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容概括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为何在法国封建制度大厦将倾之时爆发了大革命，但未取得理想效果，反而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动荡，研究旧制度的每个机制运行，如何导致了大革命的发生，进一步分析大革命的影响因素，大革命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我们还是要看到它的进步意义，理解作者的哲學思想以及政治建议。

二、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分析

　　一般性革命常酝酿于经济衰微、市场萧条之时，而托克维尔却提出路易十四朝代最光荣的年月，衰微的最初迹象已经显露，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公共繁荣迅速发展，人口增加，财富增长，土地占有，不平等削减等，这些积极因素改变了社会面貌和人民精神，同时也激发了被长期压抑的欲望，人们所渴望的平等、富足得到初步满足后膨胀起来，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制度和财政状况的限度。
　　这场政治革命与法国当时的各项政治制度有必然的联系。当时法国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裹挟着中央集权制度、贵族制度、等级制度的国家，权力日趋集中，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且政治自由受到威胁，表面上完整和谐的政治框架和社会制度随着政权权限的滥用被腐蚀瓦解。
　　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激化也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和大革命的到来。法国社会三个等级彼此独立分裂，每个等级内部个体之间也相对独立分离，只图私利，不平等差距拉大，成为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在精神层面上，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进而影响大革命。人民的激情扫除了宗教信仰的普遍威信，人们的精神领域空空荡荡却又无所畏惧。
　　此外，“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急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阶级内外的分裂孤立使得人们彼此漠不关心，社会环境的变动使得人们彼此相似。人们精神领域的革命已然要爆发，大革命的发生也顺理成章。

三、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联

　　“法国革命创造了大量派生的、次要的事物，但它只不过是主要的事物的萌芽进一步发展；这些萌芽在革命以前便已存在。”意想不到的大革命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具有很强的空想性，一时之间它试图建立的新政治制度和秩序不得不沿用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可以说这场民主革命在变革社会结构的同时将社会中的权力全都吸引过来，人们获得的新自由与权利比起中央政府新增加的权力算是九牛一毛。
　　此外，人们试图通过大革命争取的自由在旧制度下更得到充分的体现，尽管这种自由带有阶级性和局限性，“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于是大革命是自由平等思想的再解放，这并不与旧制度下的自由和平等相矛盾。大革命的成功之处在于摧毁了长久以来的封建制中混乱不堪、积重难返的政治制度，创造出更简单、更一致的政治秩序；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革命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因为它未能打破旧制度的桎梏，过于理想化、迅速化，一场革命可以很容易摧毁不满的旧制度，困难的是如何建立起经得住考验的新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显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

四、在历史发展、政治体制、民族气质方面法国与中国的比较

　　法国经历四十一年的革命，由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变为君主立宪制，再到半总统共和制。与此同时，中国处在清朝乾隆时期末年到道光帝时期中年，尽管在时空和历史国情上中法两国存在差异，但如果我们从整体和比较的视角来看两国的封建改革与革命，就能够理解封建专制弊端的普遍性。两国经历过大革命后的旧制度是否都继续有所存留？何以资产阶级革命在两国中取得不同的结果？民族气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革命和历史发展？
　　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从秦朝到鸦片战争长达两千多年，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封建制度走向衰落。一个王朝的灭亡未能唤起一种新制度的诞生，明清王朝更替并没有铲除封建根基。晚清经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三次改革，尽管改革客观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带有资产阶级改革的色彩，但是本质上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改革自救运动。明清时期的政治改革同法国旧制度下的改革一样都加强了中央集权，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改革的局限性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最终可能酿成革命。与此同时，封建专制制度的缺陷日益突出，显现出封建制弊端的普遍性。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政体，随之而来的复辟、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体现出革命的不彻底性，旧制度复燃。历史所证明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可以解释为：法国等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而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另外，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未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法国革命如此高涨的革命积极性。
　　法国和中国革命后的旧制度残留还可以有一种新的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属于“超稳定系统”的演化模式，即“旧社会结构瓦解后，没有潜结构可以取代它，社会结构中又存在着修复机制，这样，社会结构的停滞性和周期性崩溃修复同时出现”。法国革命前后的社会结构也符合超稳定系统。
　　另外，法国的民族造就了这样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那么他们的民族特征是怎样的呢？从托克维尔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独立、感性、多变、适应性强、理想而非现实，于是他们的行为总是超乎想象，轰轰烈烈却又转瞬即逝。中国民族的性格中有很强的儒家文化烙印，有不可否认的劣根性，也有自强不息的意志，很难概括完，这些民族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前后的改革和革命，上面所提到的革命都相对保守，具有阶级性，动员不足，多早产，与法国革命相同的是都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不同的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追求革命的实践性。

五、法国革命和中国近代前后革命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启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坚持稳健地渐进式开展，基本取得成效。我们在强调要促进中国的制度转型的同时，又要强调新制度终究只能是现制度的演进。“制度创新，并不是要人为地去创造一种新制度，而只能是可以培养制度运作中已有的新因素。这样的新因素往往產生于旧制度的框架与实际制度的运作之间的紧张或矛盾。”这种模式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也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
　　托克维尔所反对的集权准确来说是行政集权，因为这往往只会弱化国家力量，而政府是要集权的，如此才能去决定有关全体国民利益的事项。我们国家有集权的传统又有集权的现实需要，集权分权各有缺陷，常常陷入集权和分权的死循环。因此，“制度化分权”在我国有一定的可行性，“它主张改造现有政治结构和法律体系的方式来实现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意图”。而不管是政府集权还是行政分权，有权力存在的地方就有滋生腐败的温床，法国旧制度统治者的贪婪腐败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政权的灭亡。在我国当前反腐高压下，政治环境得到很大改善，腐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可持续性的解决。腐败腐蚀权力合法性，权力制约与监督一直都有，实效不稳定，这需要用制度与法律来健全和完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法行政。
　　当前中国的社会阶级主要有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阶级，尽管有很多利益团体，但社会群体整体呈现扁平化的阶级特征，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阶层固化，利益和资源分配不均，中国的改革要处理好各阶层或团体的利益，调整阶级分裂和利益分化的倾向。与此同时，调节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对政府来说都存在难度，因此促进机会平等是实现社会相对平等的有效手段，这需要健全 、运作有效的制度和法治来保障任何社会成员都能够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并遵循同等的法律和政治规则，平等地参与竞争并遵循同等的原则，这样也有利于缩小一部分人起点和结果不平等的差距。
　　的确，政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全能主义政治是应付社会危机的一种对策和推进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应该演变成为社会主义高度民主政治，保障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以权利制约权力，保证政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另一方面政府要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自由、平等价值观，赋予其简明清晰的内涵，切勿造成社会对自由的物质利益的追逐。此外，人们的政治参与有利于巩固享有的政治自由，打破政治资源的垄断。新闻媒体的政治参与媒介作用在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日益明显，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策，很大一部分人的精神领域缺乏信仰的指引，新闻媒体的宣传方向很容易引起民众的盲目信从，如何保证新闻媒体的独立和合法化舆论监督作用？如何实现新闻媒体、网络媒体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反映民众利益需求？如何合理利用各种媒体平台缓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又如何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这些需要政府进一步落实，警惕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同时潜在的社会危机。
　　思考的道路不一定会得到确定的答案或内心的平静，却能获得新的感悟和启发。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和评价见仁见智。同样中国革命也有共通性和特殊性，以史为鉴，深化制度改革，完善法治建设，制约监督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和利益，政府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关键要坚持原则，以公意为行事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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