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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者》以上海为背景，与历来上海都市文学不同的是，严歌苓通过气味来构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抓住刺鼻难闻的气味对上海环境、城市边缘人和人性转变的构建，展现小人物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信仰和人性的崩塌，以此来控诉战争的残酷。
从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到《天浴》再到《花儿与少年》等，严歌苓的小说多以“文革”历史和移民美国的生活经历为创作题材。2009年出版的《寄居者》则远离严歌苓的现实经验，讲述了华裔女孩玫和彼得、杰克布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爱情纠葛，书写移民群体的坎坷命运。《寄居者》中上海是人物出场、故事发生的背景，严歌苓根据其自身对上海的独特感受，通过对城市的气味书写来构建上海所暗藏的糟糕残酷，展现上海不同以往繁华热闹的一面，以此来控诉战争对文明的破坏。
一、气味对上海环境的构建
20世纪初，上海这个有“东方巴黎”称号的世界港口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很多作家的写作源泉，从茅盾的《子夜》起至今，以上海都市为背景的作品从未间断。出生于上海的严歌苓对这个城市同样有难以割舍的情结，她说：“我觉得我写上海是凭着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上海人的那种血液，我必然对上海有一种直觉。”严歌苓基于独特的移民身份和内在对上海的认同感，通过气味来描写上海脏乱臭的生存环境，展示灯红酒绿之下底层环境的恶劣和腐朽。
（一）上海气味的糟糕
莫言说过：“我认为有气味的小说是好的小说。有自己独特气味的小说是最好的小说。”气味通常和大脑中最深处的情感有联系，引起潜意识中隐藏的记忆和情感，因此作家创作时往往会将内在情感通过气味表达出来。严歌苓对上海的书写就是以气味进行的，她说：“我对上海的很多记忆都是关于气味的，上海的气味好像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寄居者》中上海的气味大多是“臭熏熏”的，“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
《寄居者》中上海有严苛的等级：“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作人……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在这样一个歧视严峻的年代，严歌苓有意识地淡化主流历史，将笔触延伸到被历史忽视的角落——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人和移民者身上。严歌苓从上海的气味出发，通过捕捉刺鼻、难闻的气味对这些群体糟糕的生存环境进行描写，展现上海浮华动荡表面之下内在的肮脏和混乱。
（二）生存环境的恶劣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全世界的人如果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的异类，然而夜夜笙歌的洋场下暗藏无尽的脏臭和血淋林的黑暗，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是底层边缘人无法逃脱的。
彼得逃至上海，走出船舱闻到的便是上海的臭味，“广漠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这样的气味从彼得踏进这座城市起从未散去，在和玫约会时，笼罩他们的是萨克斯音乐映衬下的鱼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气味。混迹江湖的杰克布同样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泥土地在搭这个工棚前一定长过白菜萝卜，施过上海弄堂来的粪肥，夜里返潮，一股悠久的臭气”。这个半年多前没见识过抽水马桶以外如厕工具的男人却寄居在如此一塌糊涂的生活环境下。不止如此，就连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的生存条件也是举步维艰。凯瑟琳在战争导致的“闹粮荒”中被迫改掉吃零食的习惯，“凯瑟琳的糕点盒子全空了，漏在缝里的饼干渣一股哈喇味”。租界沦陷后，别说糕点，就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难以维持，“老旧的房子在雨季一股朽木气味”。为解决日常开销，玫和凯瑟琳开始变卖东西，甚至到最后不得不靠变卖房子，以此获得经济的来源。
严歌苓没有直接对上海环境进行描写，而是捕捉无处不在的气味展现底层人民生活环境的恶劣，“我不能为上海狡辩啥，这个城市的确臭烘烘的。坏气味有一部分来自尸体，晦暗角落里常常卧着趴落苍蝇的尸体”。他们生存环境的糟糕不仅来自上海本身，同样来自战争对人的吞噬。
二.气味对城市边缘者的构建
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上海对于底层人民而言只是一个寄居的地方。严歌苓通过恶臭的气味刻画他们寄居环境的同时，也塑造了恶劣环境下的城市边缘者形象，描写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展现恶劣环境下底层群体的不同反应，表现战争对人造成的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进而进行审视和反思。
（一）难民群体的挣扎
犹太难民是二战寄居在上海的很大一批流散者，在其他国家拒绝他们的移民申请后，上海成了唯一可以收留这个群体的城市。然而，这些难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他们统一寄居在由废弃仓库改装的大营房里，一旦当中有人患上突发传染病，病毒就会蔓延。当玫再看到彼得時，他污秽的身子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文中写道：“你该闻闻那气味！一个人没死就开始腐朽的气味！”恶劣的生活环境将优雅的彼得变成一具受传染病折磨的躯体，但他依旧严谨地扣着每一颗纽扣，为了掩盖臭气甚至涂了半瓶古龙水，尽力维持着自己的尊严，做事细致、严谨的彼得正是这些寄居在别国领土的群体的真实写照。
面对大规模驱逐和屠杀时，难民们依旧努力认真地生活着。“我周围都是穿着熨得一丝不苟的旧西装、许久没有洗过澡的难民们。高涨的热情把体味蒸发上去……几乎会毒死在其他同伴的体味中。”即便生活艰辛也极力维持着尊严和信仰，他们对于生活和信仰的热情不会消退。在“阴魂不散的菜市场垃圾气味”笼罩的环境下，难民们依旧进行着社团活动，建立精神家园，内在的信仰和文化才是他们流动的疆土，信仰支撑他们在残酷的寄居环境中顽强生存。
（二）上海市民的麻木
“在一个国家拥有公民身份，但却被剥夺了民族，也就无异于被抛掷到无家的荒漠。”即便是在自己的国家，当时的中国人也同样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边缘人。在家国沦丧的危难时刻，这些小市民依旧过着自己的小日子。“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他们没有归属感，也没有可以扎根的地方，在恶劣肮脏的环境下依然安稳地过自己的生活，“一场暴雨使虹口的许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苏州河支流，孩子们坐在四腿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这些底层人民在战争侵略和种族歧视双重的压迫下丝毫没有反抗和挣扎，麻木迷茫地生活着，“什么人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 这种麻木无情同样来自抗日学生身上，面对日军种种恶行时他们保持高涨的热情进行反日宣传。但当日军发现这些抗日分子，要求他们主动承认时，学生们畏畏缩缩，生怕受到牵连。当无辜的玫被误认为是抗日分子时，这些“勇士”早在父母掩护下逃离了是非之地，而被关押在拘留室的玫却因温世海为保全自己的招供遭受了非人的待遇，“粪便和血的气味，以及腐烂稻草的气味在六月梅雨季发酵，滋养了一个庞大的蚊子王国”。
同樣寄居于上海，难民群体在异国恶劣环境中坚守信仰，尽可能保持尊严；而很多底层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反抗意识，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们依旧麻木苟活。于是，玫说：“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严歌苓通过两个群体的对照进行反思，认为只有丧失精神家园和信仰才是真正的寄居者。
三、气味对人性转变的构建
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时，人性往往会发生一定的转变，这种转变看似是因为战争带来的偶然，实质上任何偶然都包含着必然，这种必然便是人的内在本质的选择。严歌苓在《寄居者》中巧妙地刻画和玫相恋的两个男人周遭气味的变化，展现彼得和杰克布在面对严酷的战争环境时选择的不同人生道路，表现在这种困境之下人性所散发出的高尚与邪恶。
（一）人性的冷酷自私
对于玫而言，和她在法国餐馆相遇的彼得拥有优越的成长环境，即便生活落魄也不失绅士风度。但正是高贵优雅的彼得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下，逐渐动摇了自己的坚守，将一直信仰的善良和敬业抛掷。等玫从美国回到上海时，这时彼得身上的气味已从“药皂气味”变成“海绵浴的檀香皂气味”，他也不再穿着杂货铺里带着现烤“贝狗”香味和樟脑球味的最便宜的白衬衫。严歌苓通过描写彼得身上气味的改变，不动声色地暴露出这个气质儒雅的男人人性中的无情自私。
为了让全家从肮脏的难民营里搬出来，为了能够顺利去美国，他开始不顾一切地赚钱，“彼得说他在上海可饱受了做下等人的滋味……再说他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想到母亲和妹妹走街串巷，推销伞具”。于是，这个美好的男孩变成了吸血恶魔，他像奸商一样囤积粮食，造成人为的粮食恐慌，趁机哄抬米价从中捞油水。他还违背医生的道德准则，高价倒卖药品，甚至为了钱见死不救。彼得不择手段从不法勾中获取利益，忽视生命的价值，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将内在人性的异化彻底暴露。
（二）人性的自我发现
前往上海淘金的杰克布除了长相和彼得相似，是完全不同于彼得的花花公子。“房间还有一股杰克布的气味。为了和我约会，他往身上洒了过量的‘克隆4711’。”杰克布玩世不恭，粗鄙圆滑，是父亲口中的“败类”，是玫心中可榨取价值的“人渣”。然而，正是这个贪得无厌的人从两记耳光开始思考“迫害”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人认为他天生有权利迫害另一些人”。
随后，杰克布在社团活动和信仰坚守中产生了强烈的同胞认同感，“寄居者们要靠人多势众壮胆，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体”。最终，杰克布在残酷的战争和迫害环境中走向一条武装抗日的道路。“黄酒有一股泥腥味，喝到嘴里就满口混浊。杰克布一口干了他的酒。”在适应上海的过程中，杰克布的人性也慢慢转变，从未睡过除席梦思以外的床的杰克布却能够在四周都是粪肥的臭气的工棚里读书、工作、安寝。他在如此恶劣艰苦的环境中坚守着对战争和歧视的反抗，实现了人性的自我发现。
彼得和杰克布人性的转变是围绕玫的感情进行的，这是一场人性自私和高尚的较量。在这样的变化中，玫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于是，在准备和彼得乘船离开上海的那一刻，她幡然醒悟，“头也不回地向上海乌烟瘴气、臭烘烘的岸跑去”。玫用行动对杰克布人格的健全和人性的高贵进行肯定，更是对残酷的环境下人性腐蚀的控诉。
四、结语
严歌苓基于移民的特殊身份和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书写上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大众熟知的灯红酒绿的洋场，是所有人都向往的东方巴黎、欲望都市，这个时期对上海的书写也大多围绕于此。严歌苓在《寄居者》中却反其道，将目光投射到底层上海的生活环境，她没有直接、正面地叙写战争给底层人民的造成的生活、精神的伤害，而是抓住气味能够给人直观的感受、唤起人的记忆的特性，用气味来构建上海，通过底层上海臭熏熏的气味塑造浮华、混乱的城市中小人物的生存环境，展现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人们对信仰、人性的思考，由这些城市边缘人的命运折射出战争侵略对信仰的击溃和对人性的腐蚀。
（湖南理工学院）
作者简介：周君颖（1995-），女，浙江衢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现当代文学。
从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到《天浴》再到《花儿与少年》等，严歌苓的小说多以“文革”历史和移民美国的生活经历为创作题材。2009年出版的《寄居者》则远离严歌苓的现实经验，讲述了华裔女孩玫和彼得、杰克布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爱情纠葛，书写移民群体的坎坷命运。《寄居者》中上海是人物出场、故事发生的背景，严歌苓根据其自身对上海的独特感受，通过对城市的气味书写来构建上海所暗藏的糟糕残酷，展现上海不同以往繁华热闹的一面，以此来控诉战争对文明的破坏。
一、气味对上海环境的构建
20世纪初，上海这个有“东方巴黎”称号的世界港口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很多作家的写作源泉，从茅盾的《子夜》起至今，以上海都市为背景的作品从未间断。出生于上海的严歌苓对这个城市同样有难以割舍的情结，她说：“我觉得我写上海是凭着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上海人的那种血液，我必然对上海有一种直觉。”严歌苓基于独特的移民身份和内在对上海的认同感，通过气味来描写上海脏乱臭的生存环境，展示灯红酒绿之下底层环境的恶劣和腐朽。
（一）上海气味的糟糕
莫言说过：“我认为有气味的小说是好的小说。有自己独特气味的小说是最好的小说。”气味通常和大脑中最深处的情感有联系，引起潜意识中隐藏的记忆和情感，因此作家创作时往往会将内在情感通过气味表达出来。严歌苓对上海的书写就是以气味进行的，她说：“我对上海的很多记忆都是关于气味的，上海的气味好像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寄居者》中上海的气味大多是“臭熏熏”的，“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
《寄居者》中上海有严苛的等级：“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作人……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在这样一个歧视严峻的年代，严歌苓有意识地淡化主流历史，将笔触延伸到被历史忽视的角落——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人和移民者身上。严歌苓从上海的气味出发，通过捕捉刺鼻、难闻的气味对这些群体糟糕的生存环境进行描写，展现上海浮华动荡表面之下内在的肮脏和混乱。
（二）生存环境的恶劣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全世界的人如果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的异类，然而夜夜笙歌的洋场下暗藏无尽的脏臭和血淋林的黑暗，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是底层边缘人无法逃脱的。
彼得逃至上海，走出船舱闻到的便是上海的臭味，“广漠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这样的气味从彼得踏进这座城市起从未散去，在和玫约会时，笼罩他们的是萨克斯音乐映衬下的鱼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气味。混迹江湖的杰克布同样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泥土地在搭这个工棚前一定长过白菜萝卜，施过上海弄堂来的粪肥，夜里返潮，一股悠久的臭气”。这个半年多前没见识过抽水马桶以外如厕工具的男人却寄居在如此一塌糊涂的生活环境下。不止如此，就连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的生存条件也是举步维艰。凯瑟琳在战争导致的“闹粮荒”中被迫改掉吃零食的习惯，“凯瑟琳的糕点盒子全空了，漏在缝里的饼干渣一股哈喇味”。租界沦陷后，别说糕点，就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难以维持，“老旧的房子在雨季一股朽木气味”。为解决日常开销，玫和凯瑟琳开始变卖东西，甚至到最后不得不靠变卖房子，以此获得经济的来源。
严歌苓没有直接对上海环境进行描写，而是捕捉无处不在的气味展现底层人民生活环境的恶劣，“我不能为上海狡辩啥，这个城市的确臭烘烘的。坏气味有一部分来自尸体，晦暗角落里常常卧着趴落苍蝇的尸体”。他们生存环境的糟糕不仅来自上海本身，同样来自战争对人的吞噬。
二.气味对城市边缘者的构建
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上海对于底层人民而言只是一个寄居的地方。严歌苓通过恶臭的气味刻画他们寄居环境的同时，也塑造了恶劣环境下的城市边缘者形象，描写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展现恶劣环境下底层群体的不同反应，表现战争对人造成的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进而进行审视和反思。
（一）难民群体的挣扎
犹太难民是二战寄居在上海的很大一批流散者，在其他国家拒绝他们的移民申请后，上海成了唯一可以收留这个群体的城市。然而，这些难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他们统一寄居在由废弃仓库改装的大营房里，一旦当中有人患上突发传染病，病毒就会蔓延。当玫再看到彼得時，他污秽的身子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文中写道：“你该闻闻那气味！一个人没死就开始腐朽的气味！”恶劣的生活环境将优雅的彼得变成一具受传染病折磨的躯体，但他依旧严谨地扣着每一颗纽扣，为了掩盖臭气甚至涂了半瓶古龙水，尽力维持着自己的尊严，做事细致、严谨的彼得正是这些寄居在别国领土的群体的真实写照。
面对大规模驱逐和屠杀时，难民们依旧努力认真地生活着。“我周围都是穿着熨得一丝不苟的旧西装、许久没有洗过澡的难民们。高涨的热情把体味蒸发上去……几乎会毒死在其他同伴的体味中。”即便生活艰辛也极力维持着尊严和信仰，他们对于生活和信仰的热情不会消退。在“阴魂不散的菜市场垃圾气味”笼罩的环境下，难民们依旧进行着社团活动，建立精神家园，内在的信仰和文化才是他们流动的疆土，信仰支撑他们在残酷的寄居环境中顽强生存。
（二）上海市民的麻木
“在一个国家拥有公民身份，但却被剥夺了民族，也就无异于被抛掷到无家的荒漠。”即便是在自己的国家，当时的中国人也同样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边缘人。在家国沦丧的危难时刻，这些小市民依旧过着自己的小日子。“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他们没有归属感，也没有可以扎根的地方，在恶劣肮脏的环境下依然安稳地过自己的生活，“一场暴雨使虹口的许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苏州河支流，孩子们坐在四腿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这些底层人民在战争侵略和种族歧视双重的压迫下丝毫没有反抗和挣扎，麻木迷茫地生活着，“什么人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 这种麻木无情同样来自抗日学生身上，面对日军种种恶行时他们保持高涨的热情进行反日宣传。但当日军发现这些抗日分子，要求他们主动承认时，学生们畏畏缩缩，生怕受到牵连。当无辜的玫被误认为是抗日分子时，这些“勇士”早在父母掩护下逃离了是非之地，而被关押在拘留室的玫却因温世海为保全自己的招供遭受了非人的待遇，“粪便和血的气味，以及腐烂稻草的气味在六月梅雨季发酵，滋养了一个庞大的蚊子王国”。
同樣寄居于上海，难民群体在异国恶劣环境中坚守信仰，尽可能保持尊严；而很多底层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反抗意识，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们依旧麻木苟活。于是，玫说：“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严歌苓通过两个群体的对照进行反思，认为只有丧失精神家园和信仰才是真正的寄居者。
三、气味对人性转变的构建
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时，人性往往会发生一定的转变，这种转变看似是因为战争带来的偶然，实质上任何偶然都包含着必然，这种必然便是人的内在本质的选择。严歌苓在《寄居者》中巧妙地刻画和玫相恋的两个男人周遭气味的变化，展现彼得和杰克布在面对严酷的战争环境时选择的不同人生道路，表现在这种困境之下人性所散发出的高尚与邪恶。
（一）人性的冷酷自私
对于玫而言，和她在法国餐馆相遇的彼得拥有优越的成长环境，即便生活落魄也不失绅士风度。但正是高贵优雅的彼得在艰难的生存困境下，逐渐动摇了自己的坚守，将一直信仰的善良和敬业抛掷。等玫从美国回到上海时，这时彼得身上的气味已从“药皂气味”变成“海绵浴的檀香皂气味”，他也不再穿着杂货铺里带着现烤“贝狗”香味和樟脑球味的最便宜的白衬衫。严歌苓通过描写彼得身上气味的改变，不动声色地暴露出这个气质儒雅的男人人性中的无情自私。
为了让全家从肮脏的难民营里搬出来，为了能够顺利去美国，他开始不顾一切地赚钱，“彼得说他在上海可饱受了做下等人的滋味……再说他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想到母亲和妹妹走街串巷，推销伞具”。于是，这个美好的男孩变成了吸血恶魔，他像奸商一样囤积粮食，造成人为的粮食恐慌，趁机哄抬米价从中捞油水。他还违背医生的道德准则，高价倒卖药品，甚至为了钱见死不救。彼得不择手段从不法勾中获取利益，忽视生命的价值，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将内在人性的异化彻底暴露。
（二）人性的自我发现
前往上海淘金的杰克布除了长相和彼得相似，是完全不同于彼得的花花公子。“房间还有一股杰克布的气味。为了和我约会，他往身上洒了过量的‘克隆4711’。”杰克布玩世不恭，粗鄙圆滑，是父亲口中的“败类”，是玫心中可榨取价值的“人渣”。然而，正是这个贪得无厌的人从两记耳光开始思考“迫害”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人认为他天生有权利迫害另一些人”。
随后，杰克布在社团活动和信仰坚守中产生了强烈的同胞认同感，“寄居者们要靠人多势众壮胆，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体”。最终，杰克布在残酷的战争和迫害环境中走向一条武装抗日的道路。“黄酒有一股泥腥味，喝到嘴里就满口混浊。杰克布一口干了他的酒。”在适应上海的过程中，杰克布的人性也慢慢转变，从未睡过除席梦思以外的床的杰克布却能够在四周都是粪肥的臭气的工棚里读书、工作、安寝。他在如此恶劣艰苦的环境中坚守着对战争和歧视的反抗，实现了人性的自我发现。
彼得和杰克布人性的转变是围绕玫的感情进行的，这是一场人性自私和高尚的较量。在这样的变化中，玫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于是，在准备和彼得乘船离开上海的那一刻，她幡然醒悟，“头也不回地向上海乌烟瘴气、臭烘烘的岸跑去”。玫用行动对杰克布人格的健全和人性的高贵进行肯定，更是对残酷的环境下人性腐蚀的控诉。
四、结语
严歌苓基于移民的特殊身份和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书写上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大众熟知的灯红酒绿的洋场，是所有人都向往的东方巴黎、欲望都市，这个时期对上海的书写也大多围绕于此。严歌苓在《寄居者》中却反其道，将目光投射到底层上海的生活环境，她没有直接、正面地叙写战争给底层人民的造成的生活、精神的伤害，而是抓住气味能够给人直观的感受、唤起人的记忆的特性，用气味来构建上海，通过底层上海臭熏熏的气味塑造浮华、混乱的城市中小人物的生存环境，展现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人们对信仰、人性的思考，由这些城市边缘人的命运折射出战争侵略对信仰的击溃和对人性的腐蚀。
（湖南理工学院）
作者简介：周君颖（1995-），女，浙江衢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