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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刊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十分吓人，叫做“垄断马克思主义必将酿成灾难！”① 作者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倾向是“垄断马克思主义”，这将酿成灾难。至于为什么“垄断马克思主义”是主要危险，它会酿成什么样的灾难，他没有说。可见这篇文章是不完整的，缺乏必要的论证，不过挺唬人的。这倒有点“标题党”的味道，不大像学术论文。
怎么判断当前理论战线的主要错误倾向？显然有两种判断，一是认为主要问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潮也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流派，不是同它们划清界限，而是包容它们，听任它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自由泛滥；一是认为主要问题是“垄断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不同意我的解释，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只准照搬某种模式，不允许别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具体国情进行探索。
一、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样的行为构成“垄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标签，不是随便什么思潮，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②坚持这些基本原理，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否定、抛弃这些基本原理，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了，就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者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一切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这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叫做“垄断马克思主义”。要知道，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往往也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它搞成一种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东西。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③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种事情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混淆视听，能够迷惑群众。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列宁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现在有人说，列宁批判修正主义，是想垄断马克思主义，好像在那个时代，除了列宁主义，其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伯恩施坦虽然不赞成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但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他们提出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搞成一条线，仿佛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是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就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搞得成了孤家寡人。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要有一个标准，即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抛弃、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也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了。
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性质。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杂烩，其中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尽管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属于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为数并不少。不要在“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口号下，模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有的学派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前提下，是可以团结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了。至于把反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听着就十分荒唐。
同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要把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假马克思主义，当作垄断马克思主义。应该充分肯定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不要自己不参加这种斗争，反而在这种斗争面前指手画脚，这在当前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
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它在具体条件下的运用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就作了这样的区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的时候给德文版写了个序言，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他们专门提到，根据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这个纲领现在有的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4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经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④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分开来看待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不会过时的，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则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过时，需要修改，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得出新的结论，也就是说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具体结论上，需要发展。这段话表明，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会过时，或者它有对有错，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结论，需要不断发展、创新。谁也不能把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当作是唯一正确的东西，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准别人进行新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它是工人阶级观察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它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科学的，不是有对有错的，它具有普遍意义，既不会由于国情不同而不适用，也不会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领域我们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有丝毫动摇。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领域都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允许违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垄断马克思主义”来批评，这是完全错误的。 同时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它们是一个系统，而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各种论断的汇集。如果抛弃、否定了其中一个论断，其他论断就会随之被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系也就瓦解了。形象地说，它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扔掉一个，其他还在；它们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否定了其中一个基本原理，按照理论逻辑推论下去，其他原理也就站不住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就会被否定。举一个例子。本世纪初，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有人提出不仅劳动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也参与创造价值，主张要素价值论。好像否定劳动价值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似的。殊不知劳动价值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就没有了依据，而没有剩余价值学说，就解释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看不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科学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根据。这样，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瓦解了。从革命斗争的实践来说，劳动价值论也是我们建立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回答了谁养活谁的问题，揭示了真实的阶级关系，从而从理论上说明了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自已的政党，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回过头来看，那场围绕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有着原则的意义，决不是孤立的某个学术观点的争论。坚持劳动价值论，我们才有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而也才有可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不能随意地说，马克思主义某个原理是错误的，更不能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理当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讲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有人想否定某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它是空想，或说它过时了。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成为一种时尚。这是十分危险的，那会毁灭整个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是僵化的、停滞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它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解决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问题。离开具体国情，离开革命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只是空洞的原则，一点用处也没有。它好比一把好箭，但老拿在手上把玩，不向“的”射出去，岂不是毫无用处了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革命斗争所处的条件不一样，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自身所处的环境得出的具体结论必然也是不一样的，在英国与在法国不一样，在法国与在德国不一样，在德国又与在俄国不一样，照搬别国模式必然是要失败的。毛泽东曾把这一点概括为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既要坚持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实现基本原理的具体道路。我们讲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说要挑马克思的错，否定某些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情况、新的形势，得出新的结论。
毛泽东也是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他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⑤
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着。20世纪初，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俄国实际情况，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列宁主义。在我们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邓小平等几届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但不管怎么发展，有一条是不变的：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根子，无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这个根子上生长出来的枝叶。离开这个根子，就活不了了。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谈得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呢！
三、“垄断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指利用某种特殊权势，把结合本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强加给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不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形象地说，这就是“老子党”的思想，只能照搬我的观点、我的模式，不准别人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探索。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共产党与其他兄弟党的关系。当时苏联共产党利用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利用它客观上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头”的地位，把自己的一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作法，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有的是正确的，可以学习；有的是根据苏联国情提出来的，不能照搬到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去；有的则是错误的），当作唯一正确的模式，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去，迫使他们照搬自己的模式，只能跟着他走，亦步亦趋，不准这些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叫做“对对表”，要求步调完全一致。如果你想结合本国国情做点探索，他就给你扣上一顶“民族共产主义”的帽子，就要制裁、打压。
对于这种“垄断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从内容来说，赫鲁晓夫的“垄断马克思主义”，不是说他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赫鲁晓夫恰恰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者，而是说他要求兄弟党全盘照搬苏联的具体观点、具体作法，全盘接受苏联的所有观点，不允许有不同观点，不允许有不同做法。第二，从条件来说，必须具备“中心”“头儿”的地位，否则别人也不会接受“垄断”。“垄断”是相对于“服从”来说的，没有人服从，也就谈不上垄断了。1986年11月，邓小平针对苏联的“老子党”的做法，明确指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也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⑥ 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垄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再存在，现在谁还能“唯我独马”，还能“垄断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探索，怎样在本国具体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付诸实践。谁也不会去照搬别国的一套做法了，听命于哪个“中心”了（连这个“中心”也找不到了）。即使有人想“垄断”，也“垄断”不成了，因为没人听你那一套。现在耸人听闻地宣传，垄断马克思主义会酿成灾难，真是无的放矢，有点堂·吉可德大战风车的味道。
在不可能出现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喧嚷“垄断马克思主义会酿成灾难”，目的何在呢？说白了，就是不准批判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你一批判，那就是“垄断马克思主义”，就会“酿成灾难”！
四、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大政方针问题上不得妄议中央。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不得发表有悖《党章》的言论。提倡“看齐意识”，与党中央看齐，与总书记看齐。有的人不赞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反对“党校必须姓党”“媒体必须姓党”，必须按照党中央的口径发声，于是打出反对“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否定“看齐”的科学性和必要性。这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强调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强调“看齐”意识，并不是说中央“垄断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第一，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它是科学的、正确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又符合中国的国情，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第二，这是共产党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客观要求。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各种派别糅合在一起的松散的联合体（那样的组织是毫无战斗力的），而是一个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因而能够成为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党内绝不能允许存在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一致的声音，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这就是党的政治纪律，不遵守这条纪律，是不能留在党内的。这同“垄断马克思主义”是毫不相干的。
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从延安整风以来，我们党明确了一个根本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两者缺一不可。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
应该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妨碍贯彻这一原则的主要错误倾向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教条主义，照搬外国做法，脱离中国实际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错误倾向则是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且不说那些赤裸裸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等泛滥成灾，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一些领域占据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这种严重情况，即使在标榜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队伍里，也往往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立起来，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或隐或显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有一些理论家提出，有两个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那是“原生态”或“次生态”的东西，不能回答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管用了；另一个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现生态”的，它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才管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立起来，用后者否定前者，不承认贯彻始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统一的、正确的。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两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只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
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对有错，我们要坚持它的对的内容，扬弃它的错误的内容。按照他们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主要的问题是存在“空想”成分，这不仅《哥达纲领批判》里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里也有，甚至认为克服这些“空想成分”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我们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要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纠正马克思主义中的错误东西，实际上是不赞成（至少是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国内一家大报曾刊登一位著名理论家写的一篇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提出之所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他没有说。推测起来，也许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里有错误的或者过时的东西吧。其实，他的逻辑就不对：既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么就应该抛弃它，换一个指导思想，而不是把它中国化。错的东西，怎么中国化，也是错的，无论你怎么推进中国化也无法解决中国问题。
还有人提出“苏马非马”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是错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列宁斯大林篡改过的马克思主义，“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任务在于批判“苏马”，正本清源，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了，同时完全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错了，现在需要更换指导思想。他没法回答一个问题：怎么在错误指导思想指导下，革命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能取得成功？
还有一位著名科学社会主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他忘记了习近平的一个重要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自外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根子，就无法存在于世。 有人经常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立起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做法（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提出来的）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例如，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还有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人就由此否定《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反对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反对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的原理，提出消灭私有制是空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有人看到私营企业主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积极作用，就否定他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关系，否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关系，不讲劳资关系，只讲劳动关系，甚至否定阶级，用模糊的阶层概念来取代阶级。而为了否定剥削，进而否定劳动价值论，主张要素价值论，提出资本也创造价值。有人为了论证所谓的“和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否定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杜撰了个“和谐马克思主义”，要求“转换思维方式”，来同所谓“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说到这里，我想起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讲话中的一个提法。他说，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比较好。他强调，“我们这一套是一国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他反对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主张“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请马、恩、列、斯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⑦
这一段话，讲的是毛泽东思想，但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前中国条件下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分店”。这个“分店”，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因此，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是中国的，是“一国经验”，而不是“总店”，别的国家可以择其有用者进行借鉴，但不能说成是某种可以到处搬用的“模式”。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分店”。
但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言论，充斥主流报刊，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⑧
当务之急是要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反对什么并不存在的“垄断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6日。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9～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⑧习近平：《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学习时报》2010年10月25日。
怎么判断当前理论战线的主要错误倾向？显然有两种判断，一是认为主要问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潮也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流派，不是同它们划清界限，而是包容它们，听任它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自由泛滥；一是认为主要问题是“垄断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不同意我的解释，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只准照搬某种模式，不允许别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具体国情进行探索。
一、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样的行为构成“垄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标签，不是随便什么思潮，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②坚持这些基本原理，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否定、抛弃这些基本原理，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了，就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者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一切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这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叫做“垄断马克思主义”。要知道，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往往也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它搞成一种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东西。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③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种事情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混淆视听，能够迷惑群众。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列宁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现在有人说，列宁批判修正主义，是想垄断马克思主义，好像在那个时代，除了列宁主义，其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伯恩施坦虽然不赞成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但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他们提出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搞成一条线，仿佛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是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就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搞得成了孤家寡人。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要有一个标准，即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抛弃、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也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了。
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性质。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杂烩，其中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尽管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属于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为数并不少。不要在“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口号下，模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有的学派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前提下，是可以团结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了。至于把反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听着就十分荒唐。
同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要把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假马克思主义，当作垄断马克思主义。应该充分肯定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不要自己不参加这种斗争，反而在这种斗争面前指手画脚，这在当前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
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它在具体条件下的运用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就作了这样的区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的时候给德文版写了个序言，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他们专门提到，根据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这个纲领现在有的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4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经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④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分开来看待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不会过时的，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则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过时，需要修改，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得出新的结论，也就是说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具体结论上，需要发展。这段话表明，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会过时，或者它有对有错，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结论，需要不断发展、创新。谁也不能把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当作是唯一正确的东西，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准别人进行新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它是工人阶级观察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它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科学的，不是有对有错的，它具有普遍意义，既不会由于国情不同而不适用，也不会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领域我们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有丝毫动摇。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领域都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允许违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垄断马克思主义”来批评，这是完全错误的。 同时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它们是一个系统，而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各种论断的汇集。如果抛弃、否定了其中一个论断，其他论断就会随之被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系也就瓦解了。形象地说，它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扔掉一个，其他还在；它们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否定了其中一个基本原理，按照理论逻辑推论下去，其他原理也就站不住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就会被否定。举一个例子。本世纪初，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有人提出不仅劳动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也参与创造价值，主张要素价值论。好像否定劳动价值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似的。殊不知劳动价值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就没有了依据，而没有剩余价值学说，就解释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看不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科学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根据。这样，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瓦解了。从革命斗争的实践来说，劳动价值论也是我们建立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回答了谁养活谁的问题，揭示了真实的阶级关系，从而从理论上说明了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自已的政党，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回过头来看，那场围绕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有着原则的意义，决不是孤立的某个学术观点的争论。坚持劳动价值论，我们才有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而也才有可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不能随意地说，马克思主义某个原理是错误的，更不能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理当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讲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有人想否定某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它是空想，或说它过时了。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成为一种时尚。这是十分危险的，那会毁灭整个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是僵化的、停滞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它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解决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问题。离开具体国情，离开革命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只是空洞的原则，一点用处也没有。它好比一把好箭，但老拿在手上把玩，不向“的”射出去，岂不是毫无用处了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革命斗争所处的条件不一样，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自身所处的环境得出的具体结论必然也是不一样的，在英国与在法国不一样，在法国与在德国不一样，在德国又与在俄国不一样，照搬别国模式必然是要失败的。毛泽东曾把这一点概括为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既要坚持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实现基本原理的具体道路。我们讲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说要挑马克思的错，否定某些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情况、新的形势，得出新的结论。
毛泽东也是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他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⑤
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着。20世纪初，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俄国实际情况，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列宁主义。在我们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邓小平等几届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但不管怎么发展，有一条是不变的：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根子，无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这个根子上生长出来的枝叶。离开这个根子，就活不了了。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谈得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呢！
三、“垄断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指利用某种特殊权势，把结合本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强加给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不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形象地说，这就是“老子党”的思想，只能照搬我的观点、我的模式，不准别人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探索。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共产党与其他兄弟党的关系。当时苏联共产党利用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利用它客观上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头”的地位，把自己的一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作法，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有的是正确的，可以学习；有的是根据苏联国情提出来的，不能照搬到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去；有的则是错误的），当作唯一正确的模式，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去，迫使他们照搬自己的模式，只能跟着他走，亦步亦趋，不准这些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叫做“对对表”，要求步调完全一致。如果你想结合本国国情做点探索，他就给你扣上一顶“民族共产主义”的帽子，就要制裁、打压。
对于这种“垄断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从内容来说，赫鲁晓夫的“垄断马克思主义”，不是说他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赫鲁晓夫恰恰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者，而是说他要求兄弟党全盘照搬苏联的具体观点、具体作法，全盘接受苏联的所有观点，不允许有不同观点，不允许有不同做法。第二，从条件来说，必须具备“中心”“头儿”的地位，否则别人也不会接受“垄断”。“垄断”是相对于“服从”来说的，没有人服从，也就谈不上垄断了。1986年11月，邓小平针对苏联的“老子党”的做法，明确指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也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⑥ 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垄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再存在，现在谁还能“唯我独马”，还能“垄断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探索，怎样在本国具体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付诸实践。谁也不会去照搬别国的一套做法了，听命于哪个“中心”了（连这个“中心”也找不到了）。即使有人想“垄断”，也“垄断”不成了，因为没人听你那一套。现在耸人听闻地宣传，垄断马克思主义会酿成灾难，真是无的放矢，有点堂·吉可德大战风车的味道。
在不可能出现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喧嚷“垄断马克思主义会酿成灾难”，目的何在呢？说白了，就是不准批判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你一批判，那就是“垄断马克思主义”，就会“酿成灾难”！
四、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十八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大政方针问题上不得妄议中央。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不得发表有悖《党章》的言论。提倡“看齐意识”，与党中央看齐，与总书记看齐。有的人不赞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反对“党校必须姓党”“媒体必须姓党”，必须按照党中央的口径发声，于是打出反对“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否定“看齐”的科学性和必要性。这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强调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强调“看齐”意识，并不是说中央“垄断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第一，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它是科学的、正确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又符合中国的国情，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第二，这是共产党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客观要求。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各种派别糅合在一起的松散的联合体（那样的组织是毫无战斗力的），而是一个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因而能够成为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党内绝不能允许存在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一致的声音，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这就是党的政治纪律，不遵守这条纪律，是不能留在党内的。这同“垄断马克思主义”是毫不相干的。
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从延安整风以来，我们党明确了一个根本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两者缺一不可。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
应该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妨碍贯彻这一原则的主要错误倾向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教条主义，照搬外国做法，脱离中国实际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错误倾向则是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且不说那些赤裸裸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等泛滥成灾，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一些领域占据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这种严重情况，即使在标榜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队伍里，也往往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立起来，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或隐或显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有一些理论家提出，有两个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那是“原生态”或“次生态”的东西，不能回答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管用了；另一个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现生态”的，它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才管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立起来，用后者否定前者，不承认贯彻始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统一的、正确的。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两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只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
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对有错，我们要坚持它的对的内容，扬弃它的错误的内容。按照他们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主要的问题是存在“空想”成分，这不仅《哥达纲领批判》里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里也有，甚至认为克服这些“空想成分”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我们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要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纠正马克思主义中的错误东西，实际上是不赞成（至少是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国内一家大报曾刊登一位著名理论家写的一篇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提出之所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他没有说。推测起来，也许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里有错误的或者过时的东西吧。其实，他的逻辑就不对：既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么就应该抛弃它，换一个指导思想，而不是把它中国化。错的东西，怎么中国化，也是错的，无论你怎么推进中国化也无法解决中国问题。
还有人提出“苏马非马”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是错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列宁斯大林篡改过的马克思主义，“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任务在于批判“苏马”，正本清源，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了，同时完全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错了，现在需要更换指导思想。他没法回答一个问题：怎么在错误指导思想指导下，革命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能取得成功？
还有一位著名科学社会主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他忘记了习近平的一个重要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自外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根子，就无法存在于世。 有人经常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立起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做法（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提出来的）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例如，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还有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人就由此否定《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反对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反对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的原理，提出消灭私有制是空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有人看到私营企业主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积极作用，就否定他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关系，否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关系，不讲劳资关系，只讲劳动关系，甚至否定阶级，用模糊的阶层概念来取代阶级。而为了否定剥削，进而否定劳动价值论，主张要素价值论，提出资本也创造价值。有人为了论证所谓的“和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否定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杜撰了个“和谐马克思主义”，要求“转换思维方式”，来同所谓“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说到这里，我想起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讲话中的一个提法。他说，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比较好。他强调，“我们这一套是一国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他反对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主张“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请马、恩、列、斯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⑦
这一段话，讲的是毛泽东思想，但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前中国条件下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分店”。这个“分店”，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因此，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是中国的，是“一国经验”，而不是“总店”，别的国家可以择其有用者进行借鉴，但不能说成是某种可以到处搬用的“模式”。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分店”。
但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言论，充斥主流报刊，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⑧
当务之急是要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反对什么并不存在的“垄断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6日。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9～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⑧习近平：《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学习时报》2010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