。然而，人的成长是遵照生命自身的节奏、在教育时间内有序进行的，个体生命的成长节奏提醒我们要关注学生的内在成长规律和发展逻辑。怀特海（Whitehead）认为“生命是有周期性，生命中存在着很微妙的涉及智力发展的周期，它们循环往复地出现”（怀特海，2012）。人的心智发展具有周期性的节奏，而心智发展的节奏则决定了教育时间的节律。人的生命是宇宙、天地与自然之间的殊胜存在，人与自然、时间是和谐共生的，故应遵从“万物皆有时”的规律，把育人放在天地自然之中，使教育的时间与自然的节律、生命成长的节律同频律动，共生共长。关注时间的内在精神维度，保障学生自由的天性，让学生在天地之中自如、自由地进行呼吸，使其身心处于从容不迫的最佳状态，是教育的重要责任。那些不尊重人体生命节奏、废寝忘食，以健康为代价的超前教育和过载教育对学生的发展并无好处。
在数智时代，应以教育的内在时间作为教育效率的尺度，不能以工业化时代下的时钟时间来牵制学生，不陵节而施，不揠苗助长，做到学不躐等，让时间回归生命内在，这样才能真正促使他们精神的自主成长。应当把被规划、安排、分割的时间归还给时间的主人，让学生重新拥有一定可以自由支配的内在时间和反思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探索和游戏，让他们更好地感知自我、他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应尝试开展具有调适性的弹性时间制度，解放精确刻板的时间表，增加时间表的相对灵活度。让时间在真正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自由教育活动中鲜活地流动起来，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学生在符合生命成长规律的时间中自然成长，在与生活世界有机融合的时间中自在成长，在发自内在本性的时间中自主成长，这样才能促进学生人格的完善。
3.超越虚拟依赖，重构新型学习空间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警告世人，一旦技术开始占据垄断性的地位，就会产生“技术傲慢”，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超越或破坏人的原初意志。当人适应了技术所带来的功用，这种“适应”便会逐步演变成“依赖”（吴红涛，2017）。在当下虚拟与现实混合的空间中，“人类是不可能依赖任何人、任何机器去成长学习的，因为人是自主的、自然的”（谭维智，2017）。虚实交融的空间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有异曲同工之妙，数智时代的“技术”成为主导“空间”的核心因素，学习过程日益广泛地借助数字技术。知识的习得和创造都烙上了数字化的印记，由此出现了从学习方式e-Learning 到知识生产e-Science的“全覆盖”，呈现出全新的学习图景（肖峰，2017）。未来教育将突破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学习内容的学校教育体系而进入全域教育时代。因此，应依循时代变化，重构全新学习空间。
重构学习空间已成为技术与教育融合的重要趋势。学习空间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如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个体学习和社群学习、实体学习和网络学习等逐步走向相互联结和融合。新型学习空间表现为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相结合的虚实连续体，能增强学生对现实的感知，为学习者塑造全方位、多视角的情境体验，从而将学习空间从教育工厂的流水线变革为生机盎然的学习村落。依据大卫·库伯的体验学习理论，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之中，从具体体验起步，经过反思观察、抽象概括与主动运用再到具体体验，进而生成反思与实践，促进学生情感、人格及社会性的发展（D·A·库伯，2008）。同时将充满真、善、美的“最高”存在价值融入学习空间，抵制学生内在价值的庸俗化和破坏。“美的剥夺也能引发疾病，审美敏感的人在丑陋的环境中会变得沮丧不安。”（亚伯拉罕·马斯洛，2019）因此要避免虚拟学习空间导致的内在存在价值被剥夺而引起的“超越性病症”，而应建构一种融合了生命至善伦理场的新型学习空间。 4.打破数字权力，回归育人价值原点
数字权力正是通过数字技术和智能终端对学生身体、教育时间和空间的规训，以及对学生注意力、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的影响而产生的。教育数据所挖掘、分析的“镜像教育”与本真的教育渐行渐远，二进制的数据符号所刻画、预测的学生发展与其精神世界也越来越远。以“数据”化人、以“数据”育人的数字权力应该从过度应用开发回归至合理运作的教育中道。中道是一种类似于儒家的中庸思想，介于过度和不及这两恶之间，教育中道应以适度的德性达到“最高善”（亚里士多德，2003）。因为教育是一种高度人文性的活动，其本质是关乎真理、价值与幸福的精神性事业。教育就是要培养“理想人性”和“完满人格”，教人求真，使人向善，使受教育者能够在道义上把握真理、美、正义。人的发展和人的幸福是教育技术的价值尺度，信息技术对于教育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教育必须打破数字权力的藩篱，才能回归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原点。
哲学上对信息技术的价值评价被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归纳为四个层面的追问：第一层面是伦理追问，是否会威胁人类道德观念或隐私？第二层面是政治追问，移动互联网是否能促进社会公正？第三层面是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追问，信息过载是否会影响人类的认知能力？第四层面是心理学和人类学追问，人“生活在屏幕上”过着一种“虚拟生活”意味着什么（卡尔·米切姆，2010）？具体到教育中，同样要对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发出上述四个方面的灵魂叩问。在教育领域中，要回应这四个层面的追问，关键要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原点和育人初心，鼓励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实践能力，尤其是对基本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领悟。这些是数智设备无法取代，数字无法刻画，而教育必须坚守的。我们要留给学生足够发展自己的思维空间，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在思维的过程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有自我价值的真正的人。这样才能引导学生探寻真理，追求人类所特有的卓越德性品质。此外，还亟需树立敏感的数字权利意识，防范自身数据泄露，同时保持对大数据潜在规训的警惕。在数据泛滥、数据宰制一切的数字时代，数据权利已成为一项基本权利，防止数据规训教育的最好方法就是合理控制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边界，始终保持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地位和权利。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数字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带来了隐形的教育规训隐忧，弥散性的数字权力对教育场域中的人造成了无形的异化危机，这是处于时代拐点的人类所亟需持续关注并解决的重大伦理问题。身体—时间—空间—权力的理论向度，将难以觉察和长期被遮蔽的教育规训揭开了冰山一角。教育场域中学生的身体被过度物化和数据化，使得传统教育中一直处于被压抑和忽视状态的身体更加趋于“消逝”和“缺场”，现实身体趋于让渡数据身体。而置身于趋于泛在的虚实融合时空中的学生产生了方向迷失和转换障碍，颠覆了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可量化万物的数字权力以数据来估算、束缚和预测具有鲜活生命的学生，造就了“单向度”的数据人。因而如何唤醒身体智慧，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依循生命节奏，尊重教育内在时间;超越虚拟依赖，重构新型学习空间;打破数字权力，回归育人价值原点，则成为未来教育需要着力的方向。
总之，我们已进入数智时代，当摄像头记录着我们在教室的学习行为，手机APP监视着我们在线上课堂的神情和眼动频率，xAPI技术跟踪和记录着所有的学习经历数据，我们无法回避和拒绝，更难以将移动智能终端全部弃绝，我们只能选择拥抱未来和未知。未来已至，如何在教育领域的合理和必要界限内使用数字技术和移动智能终端，在“非虚假性需求”下规避因技术被“恶”意使用而为教育场域带来的隐形规训，从而使教育实践回归真正的育人使命;与此同时，如何利用以数字智能技术的优势构建学生安全、健康、平衡发展的新教育生态环境，创设自主自由、灵活多样、充满生机的教育时空，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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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4-06 责任编辑 刘选
Returning to the Educational Value： Decomposition Ways of Disciplinary Surveillance in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Digital Panopticism
ZHANG Jiajun， CHEN Miao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of technology enabling education， not only make the panoramic data of education field become the new power to discipline education， but also bring more hidden and seductive alienation and control to education. By examining the disciplinary landscape of educational data on body， time， space and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hel Foucault’s Panoramic view， it is found that real body transfers data body， the learning rhythm is faster and more efficient， the real field is integrated with the virtual world， and the data power reverses the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he digital “disciplin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weakens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reality， with a loss of concentration on learning， divorces students from the real experience of life， and even covers up the humanistic and ethical care.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 future education should wake up the body wisdom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ody and mind， follow the rhythm of life and respect the internal time of education， transcend virtual dependence and reconstruct new learning space， break the power of data and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educational value.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anopticism; Disciplinary Surveillance in Education; Decomposition Ways; Power of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