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有为的发迹史上，翁同稣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康有为对翁同稣的知遇之恩，不仅感激涕零，而且高度评价，广为传播。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发生后，翁同稣礼贤下士，于寒冬的某个凌晨，屈尊到“圣人居”——南海会馆，登门挽留康有为在京城发动变法。这个精彩的故事，至今还为世人津津乐道。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怀翁常熟去国》一诗的附注中，康有为写道：“胶变(即“胶州湾事件”)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公元1897年12月12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人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见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
　　这里，康有为刻意制造“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意境，写道：“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闕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一个“六品绿豆官”(当时康有为是未到任的工部预衡司主事，比七品芝麻官稍大一点)，因报国无门，心灰意懒，即将踏上返乡旅程。在“官吏多如蚁”的晚清政坛，一个当朝帝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品大员，听说一个“六品绿豆官”即将返回家乡的消息，却于冬日凌晨顶着严寒，亲自登门，热情挽留，真是一个难得的千古佳话啊。
　　可是，这一“佳话”却被康有为自己打破了。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是时将冰河，于十八日(公元1897年12月11日)决归，行李已上车矣，常熟来留行。”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大矛盾：翁同稣登门挽留康有为，到底是在哪一天?一个是“行李已上车”“早携书剑将行马”，另一个却是“卧未起”。如果确有其事，那么，那天凌晨，翁同稣登门时，康有为到底起没起床?
　　相比康有为这两段自相矛盾的记述，“晚清日记四大家”之一的翁同稣又是怎么记录的呢?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翁同稣日记》记道：“早入，外折一，见起三刻……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
　　早朝散后，翁同稣就“小憩出城”了。按理说，当时翁同稣认为康有为“大才槃槃胜臣百倍”，登门又是在冬日寒冷的凌晨这个特殊时刻，挽留康有为，是意在留他领导变法。如果翁同稣真的是放下官架子登门去挽留康有为，在《翁同稣日记》中应该有所记录才是，但十八日翁同稣的日记里没讲，十九日的日记中也未见只言片语。
　　同样，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著述中，笔者也没有看见相关记载。
　　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说，“常熟冒寒留南海”之“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查历史记录，“高燮曾奏荐康有为”之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公元1897年12月12日)，似乎从侧面证明了“常熟冒寒留南海”的真实性。但问学通例，孤证不立，“常熟冒寒留南海”仅见康有为一家之言。而且，他一家之言还有两个版本，存在着时间、细节矛盾两大硬伤。所以，笔者认为，这件事极有可能是康有为信笔编造的又一“传奇”。
　　或者有人会提出质疑：会不会时隔数年，康有为把时间记错了?据“一律以撰著时间为序”的《康有为政论集》提供的信息，《怀翁常熟去国》作于1898年6月；而《康南海自编年谱》文尾记载，该年谱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岁暮书于牛达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也就是说，两个版本前后相距不过半年，康有为的说法竞有两处明显不同，这不该是记忆出错。
　　康有为为何要编造这个“传奇”呢?理由很简单，他的《康南海自编年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但他的弟子徐勤、麦仲华等人都看到过，“常熟冒寒留南海”等故事很早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如姜鸣所说的那样，康有为是想借助翁同稣的名望，拉大旗做虎皮，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改变人微言轻的尴尬局面。反正翁同稣已经罢官回到老家常熟，被逐出权力中心，在交通、资讯、电信等都不发达的时期，康有为怎么说，别人都是难以对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