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公共性:国际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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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一个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悖论,其政治含义是承认差异的政治、平等的政治。现行国际秩序仍然建立在强权政治的基础之上,从而违背了全球化时代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建构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国际新政治必须以公共性的建立为依据,以主权 原则,并建立国家间的集体友谊与互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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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领域,道义是一个带有鲜明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追求的传统目标之一。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霸权野心的日益膨胀。它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突出了对所谓道义的追求在对外干涉中越来越频繁地高举道义的大旗插手世界事务以利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人类某些共同价值观的肯定和追求来更好地维护其自身的全球利益,这种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因为它既掩盖了美国对其自身国家利
二战后,朝鲜半岛虽历经50多年分裂、干戈,但在北南双方人民心中,求统一的愿望反而日益强烈。跨入新世纪,朝鲜和韩国出人意料地促成历史性首脑会谈。文章分析:捐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诚意互动难能可贵;求战略生存是现实因素;同族同宗服从民族最高利益原则是出发点和归宿;地缘政治战略平衡是外部条件;并预测姗姗来临的“世纪握手”将产生深刻的东北亚效应。
作者认为,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是相互推动的进程,而不是相互矛盾的。首先,作者对地区化和全球化、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概念作了说明;其次,介绍了反对地区主义的一些观点,并对其进行了批驳;接下来,作者进上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地区主义是多边主义的必要补充,并分析了如何规避地区主义的潜在风险;最后,作者谈到了对地区间主义的几点看法,以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为例,从几个方面论证了其对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所
作者以冲绳峰会为切入点,对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发展、运作机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析,并对其前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文全面回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守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认为,虽然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传统学科,然而,二战之前,该学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战后,安全与战略研究又主导的国际关系领域。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重新勃发的动力。其后,随着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论战的深入,国际政治经济学获得了长足发展。
基于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作者关于中国经济转轨模型的研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本文紧扣中国加入WTO的制度效应,提出了“正向效应”、“成熟效应”和“升级效应”等新范畴,搭建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勾画中国“入世”后制度变迁的轮廓。论文还就新经济所要求的“直接经济”和“横向合作”等原则,探讨了中国“物流”、“钱流”、“信誉流”层面的新课题。
国际政治包括了三个方面特性,即缺乏中央权威而产生的无政府性,主要由国家间社会与经济的交往而产生的社会性,世界生产关系中享有不同权力与利益的社会力量所形成的阶级性。世界生产关系中享有不同权力与利益的社会力量所形成的阶级性。信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人对这三种特性有着不同程度的强调,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国际政治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种国际观对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去理解、分析国际关系的不同属性是有用的,但这三种属性共存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在国际关系的具体研究中仍应兼收并蓄
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国家的基本安全与实现国家的发展。安全目标与发展目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基础上的“安全”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基础上的“发展”是“脆弱”的。为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与发展,中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外交战略。全球化时代中国应当实行“参与”和“超越”的外交战略。文章结合中国外交中需要着重处理的一些问题对这个战略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本文从三方面深入解析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模式与发展前景:第一,精确地描述了美中关系周期性波动的表现形式,并把它归因于美中两国国内政治循环的产物;第二,分析了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特点,重点比较了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在决策程序上的差异及后果,布什政府对中国、亚太和全球战略的最初动力和实施这一政策所受到的约束条件;第三,对美中关系近期发展前景作了预测,并对如何改善美中关系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