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东仁的《土豆》(1925)和李泰俊的《农民》(1939)是韩国现代文学中描绘华人形象的代表作品。《土豆》中的"王掌柜"是首次出现在韩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华人形象,也是当时朝鲜社会剧增的华人的典型代表。然而,该形象被描写成非道德的、反社会的人物,而促使这一形象生成的中心媒介就是"金钱"。透过该人物形象,可以窥视到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朝鲜社会对华人的看法。《农民》中的华人形象是聚集韩中矛盾焦点的主人公。但是,评价以万宝山事件为背景出现的这些华人形象时,需要了解当时韩中之间的民族矛盾是由日本的殖民政策和舆论炒作所造成的,只有对这些深层次的原因进行分析,才能以正确的逻辑进行思考。但是,以万宝山事件为背景进行叙述的小说《农民》并没有抓住这点,只以朝鲜人取得水路开垦的胜利而收尾,并把与朝鲜人对峙的华人集团塑造成暴力团体,可以说,这是创作过于疏懒的结果。这种试图将超越意识形态的问题集中在民族层面的文学形象化,对后来朝鲜对华(人)的认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批判的视角来解读这部作品。